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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的学生被要求从以下工作中选择一项：其中一个工作每天会有30英镑的固定收入，另一个工作比较冒险但收入可能更多。结果显示一半参与者可能会挣100英镑，另一半可能分文没有。据此，研究员发现，整体上男女之间并没有差异。 尽管如此，但这种结论还存在一个问题，即“这个女性样本”和“这个男性样本”不可能用来代表所有女性和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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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科学家约瑟夫·亨利克和理查德·迈克瑞斯以买传统彩票的行为与金融风险决策作比较，并且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上刻意撇除西方学生（他们在这类实验中更受青睐）。 他们的受访者中有一些是来自智利和坦桑尼亚（分别是马普切和散谷）的小农经济的农民，另外一些来自智利附近的一个非农业社区（汇恩卡）。尽管文化背景有些差异，但总体看来，马普切人和散谷人有冒险倾向，而汇恩卡人则会回避冒险，并且每个组的男人本身都不爱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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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另一项研究整体抽样调查了400多名中国人，结果表明，性别差异没有解释任何金融冒险上的变化。 与此同时，一项比较印度卡斯的母系社会和坦桑尼亚马赛的父系社会的跨文化研究中，在标准彩票和投资游戏上也没找出金融冒险上的任何性别差异。 参与者的社会性别关系是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跨文化的差异。龚炳林和杨春雷比较了母系氏族摩梭人（传统上一家之主都是女性）和父系氏族彝族在买彩票方面甘愿冒的风险。 结果表明，尽管这两个族群中的女性都不如男性那么爱赌博，但母系氏族摩梭人的性别差异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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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斯大学经济学家胡安·卡米洛·卡洛纳斯及其同事发现，在金融冒险的性别差异上，哥伦比亚小孩儿要大过瑞典小孩儿。而在各项性别平等的宏观经济指标中，哥伦比亚的排名远低于瑞典。 甚至还有证据表明，单一性别环境会鼓励更多英国女孩和年轻女性去冒险。 当你从彩票转向其他金融冒险活动时，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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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可能会认为，经济学家把冒险当成了“生活就是买彩票”。这是他们听过的一个著名的同行评论，并且只理解了它的字面含义。我们都知道，多数的金融决策和经济学家的买彩票行为不太一样。沃伦·巴菲特不是简单地在A和B中间作决定，前者保证能回本2美元，后者只有30%的可能得到回馈的4美元。老板也不会目光锐利地盯着员工，“砰”的一声掷一块硬币到桌上，挑衅地说：“正面还是反面，马苏德教授？”也不会邀请员工打赌，是否有一半的概率达到15美元的年增长率，或保证账面上会升值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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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巨额资金风险时，性别差异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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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显而易见的区别是，人们通常不知道被命运之手操控的精准概率。心理学家普遍采用的两个冒险案例也是如此。在一个气球模拟风险的任务中，参与者需要决定用打气筒给一只气球打气多少次，每成功充气一次，得5美分。如果在不知不觉中气球被充爆了，参与者赚的所有钱将会被收回。定量分析发现，在这个任务中，男性比女性更愿意冒险。 可是，在第二个受欢迎的冒险任务——爱荷华赌博中，结果却恰恰相反。该任务要求参与者在以下两种纸牌中进行选择：第一种的特点是高风险，高奖励而且高惩罚，从长远看，确实不利；第二种的特点是低风险，低奖励、低惩罚。 尽管几轮下来，多数人都会改选低风险的纸牌，但女性比男性更愿意继续选择高风险的纸牌，碰碰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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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任务和现实世界的金融风险之间，另一尤其重要的区别是大笔资金的盈亏难料。在气球任务中，可能获得的回报会在顶点破碎，而在爱荷华赌博任务中，“美元”的输赢也只是基于假设或局限在某个随机选定的赌博行为之上而言。在经济学家的研究中，实验金额都不大，并且回报通常都很小。值得注意的是，当用为数不多的彩票实验去比较在微薄和丰厚的回报上，人们的风险倾向时，研究员观察得出性别差异很小的结论，但一旦涉及巨额资金的盈亏，这些性别差异就消失了。 关于这种现象，人类学家约瑟夫·亨利克先生及其同事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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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当实际经济收益为0，参与者在作决策时，其他非经济因素就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可能还会介意研究员会如何看他们，或是这些研究员会从自己的决策中推断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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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约瑟夫·亨利克及其同事又在他们自己的跨文化研究中，利用大额资金“使参与者集中注意力，思考游戏的收益，而不是外界的社会问题”。 你肯定记得，这种研究方法曾用在智利的马普切、散谷社区和汇恩卡社区，以及坦桑尼亚。