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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枢神经系统内,我们发现了上千种性别差异,但是只有屈指可数的差异与行为中的性别差异有着很清楚的联系。非常好的例子是在脊髓里发现的,……我们尚且不知道还有多少其他功能受到了性别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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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会让一些人震惊,尤其是一些科学家和畅销书作家,他们是否愿意把人类大脑的性别差异和复杂多面的行为,比如,把擅长数学、具备同情心或照顾小孩的特性,联系在一起呢? 但客气地说,这些猜测是乐观的。特定的大脑特征和特定的行为方式间没有联系。相反,我们如何思考、如何感知、如何表现,这些通常都是神经系统的复杂产物,其中有很多不同的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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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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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问题的重点不是大脑是无性的或我们不应该研究大脑中的性效应(只是为了记录,我从不持这一观点)。 几名神经科学家已经提出,因为性别中的基因和荷尔蒙差异会从各个层面(散布于整个大脑,而不仅仅是与生殖有关的几个区域)影响大脑的发育和工作,所以调查和了解这些过程也许尤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在某些脑疾病和病态思维上,为什么一类性别可能比另一类性别更脆弱。反过来,这可能会为潜伏的病因和治疗方案提供有用的线索。 关键是,即使大脑中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也可能对行为没多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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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与直觉相悖。多伦多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吉利安·爱因斯坦作过一场题为《什么时候差异会改变世界?》的演讲,其中主要提及了她在研究中遭遇这种情况时的疑惑。 正如她所解释的:一方面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雌性激素和胚层胚胎有力地影响着大脑细胞的生长、调整和联系。然而另一方面,他们通过一丝不苟的实验室工作确认,月经周期中的雌性激素和孕激素水平并没对健康女性的情绪造成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不仅与流行的神乎其神的说法相反,也与1000个讥嘲女性的玩笑相反——比如载入史册的唐纳德·特朗普先生 ——预测情绪的重要因素不是以月为单位,而是受压力、社会支持和身体健康的影响。 正如吉利安·爱因斯坦所说,她也经历过“一段难过的时间”。很明显,说白了就是,“如果你影响了神经元,就影响了大脑;影响了大脑,就影响了精神状态”。然而,这并不是她发现的规律。吉利安·爱因斯坦的结论是:性效应(比如荷尔蒙的变化)必须在更大的环境中进行观察,这是因为大脑中还有许多其他的神经化学过程,同时“它需要大量的神经元调动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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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更为宏观的研究出发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可能性。如果大脑中某些性别差异的存在目的是为了抵消其他的差异呢?举个例子,数字3和2与数字4和1,这两组数字都是完全不同的,但它们一旦相加,就会得出同样的总和。同样地,马萨诸塞州大学波士顿分校的心理学家西莉亚·摩尔指出,不同的大脑可以通过不同的神经路径到达同样的终端。 其中,先入为主的进化论偏见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今日心理学》的博客上发布了一篇由芝加哥大学的心理学家达里奥·马斯特赫皮瑞所写的文章——《新研究证实,男人的思想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文中指出,“从进化的角度看,两性间巨大的人格差异意义非凡”。 从这个概念出发,假设大脑中任何特定的性别差异(或荷尔蒙)都有助于使两性的行为有所不同,那么,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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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很容易被忽视,即男性和女性在一定程度上都需要类似的行为举止,以度过日复一日的生活,所以,进化要求他们各自的身体必须衍生出一种方式来实现这个目标。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在由性别导致的体格壮观程度上的差异的榜单上排名尤其靠后。正如西方大学社会学家丽莎·韦德所指出的,“如果人类的二态性(一个物种分成形态上不同的两群的现象)像海豹一样,那么人类男性平均会比女性高6英尺,体重则会达550磅”。 