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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更多女性进入金融领域，世界金融系统才不会令人失望。这句话似乎是对女性的高度赞扬。我们的确该花点儿时间来对比一个世纪前《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了。该文报道了一些经纪公司要求禁止女性出入办公室的情况。 比如，一家百老汇股票经纪公司写了一封非常经典的告女性客户书，解释他们如此做是因为他们更尊重客户，“认为女人出入经纪人办公室很不优雅”。一名经纪人指出，事实的确如此，女人一旦“出了自家门，到哪儿都是个妨害”。众所周知，女性不仅缺乏“商业本能”，也学不会商业技能。而男人可能从子宫里挤出来那天，就对金融有天生的领悟。显然，女性进入金融领域必然是一条漫漫长路。直到2010年5月，《时代》杂志封面刊登了女性金融监管师——伊丽莎白·沃伦、瑟拉·贝尔和玛丽·夏皮罗的照片，才“负责清理了这场混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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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让女性来扮演金融系统“大动荡” 的屏蔽器，属于性别生物学意义上的匹配失误。女人求稳的特性可能有益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但不利于个人财务状况的提高。事实上，你不必是财务分析师，有意识清理资产，偿还账单，并对此沾沾自喜。一般来说，相比女人，男人会对这种体验感觉更舒服。年度“富豪榜”一次又一次地印证了，几乎只有男人才能承担这种令人窒息的风险。这种不平等从历史的角度很容易解释。即使特别优秀特别能干的财务顾问除了忠告女客户要嫁得好以外，也很难帮助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去建造一座财富大厦；这些人不能依法享有财产和证券，而且只能从事收入最低的职业。当然这些外在的壁垒已经被破除有些日子了。很多研究员开始转向内部因素的探索，比如胎儿期和睾酮循环，用以解释两性风险偏好的“基本差异”是什么，这一点倒是常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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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偏见——研究员倾向找出并印证社会已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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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本书时，你也有理由怀疑——睾酮使男人和女人的金融决策风格有一个“基本”的差异？正如我们所见，男人和女人整体行为方式的典型重合，是性别差异的“睾酮是王道”观点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在我们所具有的那些品质中，有没有与金融密切相关，基于性别而作的强势抉择，并且最早可追溯到冰河世纪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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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围绕科学文献进行的一场卓有成效的辩论分析中，经济学家朱莉·纳尔逊分析了18个经济学上承担金融风险方面的性别差异研究。 其中，有些研究选取的是经济学家喜爱的彩票，受访者有很多选择，比如，稳赢5美元，或有一半机会赢10美元。其他研究则询问人们在真实生活中对于金融冒险的偏好，或是研究人们管理他们的实际金融资产，是稳健型还是高风险型，是选股票还是选债券。你可以预见的是，这些差异通常都很小，少数例外是差异为零，也就是没有性别差异。在这些研究中，甚至有两种研究结果显示为女性更爱冒险。 我们怎样从两性间的重合部分找出一个所谓的基本差异呢？朱莉·纳尔逊通过观察得出，研究员通常以不太精确且墨守成规的方式从早期的研究当中得出结论，这就显得片面有失公允了。研究员喜欢强调他们的发现与男性富有冒险性的陈旧观念一致，却刻意贬低甚至忽略不符合的成果。这个发现引起了朱莉·纳尔逊的怀疑：研究员“倾向找出并印证社会已有的观点” ，这是典型的“证实偏见”。如果这类成果更容易被发表，那么科学文献的结论就偏离了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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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叫作“漏斗图”的数据处理方法，恰巧能表明，科学文献是否以这种方式表达偏见。 如果数据不合你意，你就会无所顾忌地直奔段落中毫无悬念的最后一句话。然后，你会根据所有研究结果中数据的大小制图，沿着水平坐标轴绘制每一个数据点，沿着垂直坐标轴向上粗略 地绘制出样本结果。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大型研究的结果应该更“精确”、更密集地聚集在“真实”的规模效应附近。相比之下，小型研究受随机错误的影响更大。因为在研究课题涉及的范围越广的情况下，研究规模小，调查样本的特殊性和分散性则会表现得更明显。一些小型研究往往极度夸大或缩小性别差异，甚至“转向”错误结论。如果没有出版偏见，没有夸大男性冒险性的报道，这些高估或低估的性别差异应该更符合大型研究表明的“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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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加想像，你就会发现，数据图看着就像一个颠倒的漏斗（就个人来看，我赞成把它称作“烛台图”，可惜没人理会我的这个看法）。如果偏见的确存在，那么在这个数据图中肯定有一块空白，以致研究者低估了有关性别差异的少数样本，而没有发现或干脆忽略“女性更爱冒险”的情况。换言之，高估男性冒险的报道得到发表，各种“低估男性冒险的报道”却弃之不用。朱莉·纳尔逊在绘制分析她自己所得到的数据时，发现“证实偏见很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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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偏见误导了整个文献的结论，又整个夸大了性别差异。以下面几项大型研究为例，其中一项是向成千上万的受访者征求关于彩票问题意见的报纸调查，另外两项大型研究涉及上万人的退休金投资，以及超过35000个股票投资账户的分析。 当朱莉·纳尔逊只对这些大型研究所得出的八个更精确的结果进行观察时，她发现了什么样的差异呢？ 朱莉·纳尔逊给出的相关差异值的非常好的估值是d=0.13。也就是说，随机选择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前者在承担金融风险方面大约有54%的概率高于后者。