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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睾酮是王道”的地位还是被鄙视了，睾酮并不是驱动与荷尔蒙相关行为的充分条件。有时候，睾酮甚至连驱动与荷尔蒙相关行为的原因都算不上。回想一下荷尔蒙的目的—“调整行为，以适应环境和现状。”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睾酮在帮助动物调整社会行为以适应其生存现状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虽然，我们已经习惯性地认为某些行为是“被睾酮煽动的”，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把这些行为看作是由“睾酮增强的”，似乎显得更合理。睾酮水平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做出调整，时高时低。这表现为：一些因素影响行为（很可能是通过改变感知、动机和认知的方式），一些因素影响结果，一些因素影响睾酮水平，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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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改变外部世界，进而改变你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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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肯定会记得丽鱼们初次会面时的情景，占主导地位的丽鱼有明显的优势，因为它们的雄性激素水平很高。严谨的实验揭露出，事实上，占主导地位的丽鱼之所以有很高的雄性激素，是因为命运之神决定了它们作为主导者的地位。当雄性丽鱼第一次被放在一起时，它们的雄性激素水平给不了你任何线索，你也就无从得知最终谁的雄性激素会激增，谁的会锐减。从“睾酮是王道”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假设，雄性激素多的丽鱼自然会更成功地登上它们社会的顶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激素与主导权的关系呈现出另一面。 一旦丽鱼有时间互动交流，二者相关性就出现了，成功的丽鱼释放的雄性激素会更多。里斯本大学的行为神经内分泌学家鲁伊·奥利维拉主持了这项研究并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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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息被转化成类固醇激素的水平变化，能够反过来调节行为的神经网络，所以行为可以随着感知的社会环境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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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甚至在基因层面就能够看到社会效应，基因与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会改变大脑中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受体的表达。 换言之，睾酮从王者地位降级为一个只是调节社会环境对大脑影响的中间介质。也就是说，先改变外部世界，然后你才能改变睾酮，进而改变你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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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改变的关键点在于，即使在动物中，最重要的仍是主观感知，而不是客观世界。再想想丽鱼，尤其是在鲁伊·奥利维拉的研究中的那条不幸的雄性丽鱼。只有一个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雄性丽鱼成功建立了领地，然后开始分泌更丰富的雄性激素，才能打败竞争对手。但是，还有一条丽鱼，虽然打败了70%的对手，却没能建立领地。饶有趣味的是，这条冠军丽鱼释放的雄性激素不在征服者表格范围内，而是处于被征服的鱼那一栏。鲁伊·奥利维拉提出：“这一切表明，是个体对地位的认知，而不是对其主导地位的客观衡量，触发释放了雄性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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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有关雄性狨猴的研究。它是一夫一妻制的物种，作为父亲的雄猴会积极参与到育儿中去。研究人员测量了应对陌生雌性排卵气味时其睾酮水平，结果发现它们的睾酮水平取决于雄性的家庭状况。单身雄性面对雌性性感诱人的气味时，其睾酮水平会上升，阴茎也会勃起。而有家室的雄性，尤其是有后代的雄性，在面对同样的刺激时，其睾酮水平却没什么变化。很明显，那性感诱人的气味没有起到任何效果。也许是因为这对于它们来说只会让其分心，而谈不上是一次机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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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奶爸素养的男人，睾酮水平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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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截至目前，我们所勾勒出的生物大局观都和“睾酮是王道”的观点相去甚远。“睾酮是王道”的观点认为，睾酮直接加剧了雄性竞争的热血程度。然而，我们已经看到，竞争也是雌性生活的重要特征。睾酮的循环水平只是复杂系统中的一个变量。在复杂系统中，性驱动可以凭借不同方式达到类似的目的。我们不能假定睾酮只是在雄性生命中很重要。