相比之下,除了生殖器以外,女性和男性的身体从荷尔蒙到身高的每部分都有重叠,但仍有平均生理差异。因此,请记住“男性和女性的神经系统都已经进化到能非常好地控制行为的地步了”。荷兰生物学家基尔特·德·弗里斯及其同事建议,我们不能假设神经生物学上的性别差异总会创造行为差异。实际上,它们只是有时可能会“制造”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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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会颠覆传统性别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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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特·德·弗里斯提出了“三补偿” 原则,能够体现出这一原则的一个完美例子来自于鸟鸣的神经科学。最近,安妮·福斯特·斯特林在《性/性别:社会世界的生物学》 中解释道,将大脑中的性别差异和行为上的性别差异联系起来,鸣禽是其中为数不多的成功例子之一。比如雄性金丝雀大脑中的“控制鸣啭”区域比雌性的更大、更密集,而且这直接关系着雄性能否出色演唱。这和其他鸣禽种类的大脑区域一样,有着类似的、重大的性别差异,比如,非洲森林的织布鸟,其雄性的“控制鸣啭”区域是雌性的1.5倍。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个物种虽然在大脑的“控制鸣啭”区域上存在着巨大的性别差异,但它们却会一起歌唱。这是因为雌鸟唱歌时调动的基因区域“表达”(产生大脑预警的蛋白质)的速度比雄性更快,以此补偿其相对较小的神经系统区域。对此,安妮·福斯特·斯特林解释道,事实上,“基因的速度优势抵消了规模优势,从而产生了平衡的歌唱能力”。 也就是说,织布鸟存在着另外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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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解说和原理仍然能很好地解释大脑中的性别差异和行为上的性别差异有联系,但老鼠和其他动物就没有性别完全平等的生活方式了。是的,大脑的性别差异被证明是更加凌乱和复杂的,相对于从前的观点,更是有很大变化。某种意义上,比起把性作为很多互动因素之一的这种旧式观点,性因素的影响程度甚至少了,它也不再扮演一个大脑发育负责人的角色,而是一个单一的、清晰的、可预测的互动因素。然而,所有这些莫名其妙导致产生某些特定的行为类型的情况在男性中更常见,而其他行为类型则在女性中更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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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公允的观点,但很容易被误解为一个平稳的缓冲,认为是环境因素的影响允许行为中出现性别差异。 几十年前,西莉亚·摩尔发现,新生雄老鼠尿液中的睾酮水平很高。相比之下,母鼠舔雄鼠仔肛门的次数比舔雌鼠仔的次数更多。她发现,这些额外的舔肛行为会刺激幼仔大脑区域中性差异的发育,形成基本的交配行为。 最近发现,母鼠更爱舔雄鼠仔的肛门这一行为和大脑中的遗传效应相关,也和年幼的雄鼠的行为方式相关。这一行为是其未来生殖事业的一个重要前兆。 换言之,母鼠的行为影响着雄鼠的大脑和性行为,导致其发展得与雌鼠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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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宠爱虽然是进化策略的关键,但会促成基本的雄性性行为吗?这似乎不太寻常。如此重要的部分难道不该是由基因的组合方式决定吗?但发育生物学家几十年前就已经指出,后代不只是遗传基因,他们还会继承一个完整的“发育系统”——生存地的生态遗产、物理环境和结构;父母、亲戚、同事的社会遗产;以及其他人在后代成长、学习时所提供的重要的、可靠的帮助。 雌老鼠生来就注定会成为一名舔子女肛门区的母鼠。灵长类动物一出生,就注定能获得4周的水果。换言之,值得信赖的发育构建模块很稳定,也很持久。但遗传物质并不是其唯一的来源。为什么不利用这一因素呢?恰如汽车工程师不会介意,把微型原油蒸馏器设计在汽车上,因为这对司机来说,意味着加油站就在身边。悉尼大学的科学哲学家保罗·格里菲思这样解释道:“事实上,自然选择并不会偏爱能轻而易举地弥补发育缺陷的特征。” 比如灵长类动物失去了合成维生素C的能力,是因为维生素C在水果树上是现成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保留这种能力呢?同样地,如果一只母鼠疯狂舔子女肛门的行为,被雄性幼仔连同DNA一起继承下来,那么之后,自然选择肯定会好好利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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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我们人类没有将舔肛门作为一种手段,为男性和女性提供不同的发育系统。但我们所列的又是被称作性别社会化的清单可以是永无止境的。一旦这位性别学者认定这份清单,在她已经整理完清单后不久,比克就会“为她”弄出一支特殊的、细长的笔或是奥斯特针对雄性非常具体独特的食物调配需求,创造出一台“铁人”搅拌器。 安妮·福斯特·斯特林认为,甚至在父母的性别观念充分发挥作用前,新生儿在体形、健康、自我调节能力上的细微的平均性别差异,就很可能已经影响到了家长和孩子的互动。 但是,生物性别正是通过这些途径(生殖器剔除了性别社会化提供了非常明显的间接发展系统途径)影响着人类大脑。