当你联想到第五章的结论，鉴于有性别差异的因素，比如，知识、熟悉度、过去的经验和与男性冒险有关的性别规范，对解释人们的冒险行为如此重要时，就会意识到，这点差异如此之小，着实令人吃惊。再想想，一个人未来的财富和金融安全，会影响他们愿意承担的金融风险的高低抉择，这一点完全不难理解。 虽然研究员在对比他们的冒险类型时，会考虑到男人和女人当前的财富和收入，但是，在一个男人更容易被提拔，而女人因照顾孩子和年迈的父母，更易遭受事业损失的社会中，即使最初女人和男人可以抗衡，但金融业的发展和预期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也不可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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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比男人在金融冒险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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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冒险上的性别差异不算很小，而且也有条件限制，在有些工作、样本和环境中会显示这方面的差异，在其他情况下则不会。研究发现，一项典型的虚拟彩票投资决策在现实环境中并没有性别差异。 同样的，华威商学院的伊沃·薇拉及其同事也发现，彩票投资在真实场景中没有性别差异。在传统虚拟的彩票中，他们提供了与真实场景中一样的养老、薪水、抵押贷款和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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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的学生被要求从以下工作中选择一项：其中一个工作每天会有30英镑的固定收入，另一个工作比较冒险但收入可能更多。结果显示一半参与者可能会挣100英镑，另一半可能分文没有。据此，研究员发现，整体上男女之间并没有差异。 尽管如此，但这种结论还存在一个问题，即“这个女性样本”和“这个男性样本”不可能用来代表所有女性和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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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科学家约瑟夫·亨利克和理查德·迈克瑞斯以买传统彩票的行为与金融风险决策作比较，并且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上刻意撇除西方学生（他们在这类实验中更受青睐）。 他们的受访者中有一些是来自智利和坦桑尼亚（分别是马普切和散谷）的小农经济的农民，另外一些来自智利附近的一个非农业社区（汇恩卡）。尽管文化背景有些差异，但总体看来，马普切人和散谷人有冒险倾向，而汇恩卡人则会回避冒险，并且每个组的男人本身都不爱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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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另一项研究整体抽样调查了400多名中国人，结果表明，性别差异没有解释任何金融冒险上的变化。 与此同时，一项比较印度卡斯的母系社会和坦桑尼亚马赛的父系社会的跨文化研究中，在标准彩票和投资游戏上也没找出金融冒险上的任何性别差异。 参与者的社会性别关系是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跨文化的差异。龚炳林和杨春雷比较了母系氏族摩梭人（传统上一家之主都是女性）和父系氏族彝族在买彩票方面甘愿冒的风险。 结果表明，尽管这两个族群中的女性都不如男性那么爱赌博，但母系氏族摩梭人的性别差异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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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斯大学经济学家胡安·卡米洛·卡洛纳斯及其同事发现，在金融冒险的性别差异上，哥伦比亚小孩儿要大过瑞典小孩儿。而在各项性别平等的宏观经济指标中，哥伦比亚的排名远低于瑞典。 甚至还有证据表明，单一性别环境会鼓励更多英国女孩和年轻女性去冒险。 当你从彩票转向其他金融冒险活动时，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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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可能会认为，经济学家把冒险当成了“生活就是买彩票”。这是他们听过的一个著名的同行评论，并且只理解了它的字面含义。我们都知道，多数的金融决策和经济学家的买彩票行为不太一样。沃伦·巴菲特不是简单地在A和B中间作决定，前者保证能回本2美元，后者只有30%的可能得到回馈的4美元。老板也不会目光锐利地盯着员工，“砰”的一声掷一块硬币到桌上，挑衅地说：“正面还是反面，马苏德教授？”也不会邀请员工打赌，是否有一半的概率达到15美元的年增长率，或保证账面上会升值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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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巨额资金风险时，性别差异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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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显而易见的区别是，人们通常不知道被命运之手操控的精准概率。心理学家普遍采用的两个冒险案例也是如此。在一个气球模拟风险的任务中，参与者需要决定用打气筒给一只气球打气多少次，每成功充气一次，得5美分。如果在不知不觉中气球被充爆了，参与者赚的所有钱将会被收回。定量分析发现，在这个任务中，男性比女性更愿意冒险。 可是，在第二个受欢迎的冒险任务——爱荷华赌博中，结果却恰恰相反。该任务要求参与者在以下两种纸牌中进行选择：第一种的特点是高风险，高奖励而且高惩罚，从长远看，确实不利；第二种的特点是低风险，低奖励、低惩罚。 尽管几轮下来，多数人都会改选低风险的纸牌，但女性比男性更愿意继续选择高风险的纸牌，碰碰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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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任务和现实世界的金融风险之间，另一尤其重要的区别是大笔资金的盈亏难料。