当时得出的结论是从性别上不能预判其财务风险倾向。他们的研究结论也完美遵循了卡斯·桑斯坦的观点——我们在第五章中曾第一次见过这个观点——一个决定性的结果——对人的自我认知和声誉很重要，也会表现出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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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尤其没多大兴趣研究这个决策效应。只是在21世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科尔洛夫及其同行瑞秋·克兰顿曾在一篇具有开创性的经济学文章中指出，社会身份和规范对行为有激励效应。这一概念已被正式引入经济圈。 “人们关心什么，关心的程度怎样，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身份。” 他们还观察到，“这些身份和规范源于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很重要”。 对一个社会心理学家来说，这是一种近乎滑稽的、姗姗来迟的启示：有点儿像—直到最近，一篇里程碑式的社会心理学文章，才向同仁们介绍金钱的概念及其对人们的偏好和行为的显著影响。但是迟来总比没有好，虽然这方面的研究仍处于初期阶段——在特定背景下的社会身份和规范似乎确实会影响到金融冒险倾向。譬如，当特意凸显女性数学能力的负面刻板印象时（通过关注个体的女性身份，同时拔高男性在该领域的天分特质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就会损害女孩儿和女性在数学领域的兴趣和表现。这种现象被称为“刻板印象的威胁”。 在一项有关赌博行为的研究中，参与者会参与一个有关数学、逻辑和推理能力的测验。在测验前，参与者需要填写性别，此时的女性比男性更厌恶风险。然而，如果把同一项任务解释成“解谜”游戏，那么参与者事先也不需要填写性别，女性就会和男性一样爱冒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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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干不来女人活值得炫耀，男人干得来女人活更容易成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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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项研究把任务描述成是一种冷静、理智的计算，以便掌控性别认同的相关性，但是冒险必定是一个重要且典型的男性特质。在公众的印象中，成功的商人不仅要有必要的技能、资源和商业关系，而且也是一个能笑对金融风险的男性英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女性企业家拥有同样的背景下，公众对男性企业家的评价往往会更积极的原因。 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的学者威沙·古塔及其同事发现，这种公众形象也可以用来阻止女性参与商业竞争。比如，研究者给土耳其的MBA学生们展示了以下材料：要么是虚构的企业家新闻，要么是企业家典型的男性特质（有雄心，爱冒险，能自律等）。总体看来，在描述了商业案例后，男学生们普遍会更乐观地看到潜在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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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给这个研究添加一些条件，比如在描述商机前，把企业家形象塑造成中性的（有创造力，消息灵通等）或女性的（善解人意，善于交往等），那么，在分析复杂的商业案例后，女性会更容易看到商机。 威沙·古塔及其同事还发现，在三个国家中，自称更“男性化”的男人和女人通常会表现出更强的创业意愿。 有趣的是，其他两个研究同样发现，自称个性更“男性化”的男人和女人，在金融冒险行为的测试中得分也会更高。男性自身的男性特征显然很多，这就解释了男性和女性在冒险上的差距。 但是，研究小组都指出，虽然两性的生物性别无法改变，但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却可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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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女性的角色变了，社会地位也变了。“男性气质带来的性别差异鸿沟”已经越来越小了。 如果冒险是不可或缺的男性身份认同特质，那么我们不难预料，男人一旦联想到其身份和社会规则，就会去承担更大的金融风险。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恰好被维也纳学者卡佳·梅尔·佩茨和艾弗赫德·彭茨发现了。他们事先为年轻女人和男人准备了男性化、女性化，或可控的中性刺激。针对一份评估投资者冒险态度的问卷，充满男子气概的男性自然给出尤为冒险的回答。 最近一项研究利用一个令人沮丧的“失败是种财富”效应，进而探讨了男性身份在金融风险中的重要性。结果表明，给男性看女性比他们表现更好的证据，对提高其自尊的作用不大，因为正是无能的、社会地位低的女性，成就了社会地位高的男性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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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在女性领域的失败也被旁观者视为一种（可炫耀的）资本。虚拟的男性求职者在“女性”领域中（比如跳舞或一种女人更擅长的智力形式）显露弱点，反而会被认为“更男人”，相比在女性领域也擅长的男人，他们更容易成为高层。 卡塞尔大学的心理学家马克·安德赫·莱因哈德及其同事详细论述这一现象后发现，给男人“失败是种财富”的反馈，会提高其对冒险活动的兴趣，也会增加他们准备的赌博投资。这一转变似乎带来更大的男性认同感。 有趣的是，男性得知自己在男性测试表现很差劲或在女性测试表现较好后，他们的投资策略会比女性还要缺乏冒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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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的冒险性——关乎面子，再大代价也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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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佛罗里达大学主持的研究发现，有一个明显的矛盾，即年轻男性的男性气概受到挑衅后，他们会承担更大的金融风险（这种心理阉割，可以通过要求一组男性尝试一款有花香味的护手霜就能实现） 。