因为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动物的抉择，而睾酮只是其中之一。而社会环境和经验对动物行为的影响则优先于睾酮带来的影响，或在睾酮缺席时填补它的空白。总而言之，睾酮远非纯粹针对性激素的生物测量仪，它会对生存形势和环境做出反应，也就是说，睾酮对大脑和行为产生的任何影响，都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是“睾酮”这个纯粹的生物因素在发挥作用。睾酮水平或（应对形势和环境而产生的）反应无可避免地和个体的既往经历以及目前的主观经验交织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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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人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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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动物一样，睾酮同样也帮助我们调整行为，以适应“环境和生存形势”。在相对稳定的关系里，比如在搭档关系和亲代养育关系中，睾酮水平似乎符合以下原则：高水平睾酮与竞争有关，低水平睾酮与养育有关。比起幸福的夫妻或快乐的单身汉，渴望寻找性伴侣的男人和女人，往往会有更高的睾酮循环；比起没当父母的夫妻，为人父母的两口子往往睾酮水平更低。 其中的因果关系很难厘清，何况科学家们不可能给人们随机分配是过上10年的婚姻生活再说，还是当即就要一个孩子。这似乎不能简单地说，人类不同的睾酮水平导致了不同的生活方式。研究者针对男性空军老兵展开了一项研究。他们定期把老兵们带进实验室，测量他们的激素水平，并记录他们的婚姻状况。其结果“展示了睾酮的动态变化：濒临离婚那几年，其睾酮水平会上升，婚姻稳定那几年会下降”。 研究人员推测，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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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求爱到订婚时期，婚姻的仪式已经接近尾声，男人得到了伴侣的认可，能够和伴侣一起生活，便不再为了性伴侣而和其他男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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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他们的睾酮水平降低了。而相比之下，男人在离婚前夕要和配偶争夺孩子、物质财产，自尊。同时，离婚的男人也会重新进入竞技场寻找新的性伴侣。 圣母大学的生物人类学家李·格特勒主持了一项针对菲律宾父亲的大规模纵向研究，研究结果清楚地呈现出照顾孩子和睾酮水平变化走向的关系。研究发现，男性的睾酮水平会在他成为父亲时降低。也就是说，他陪伴孩子、照顾孩子的时间越多，其睾酮水平降低得就越多。 这并不是因为睾酮水平低的男人更能成为奶爸，相反，是因为亲子照顾本身就会降低睾酮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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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权力的女人，睾酮水平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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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何不像其他动物呢？显而易见，我们基于性别而建立的社会架构形成了人类复杂体系中特有的一种维度。我们已经知道，性别规范、性行为模式、养育子女的方式因时间和空间而存在很大差异。这些文化环境的形成必然少不了女性和男性荷尔蒙的“丰功伟绩”。有一项针对坦桑尼亚两个邻近部落中父亲的研究已经对其解释得很清楚。这两个部落分别是哈德扎的狩猎采集部落和达托噶的游牧部落。研究发现，哈德扎部落的父亲的睾酮水平更低，因为这个族群的父亲要养育孩子；对比之下，达托噶部落中养育孩子的父亲只是象征性的少数人。 必须指出，睾酮水平低，并不能判定具有奉献精神的丈夫和父亲就只能过着唯唯诺诺或是没有性快感的生活。与流行观点相左，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睾酮的基线循环和人类的社会地位之间有重大联系。大多数研究都没弄明白，在正常范围内的睾酮水平里，健康男性的睾酮和性欲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这也许是因为不同于其他动物，我们的竞争行为是断断续续的，视情况而定。莎莉·范·安德斯指出，性欲也是爱情和亲密感自然而然的流露。 譬如，我们不必在每年的同一时期离开两周，为了建立非常好的家庭来抚养孩子而投入残酷的斗争，然后再疯狂地交配。顺应环境的要求，或是当机会来敲门时，睾酮会相时而动，升高或者暂时性地降低，这似乎看起来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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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要再次明确一点，基于性别的社会架构，既会对人们不期而遇的客观现状造成影响，也会左右他们的主观意愿。我们经常把睾酮当作塑造性别的原因，那么倘若这种你所熟知的路径也需要来个颠覆呢？莎莉·范·安德斯及其同事已经借助近期的一些巧妙设计的研究找到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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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项研究中，莎莉·范·安德斯及其团队设计了一套可编程的会哭闹、入睡、吞咽进食的玩具婴儿。之前，这个项目是被高校用以展示不做避孕的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尽管那时看起来非常麻烦，但比起真正去抚养孩子，这些已经算够轻松的了。 研究分为三组。第一组的男士被随机分配了一个角色——我们能想像到的“把带孩子的事情丢给女人的传统男人”。