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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在女性领域的失败也被旁观者视为一种（可炫耀的）资本。虚拟的男性求职者在“女性”领域中（比如跳舞或一种女人更擅长的智力形式）显露弱点，反而会被认为“更男人”，相比在女性领域也擅长的男人，他们更容易成为高层。 卡塞尔大学的心理学家马克·安德赫·莱因哈德及其同事详细论述这一现象后发现，给男人“失败是种财富”的反馈，会提高其对冒险活动的兴趣，也会增加他们准备的赌博投资。这一转变似乎带来更大的男性认同感。 有趣的是，男性得知自己在男性测试表现很差劲或在女性测试表现较好后，他们的投资策略会比女性还要缺乏冒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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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的冒险性——关乎面子，再大代价也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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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佛罗里达大学主持的研究发现，有一个明显的矛盾，即年轻男性的男性气概受到挑衅后，他们会承担更大的金融风险（这种心理阉割，可以通过要求一组男性尝试一款有花香味的护手霜就能实现） 。或许，不同于马克·安德赫·莱因哈德及其同事的研究结果，其原因在于冒险的性质究竟是私人性质还是公共性质。挑衅男子气概只会影响其公开的金融决策。这说明对男性来说，为了挽回面子而表现男子气概，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值得。 朱莉·纳尔逊指出，我们必须谨慎，因为这些研究结果很有生命力并且可复制。它们蕴含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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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可能以粗略的水平呈现，因为两性间的“本质”差异事实上可能（部分或全部）会归因于某些外在的谜一样的变量，比如，为实现性别预期的社会压力，或为进入性别预期的社会权力阶层，或扩大实验样本范围就无法看到的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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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莉·纳尔逊还指出，尽管如此，研究人员可能仍会继续认为，这些结果会反映出绝对性别差异，比如火星与金星的差异。比如，一项横跨四国的针对男资产经纪人和女资产经纪人的风险偏好的比较表明，在这四国中，只存在微小的、分散的、紊乱的性别差异。在意大利，为一名女客户搭配一名女性基金经理，其完美配对的比例只有38%。相比之下，如果顾客雇用男经理，配对成功的比例也只有5.5%。这还是研究者看到的风险偏好特别大的性别差异。但是，他们仍建议“女性基金经理可能更适合女客户”。 朱莉·纳尔逊苦笑着说，经济学家总是釆用一些简单的问题评估金融风险偏好，那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问问客户，他们想要什么呢？这就类似饭店经理知道更多女性会点鱼而不是男性爱点的牛排，因此会告诉服务员根据顾客的性别“看人下菜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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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研究人员会把这种概念从小而平均的差异变成根本性的区别呢？是不是因为他们和其他很多人一样，认为性别只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呢？朱莉·纳尔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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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很多研究，都把整体上不同的心理、社会行为归因于荷尔蒙/大脑结构的根本性差异，并进一步解释成是进化压力的差异，影响了不同生殖角色的身体。 读者听着是不是很耳熟？反过来，这个假设更容易忽视数据的重要特征：金融风险中性别差异微乎其微，而这些差异依赖于经受考验的对象，任务的类别以及社会环境。我们已经得知，这些对我们得出的解释至关重要。如果我们声称，“男人喜欢金融冒险，女人讨厌金融冒险”，加上男性睾酮水平更高，似乎就能合理解释性别差异了。在这里，我们要重申先前的问题：为什么本质上睾酮水平的性别差异会被转述成如此中庸温和的行为差异呢？当赌博只是一种抽象描述，而不是关系到具体的收益时，睾酮如何使男人更愿意冒险呢？当赌注微不足道，损失再大也不会触及他们的痛点时，又是怎样的表现呢？睾酮水平的性别差异如何促使年轻的北美男人比北美女人更爱冒险呢？而为何又不能促使中国、马普切、散谷和汇恩卡的男人有同样的表现呢？睾酮如何使男人愿意在给气球充气时倾向于冒更大的风险，但却在玩纸牌时选择风险小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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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上的人需要更多的睾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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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续寻找睾酮和金融冒险之间的联系时，一定要记住上面这些问题。一个衍生的调查试图找出金融冒险和“指长比”之间的联系。这里的“指长比”是指食指和无名指的长度比例，通常男性的“指长比”小于女性。 因为“指长比”很容易测量，所以研究人员往往喜欢用它来做调查，同时也认为它反映出了胎儿期的睾酮水平，尽管这样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支撑仍有争议（一组研究人员把“指长比”比作“一个假定的，不能充分验证胎儿期睾酮水平的标志”）。 乔·赫伯特解释道，即使用它比较群组间的胎儿期睾酮水平是合理的方式，但作为一个群组里个体的指标，“指长比”也“可能没那么有效” （此办法太“草率”了：这就有点儿像用一个人的身高作为标准去衡量其早期吸收的营养，其理由是孩童期营养充足的孩子，通常会比那些营养不良的孩子长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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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暂且不论。