基尔特·德·弗里斯和南希·佛吉尔建议,出于生殖相关的目的,最终,应该让性的驱动力去聚拢一系列与生殖相关的资源,这是一种理清这几种间接途径的思路。换言之,它要外包一些发展系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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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如果任何家庭,装修项目越大、越长、越复杂,那么最终结果将偏离当初愿景的可能性就越大。基尔特·德·弗里斯和南希·佛吉尔谈到人类时认为:“广泛的社交互动和悠久的发展历史,意味着有很多机会可以推翻或放大最初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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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肯定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性别社会化观点。是的,我们几乎强制规定洋娃娃专属于女孩儿;我们有双重性标准等等。这些社会因素确实造成了影响。然而,根据这种观点,这些社会规范的存在,是因为它们反映并回应了最初由性驱动力赋予我们的“程序”:“天性”弥补“教养”;那么,是不是应该也有一个男性和女性“发展”的特定“程序”或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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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神经科学家推测,环境影响(如母性行为)对大脑性分化的一个好处是,这个过程可以被修改。在某种程度上,它对目前的环境条件也很有帮助。 在我们人类中,这种能力不仅有用,还是必不可少的。由于环境条件和角色具有多样性,所以我们需要发掘潜力去适应远超任何其他生物所面临的环境。考虑到我们生存有多种多样的方式,两名进化科学家甚至指出:“似乎可以肯定,同样的基本遗传基因可以造就极地觅食、热带园艺、沙漠放牧等不同的生存方式;一系列与之相关的代表着人类比其他灵长类动物有着更宽泛的生存行为模式。” 也许,真人秀“主妇角色交换”充分体现了我们和其他物种间的关键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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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节目在电视台长期播放。观众们享受着这种错位和随之而来的妻子角色互换所带来的乐趣。参加节目的主妇们通常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背景、性格和生活方式。她们会交换房屋、家庭规则、生活、丈夫和孩子,在长达两周的时间里,“去发现另一个女人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我想,我可以大胆地指责人类中心论的偏见:在动物世界中,没有任何其他物种能容忍这个概念存在七季之久。当然值得肯定的是,其他动物也很有意思。很多动物都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但要变成雌狒狒是毫无办法的。无论是把人类作为真人秀的审视对象,还是节目表现出的对人类无可匹敌的兴趣,都反映出这样的事实——正如进化生物学家马克·帕格尔所说,我们是“唯一一个能遍布全球的物种。我们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就像不同生物种类的集合一样”。 心理学家温迪·伍德和爱丽丝·伊格里如此解释道,这个有关人类学、历史学和心理学的纪录,以及电视剧《唐顿庄园》都清楚地表明,女人和男人的行为“因情况、文化和历史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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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本书的前面已经了解到,即使涉及影响下一代发育的基本要素,我们人类也仍在尽可能地持续地描述其如何完成这项工作。一个男人,可能是中国皇帝,拥有后宫佳丽三千,任他差遣;也可能是心满意足的英国公务员,只有一个老婆。一个女人,可能是邮购新娘,也会在社会许可的范围内积极寻找多个情人。 即使对生殖成功至关重要的性取向也不一定可靠,而且也不完全是针对异性的,在不同的人、时间和环境中都是如此。指定任何一种生活方式来代表“男性性行为”或 “女性性行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就父母的关爱来说,尽管母爱在时空上更伟大,更普遍,但父亲和母亲都可能会疏忽和虐待子女,也都可能对子女细心和爱护。然而,从保姆到母乳喂养,从寄宿学校和校园暴力到望子成龙的父母,都有相应的文化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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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迪·伍德和爱丽丝·伊格里证实:虽然在人类社会中用劳动力区分性别很普遍,但这些角色如何共享资源以及他们所涉及的内容,都会跨时间、地点和环境,并且根据“文化、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要求而变化。 