或许，不同于马克·安德赫·莱因哈德及其同事的研究结果，其原因在于冒险的性质究竟是私人性质还是公共性质。挑衅男子气概只会影响其公开的金融决策。这说明对男性来说，为了挽回面子而表现男子气概，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值得。 朱莉·纳尔逊指出，我们必须谨慎，因为这些研究结果很有生命力并且可复制。它们蕴含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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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可能以粗略的水平呈现，因为两性间的“本质”差异事实上可能（部分或全部）会归因于某些外在的谜一样的变量，比如，为实现性别预期的社会压力，或为进入性别预期的社会权力阶层，或扩大实验样本范围就无法看到的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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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莉·纳尔逊还指出，尽管如此，研究人员可能仍会继续认为，这些结果会反映出绝对性别差异，比如火星与金星的差异。比如，一项横跨四国的针对男资产经纪人和女资产经纪人的风险偏好的比较表明，在这四国中，只存在微小的、分散的、紊乱的性别差异。在意大利，为一名女客户搭配一名女性基金经理，其完美配对的比例只有38%。相比之下，如果顾客雇用男经理，配对成功的比例也只有5.5%。这还是研究者看到的风险偏好特别大的性别差异。但是，他们仍建议“女性基金经理可能更适合女客户”。 朱莉·纳尔逊苦笑着说，经济学家总是釆用一些简单的问题评估金融风险偏好，那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问问客户，他们想要什么呢？这就类似饭店经理知道更多女性会点鱼而不是男性爱点的牛排，因此会告诉服务员根据顾客的性别“看人下菜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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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研究人员会把这种概念从小而平均的差异变成根本性的区别呢？是不是因为他们和其他很多人一样，认为性别只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呢？朱莉·纳尔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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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很多研究，都把整体上不同的心理、社会行为归因于荷尔蒙/大脑结构的根本性差异，并进一步解释成是进化压力的差异，影响了不同生殖角色的身体。 读者听着是不是很耳熟？反过来，这个假设更容易忽视数据的重要特征：金融风险中性别差异微乎其微，而这些差异依赖于经受考验的对象，任务的类别以及社会环境。我们已经得知，这些对我们得出的解释至关重要。如果我们声称，“男人喜欢金融冒险，女人讨厌金融冒险”，加上男性睾酮水平更高，似乎就能合理解释性别差异了。在这里，我们要重申先前的问题：为什么本质上睾酮水平的性别差异会被转述成如此中庸温和的行为差异呢？当赌博只是一种抽象描述，而不是关系到具体的收益时，睾酮如何使男人更愿意冒险呢？当赌注微不足道，损失再大也不会触及他们的痛点时，又是怎样的表现呢？睾酮水平的性别差异如何促使年轻的北美男人比北美女人更爱冒险呢？而为何又不能促使中国、马普切、散谷和汇恩卡的男人有同样的表现呢？睾酮如何使男人愿意在给气球充气时倾向于冒更大的风险，但却在玩纸牌时选择风险小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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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上的人需要更多的睾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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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续寻找睾酮和金融冒险之间的联系时，一定要记住上面这些问题。一个衍生的调查试图找出金融冒险和“指长比”之间的联系。这里的“指长比”是指食指和无名指的长度比例，通常男性的“指长比”小于女性。 因为“指长比”很容易测量，所以研究人员往往喜欢用它来做调查，同时也认为它反映出了胎儿期的睾酮水平，尽管这样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支撑仍有争议（一组研究人员把“指长比”比作“一个假定的，不能充分验证胎儿期睾酮水平的标志”）。 乔·赫伯特解释道，即使用它比较群组间的胎儿期睾酮水平是合理的方式，但作为一个群组里个体的指标，“指长比”也“可能没那么有效” （此办法太“草率”了：这就有点儿像用一个人的身高作为标准去衡量其早期吸收的营养，其理由是孩童期营养充足的孩子，通常会比那些营养不良的孩子长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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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暂且不论。为何研究员会对“指长比”和金融冒险的关联感兴趣呢？从“睾酮是王道”观点的角度看，并不难理解（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所见）。关于大脑中性别差异的传统观点是，未出生男孩的睾丸因发育而制造的高水平睾酮，在创造大脑独特的“男性化”脑回路特征上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脑回路，尤其是在青春期和青春期后被高水平睾酮激活的脑回路，是独特的男性性选择行为的基础。比如，为了占领舒适的山洞去打退其他对手；猎食凶猛多肉的动物。当然，在今天，这显然相当于买入高风险的生物科技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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