为何研究员会对“指长比”和金融冒险的关联感兴趣呢？从“睾酮是王道”观点的角度看，并不难理解（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所见）。关于大脑中性别差异的传统观点是，未出生男孩的睾丸因发育而制造的高水平睾酮，在创造大脑独特的“男性化”脑回路特征上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脑回路，尤其是在青春期和青春期后被高水平睾酮激活的脑回路，是独特的男性性选择行为的基础。比如，为了占领舒适的山洞去打退其他对手；猎食凶猛多肉的动物。当然，在今天，这显然相当于买入高风险的生物科技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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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老调重弹的假设和我们在第五章看到的“冒险是一种稳定的男性个人特征”的观点放在一起，这个长长的推理链条就完成了。一个人若拥有更低的、更男性化的“指长比”，就会拥有一个更“男性化的大脑”；而一个人拥有更“男性化的大脑”，就会更阳刚；一个更阳刚的人也更愿意冒险，并且一个更爱冒险的人会更愿意冒金融风险。所以，根据“指长比”，可以推测出某些人在胎儿期产生了更多的睾酮，多年以后的他们也能有把握地说：“别人我不敢说，但我肯定有30%的概率赢得1美元，而不是20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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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几章，你肯定已经意识到这几个推理环节的漏洞了。一般都是先假定资源和地位，而后假定冒险和竞争，这样的假设是基于独特的男性需求——为了赢得生殖成功，所以应该能和“男性化的大脑”攀扯上关系。这个假设在本书的上部已经被剖析了，而且它还有瑕疵。研究者不再采用“男性竞争”与“女性腼腆”的二分法，而把对性和大脑的理解从进化生物学的思考方向转向了神经科学。为了慎重起见，由睾酮塑造的“男性”脑回路已经被一个更复杂的互动因素替代，其中还出现了各种改变大脑特征的“马赛克”（不明确因素）。反过来，这非常符合我们已知的行为上的性别差异。虽然这些性别差异确乎存在，但是却被打上了马赛克，不太能厘清，而非由此创造出不同种类。把这些放到一起，也许我们不应该太过惊讶。近期的定量分析和大型研究都没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用以证明“指长比”和其他所谓的典型男性行为（如侵略性、 寻求刺激、 主导权以及青年期的上进心和被动承担风险行为）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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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正如我们在第五章所见，尽管你会假设你的朋友安库斯（他每周末都去跳伞）肯定是“一个冒险者”，是因为胎儿期或成年期他有足够的睾酮使他有一个“男性化的大脑”，但是，你最终也许会发现，安库斯的投资项目全是政府债券。从第五章的传统观念看，寻找金融冒险和睾酮的联系是有意义的。在第五章，冒险被认为是一个稳定的、主导型人格的特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里有一个更微妙的理解，把冒险行为当作每种特定情况下的习惯。其中的每种情况都来自“不受控制的混合因素”，包括社会身份、规范、知识、过去的经验、社会环境以及在特定领域感知的风险和收益。你觉得哪种冒险者会有特别典型的男性“指长比”呢？以及在哪些情况下会如此表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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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指长比”和金融冒险活动间找到一个有活力、可信赖的联系呢？最近有人客气地把这个结果评论为“模棱两可”。 积极的结论到处都有，但正如评论者的解释，因为寻求“指长比”和行为之间关系的方式很多，研究人员曾几次“尝试”找到极具统计意义的结果。比如，研究人员可以采用测量左手或右手的方式，或者两只手都测量；结果也可以按性别分别观测，或是综合观测。这些只衡量一次风险的不同选项，至少产生了可以用于测试的九个可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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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血液或唾液中睾酮循环水平和金融冒险之间关联的研究怎么样？“模棱两可”可能是一个相当高明的总结词。比如，这取决于你的研究对象，在购买彩票行为上冒高风险，与高水平睾酮（只在男性身上测试）相关；或者与女性和男性或高或低水平的睾酮相关，或者与女性或男性的睾酮水平都不相关，或者只与男性高水平睾酮相关（只有在冒险赢钱时，不是避免输钱时），或者与男性睾酮的小范围波动相关，抑或只与女性高水平睾酮相关。 睾酮水平更高的人的确会在“爱荷华赌博”任务中选择更高风险的纸牌，而睾酮水平更高的男人（女人没被测试）会在气球任务中冒更大的风险，但是这只能发生在他们的皮质醇（一种压力激素）很低时。 同时，最近的一项研究运用模拟交易，并没有在男性和女性身上发现睾酮水平和风险交易行为间的关系。 说到现实世界的金融冒险，一项研究发现，MBA的男同学往往在新兴企业的风险管理上拥有很丰富的经验，其睾酮水平也明显高过其他同学。这个分析中没有包含足够多的女同学。 另一个有关MBA学生的实验发现，睾酮循环水平和金融风险行业的选择之间呈现的只是很小的正相关，而且当研究员考虑参与者的性别时，这个正相关就会消失 （如果男性同时具备更高水平的睾酮和可能完全不相关的理由，他们对金融行业更有可能感兴趣。然后你就会得出即使二者事实上与性别没啥关系，睾酮和金融行业的选择之间仍会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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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纷乱如麻的结果中，你如何才能知道华尔街上的人有“太多的睾酮” 呢？这问题并非无意义，因为这也许完全符合性别差异的“睾酮是王道”的观点吧？媒体报道常常引用剑桥大学约翰·科茨和乔·赫伯特的研究。约翰·科茨在这之前是商人，后成为神经科学家。他与乔·赫伯特研究发现，男经纪人在交易收益更高时，其睾酮水平也更高。 乍一看，约翰·科茨和乔·赫伯特的研究好像在暗示，华尔街上的人需要更多的睾酮，而不是更少的睾酮。因为睾酮水平越高，华尔街的表现就越好。