这些开放式结局更容易通过从性到社会再到大脑(以及我们会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谈到的荷尔蒙)的发育途径来实现,而不是通过从性直接到大脑这一僵化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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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人类社会的性角色分配,不总是随随便便的,有些角色通常在一个性别或另一个性别中更常见。温迪·伍德和爱丽丝·伊格里认为,这一切能倒推出性别的生理差异,尤其是直到发明配方奶粉前,男性更强壮的上肢力量与女人独一无二的哺乳能力二者之间的对比。像白刃战、劈柴这类的体力活更适合男性的体格;同时,从历史上看,那些需要连续作战,且不能被饥饿大哭的婴儿所干扰的工作,往往都会分配给男性。但是,即使是这些一致的角色划分,也并不绝对。正如温迪·伍德和爱丽丝·伊格里的描述:生态和环境有时会联手创造出非常反传统的角色。比如,在一些狩猎密集型社会中,父亲会无微不至地照顾婴儿,而其他女性则会带上狗和网去狩猎大型猎物,或参与军事打击行动,偶尔还会出现娘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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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现象有一种可能的解释: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然而,温迪·伍德和爱丽丝·伊格里总结道:“男人和女人有时会从事反性别常规的活动。这暗示着一种没被性别严格区分的灵活心理学。” 因而这就使我们引发了一种进化争论——女人和男人究竟有多么不同,又有多么相似呢?生命科学网的头条——“男人和女人的性格:天壤之别或相差无几”——巧妙地网罗了各种可能的观点。当然,我们争论这个问题的原因,不再是狗是否来自土星或者猫是否来自海王星。我们争论的原因是:我们该如何看待现状,这个问题似乎是根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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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反性别角色也可以快速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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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性和女性的生殖系统中,女性生殖系统是基本的女性特质:它具有适应性;它涉及广泛的环境、物理、社会和文化条件,或多或少以相同的方式发展;它是相当典型的女性遗传特色。但适应性、固定性和典型性不一定必须一起出现。这是发展科学中一个被广为接受的原则。一个特征证实了三个盒子(三个特性的秘密)中的一个,并不意味着也能证实另两个盒子或其中的一个。举例来说,因为适应性的发展依赖于整个发展系统,而不仅仅依赖于基因,所以,外部发展系统的每一个相关变化都会改变一个适应性行为。比如,雄性老鼠若是被放到母亲的位置上,也会变成母亲的角色。不管条件如何,适应性特征不一定能发展出来,适应性也不一定是典型的。进化可以让一个适应性特征产生不同的形式。比如,雄性蜣螂,要么有防卫武器,十分好战;要么没有触角,认为谨慎堪比恰到好处的英勇。行为也可以是典型的,既没有适应性,也不固定。即使在一个所有女性都穿裙子的世界里,我们也不想说穿裙子是一种发展中的、固定的性别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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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墨尔本大学的心理学家尼克·哈斯拉姆的总结:简单地说,这种分析解说意味着,像“男性的滥交、冒险性和竞争性生殖选择,是对生殖成功的适应吗”这类问题的答案,不论在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有我们通常设想的结果。如果答案是“是”,那么“男孩儿就是男孩儿”。但当我们以本质主义的方式思考社会群体时,两性之间的差异似乎是“自然设定的、巨大的、不可逾越的、不可避免的、不可改变的”。以性别本质主义思考的人更倾向于认为,性别成见是工作中存在的有意或无意的性别歧视的基础。对男性而言,他们更反感追求权力的女性,更愿意以传统方式分配(女性)照顾孩子的工作。他们也更认同,男性在异性婚姻中收获更多,期待传统的工作—养育模式能协调各方。性别本质主义观点导致男性更随意、轻松地评价性犯罪,也使得人们更加满足于现状,而不太支持先进的性别政策。而女性受到性别本质主义观点的鼓励,更容易受到来自“刻板印象的威胁”造成的影响—对女性的负面成见导致其对传统男性领域的追求和兴趣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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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也是为什么能表明性没有把“任何行为”固定成“本质的”特征的证据是如此重要的原因。相反,性遗传和激素成分与发育系统的其他部分,包括我们的性别结构是相互结合的。自冰河世纪以来,社会发展体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比如,法律、社会福利、税收、医疗、工业化程度等等。尽管男性和女性的生殖系统在人类历史中一直维持不变,但由于发展系统(条件)已经改变了,无论是通过引入避孕手段、平等机会立法、陪产假,还是性别配额,大脑、荷尔蒙、行为和角色也都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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