在气球任务中，可能获得的回报会在顶点破碎，而在爱荷华赌博任务中，“美元”的输赢也只是基于假设或局限在某个随机选定的赌博行为之上而言。在经济学家的研究中，实验金额都不大，并且回报通常都很小。值得注意的是，当用为数不多的彩票实验去比较在微薄和丰厚的回报上，人们的风险倾向时，研究员观察得出性别差异很小的结论，但一旦涉及巨额资金的盈亏，这些性别差异就消失了。 关于这种现象，人类学家约瑟夫·亨利克先生及其同事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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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当实际经济收益为0，参与者在作决策时，其他非经济因素就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可能还会介意研究员会如何看他们，或是这些研究员会从自己的决策中推断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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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约瑟夫·亨利克及其同事又在他们自己的跨文化研究中，利用大额资金“使参与者集中注意力，思考游戏的收益，而不是外界的社会问题”。 你肯定记得，这种研究方法曾用在智利的马普切、散谷社区和汇恩卡社区，以及坦桑尼亚。当时得出的结论是从性别上不能预判其财务风险倾向。他们的研究结论也完美遵循了卡斯·桑斯坦的观点——我们在第五章中曾第一次见过这个观点——一个决定性的结果——对人的自我认知和声誉很重要，也会表现出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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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尤其没多大兴趣研究这个决策效应。只是在21世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科尔洛夫及其同行瑞秋·克兰顿曾在一篇具有开创性的经济学文章中指出，社会身份和规范对行为有激励效应。这一概念已被正式引入经济圈。 “人们关心什么，关心的程度怎样，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身份。” 他们还观察到，“这些身份和规范源于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很重要”。 对一个社会心理学家来说，这是一种近乎滑稽的、姗姗来迟的启示：有点儿像—直到最近，一篇里程碑式的社会心理学文章，才向同仁们介绍金钱的概念及其对人们的偏好和行为的显著影响。但是迟来总比没有好，虽然这方面的研究仍处于初期阶段——在特定背景下的社会身份和规范似乎确实会影响到金融冒险倾向。譬如，当特意凸显女性数学能力的负面刻板印象时（通过关注个体的女性身份，同时拔高男性在该领域的天分特质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就会损害女孩儿和女性在数学领域的兴趣和表现。这种现象被称为“刻板印象的威胁”。 在一项有关赌博行为的研究中，参与者会参与一个有关数学、逻辑和推理能力的测验。在测验前，参与者需要填写性别，此时的女性比男性更厌恶风险。然而，如果把同一项任务解释成“解谜”游戏，那么参与者事先也不需要填写性别，女性就会和男性一样爱冒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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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干不来女人活值得炫耀，男人干得来女人活更容易成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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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项研究把任务描述成是一种冷静、理智的计算，以便掌控性别认同的相关性，但是冒险必定是一个重要且典型的男性特质。在公众的印象中，成功的商人不仅要有必要的技能、资源和商业关系，而且也是一个能笑对金融风险的男性英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女性企业家拥有同样的背景下，公众对男性企业家的评价往往会更积极的原因。 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的学者威沙·古塔及其同事发现，这种公众形象也可以用来阻止女性参与商业竞争。比如，研究者给土耳其的MBA学生们展示了以下材料：要么是虚构的企业家新闻，要么是企业家典型的男性特质（有雄心，爱冒险，能自律等）。总体看来，在描述了商业案例后，男学生们普遍会更乐观地看到潜在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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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给这个研究添加一些条件，比如在描述商机前，把企业家形象塑造成中性的（有创造力，消息灵通等）或女性的（善解人意，善于交往等），那么，在分析复杂的商业案例后，女性会更容易看到商机。 威沙·古塔及其同事还发现，在三个国家中，自称更“男性化”的男人和女人通常会表现出更强的创业意愿。 有趣的是，其他两个研究同样发现，自称个性更“男性化”的男人和女人，在金融冒险行为的测试中得分也会更高。男性自身的男性特征显然很多，这就解释了男性和女性在冒险上的差距。 但是，研究小组都指出，虽然两性的生物性别无法改变，但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却可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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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女性的角色变了，社会地位也变了。“男性气质带来的性别差异鸿沟”已经越来越小了。 如果冒险是不可或缺的男性身份认同特质，那么我们不难预料，男人一旦联想到其身份和社会规则，就会去承担更大的金融风险。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恰好被维也纳学者卡佳·梅尔·佩茨和艾弗赫德·彭茨发现了。他们事先为年轻女人和男人准备了男性化、女性化，或可控的中性刺激。针对一份评估投资者冒险态度的问卷，充满男子气概的男性自然给出尤为冒险的回答。 最近一项研究利用一个令人沮丧的“失败是种财富”效应，进而探讨了男性身份在金融风险中的重要性。结果表明，给男性看女性比他们表现更好的证据，对提高其自尊的作用不大，因为正是无能的、社会地位低的女性，成就了社会地位高的男性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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