但约翰·科茨认为，睾酮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是有害的。比如，在全线上涨的牛市，随着利润越来越丰厚，经纪人的睾酮水平也会越来越高，这就是“赢家效应”。在针对动物的研究中也发现，动物赢得一场激烈的竞争后，其睾酮水平会在体内上升。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讲，“睾酮上升把经纪人变得过于激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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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曼姐妹”神话的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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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项研究发现，男性的睾酮水平会在获胜后上升，睾酮的增长和更大风险的金融冒险行为呈正相关。 这的确符合约翰·科茨的说法，而该研究中女性没被测试。但在思考约翰·科茨对经纪人的研究结论时，必须牢记这一点——个人的经历会影响其睾酮水平。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见，睾酮水平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物测量，它与个人所处的背景和目下的社会环境交织在一起。这使得我们不能说，交易时的睾酮水平越高，直接导致的金融风险也就越高。还有另一个普通解释——年轻男人的睡眠若受到干扰，其睾酮水平则会降低。 一晚的睡眠不足，可能在交易时影响纷繁复杂、争分夺秒的金融决策。或许在某些日子，经纪人从早间新闻中读到的有用信息增加了其睾酮水平，同时，也增加了其交易成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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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证明更高的睾酮水平会导致更高的金融冒险，你就需要控制人体睾酮水平了，然后再观察其对行为的影响。截至目前为止，这种研究完成的数量屈指可数。直到现在，情况仍相当复杂，而且主要是负面的。 然而，最近一项利用交易模拟冒险的研究发现，虽然睾酮水平与（男性或女性的）金融冒险无关，但睾酮水平的提高的确增加了人们在高风险股票上的投资。而这部分研究没有包括女性。 这些实验中，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表明，睾酮水平本身和金融冒险绝对相关，但睾酮水平的变化很重要，这倒很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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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那什么与男性较高的绝对睾酮水平相关呢？很不幸，“雷曼姐妹假说”不可能从单独的男性实验数据中，得出关于女性、睾酮和交易倾向的任何结论。约翰·科茨当然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仍然认为，由于女性较低的睾酮水平，女经纪人没有对市场活动表现出和男经纪人一样的激素反应。比如，他认为女性不容易受到“赢家效应”的影响。 虽然，这也许是受到“发情雄鹿”生殖选择模式启发的简单猜想（正如我们在本书的上部所见），但它并不适合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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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见，女性的睾酮水平有时也会对竞争有反应。但睾酮水平只是复杂系统的一部分，在两性中的反应都不连贯，并且受到背景、环境和规范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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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睾酮水平的雷曼姐妹的神话，使女人不再是遏制男同事冒险过度，并解决机构困境的“管家婆”了。这个业已存在的偏见被米歇尔·莱恩戏称为“玻璃悬崖”效应。 正如商学院的三大杰出研究员在写给《金融时报》的一封信中所指出的那样， “第一个主张更包容、更多元化的领导是能带领我们走出困境的人”，并认为女性天生就更加厌恶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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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商业领域尚无实证依据支撑。这一切猜测也暗示着危险。男性因此真的更能适应管理增长，或在更健全的经济时代执掌企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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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肯定是某些“人才”得出的结论。当被记者询问：“想像一下，如果没有睾酮，或每个人的睾酮水平和女人一样，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呢？”乔·赫伯特回答：“睾酮已经有负面新闻了，但实际上它关系到人们充沛的精力、创新、动力和刺激。”显然，这种睾酮只有男人才有。乔·赫伯特怀疑，睾酮在女性身上“不会有相同的效果”。毕竟，她们“有一个与男性大脑完全不同的女性大脑”。 短时间内，我们不可能发现“雷曼姐妹”甚至是“雷曼姐妹和兄弟” 是如何操纵这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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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学者把金融领域描述成“一个在女权主义之后残存的少数堡垒中无人竞争的男性特权”。 更多女性代表成为金融行业的高层，与其他男同事平起平坐，这很可能是非常有益的。缺少多元化通常是一个警钟。可供挑选的人才库是有限的，而这个人才库谄媚地映射出那些当权者的形象。第五章中“白种人男性”效应是很好的一课，强调了多样化的背景和身份在风险评估中显得非常重要。朱莉 ·纳尔逊提出，面对不成熟的“失败是一种财富”的推测，更多的女性高层代表可能有志一同携手灭掉自己积极的“女性化”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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