根据指令，他们只需要坐着听孩子哭，其他什么也不用做。第二组被随机分配的男性角色仍然是这样的，只不过他们完全没有带孩子的经验，但这一次，他们得和孩子单独待在家里；根据指令，他们要哄孩子，但悲剧的是，不管男人们如何努力，这些被设定了哭闹程序的玩具婴儿一直大哭不止。第三组的男人被设定成“有进取心的爸爸”：孩子一直啼哭，男人只要恰当地哄孩子，孩子就会停止哭闹。研究结果表明，在第三组中，当“父亲”温柔的安抚达到预期效果时，其睾酮水平就下降了；在其他两组中，当“父亲”面对一个哭闹不止的孩子却只能呆坐着听孩子哭闹时，其睾酮水平就上升了。换言之，很明显，男人处理孩子哭闹的方式不同，对睾酮的影响也不同。 这个实验让人们对男人没有“正确的激素”照顾孩子的论调又有了全新的理解。思考这个现实：实验室之外，人们在安慰孩子、不让他哭闹时的信心和经验，很可能是由照顾孩子的人的经历和性别期望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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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的第二个实验把环境设定从家搬到了办公室。这一次，莎莉·范·安德斯及其同事让办公室里的男女参与到其中进行训练，让他们表演一段解雇员工的对白，然后测量其在此前后的睾酮水平。 总体看来，权力的使用对男人的睾酮水平没有明显影响，但女人的睾酮水平却因此而得到了大大的提升。研究员从中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基于性别的社会架构，使得男性在行使权力时，更有可能也更容易被他们自己认同，这要归功于男性和女性的睾酮水平上的两性差异。研究员总结道，“性别行为可以调节睾酮水平”，也指出“造成睾酮水平差异的另一个原因是培养的替代作用” （是的，伙计们，让女人顶替你们手握重权的工作吧，她们还会在不知不觉间顺便带走你们的荷尔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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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的社会背景很清楚：毋庸置疑的权力独白。这种情况通常都很主观。研究运动场上和实验室当中睾酮与竞争性行为之间的关系，对理清其混乱的结果大有用处。参与者身处这些环境中，通常不知道自己要面对的竞争会有多么激烈，事情的结果又会是怎样的。最初，对女性进行研究调查的结果很少，以至于就过早地认定，在竞争环境中，只有男人才有睾酮反应。 然而，随着实验数据越来越多，研究员最近通过总结回顾，得到了一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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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性模式不一致，胜利者睾酮水平升高，失败者降低，……或是胜利者和失败者同时升高；或是面临竞争时，其睾酮水平没有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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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得出一个值得怀疑的结论：睾酮根本没发挥什么作用。 也许，研究者想说，这些情况的不一致是因为人们感知竞争环境的角度不同。内分泌学家冈卡洛和鲁伊·奥利维拉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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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事件可能引起不同的反应，一是因为评估的个体不同；二是因为同一个体给出评估的时机不同（比如，在不同的社会形势下）。 研究人员认为，你对对手能力的评估，对获胜或失败原因的分析，对竞争形势的“环境”和“对手”的熟悉程度，以及你潜在的爆发力——这些因素都很重要，会影响睾酮做出反应的时机和方式。 性别恰好可以以此为突破口。我们可能会因此期望性别影响睾酮水平的这种陈腔滥调，能对成败做出合理解释。现实中的不平等造成了两性行为、性别体验和社交网络的双重标准。我们在前几章中看到过，不同领域（阳性、中性或阴性），不同文化背景（比如母系社会或父系社会），相同竞争环境的不同体制（如体育新闻助理和行政助理），这些都会消除竞争意愿上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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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的睾酮是卓越人群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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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针对男性的研究结果，已经展示了文化和基于性别的社会架构对荷尔蒙的影响。在美国，一个快速跟踪的干预项目，已经成功地持续影响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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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项目是针对近期有反社会行为的高危险男孩儿进行的，旨在“培养他们的社会能力和自律能力，使其在面对挑衅时表现得更加平静，不再躁狂”。 有些参与者接受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深度干预，另一个对照组则没有受到干预。多年后，参与者年满25岁。尼皮辛大学的社会神经内分泌专家贾斯汀·卡雷及同事邀请该项目中的70人来到实验室：假定另一个参与者在游戏中十分恶劣地偷走了他们的点数，以此测试他们对挑衅的攻击性反应。实验结果显示，干预组作为同盟者，并不愿意对这种破坏行为加以报复。他们的反应显示出干预的深远成效。对我们来说，特别有趣的是：面对挑衅，他们表现出更小的睾酮反应。这似乎证明，他们更能容忍竞争激烈的环境。贾斯汀·卡雷及其同事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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