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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饱受批评的“粉色通道”也并不是苦思冥想后的营销创意，其目的只不过是为了造成任何一个孩子都不会觉得这玩具不讨喜的感觉。 不出所料，性别化的玩具引爆了营销大战，并且受到家长、官员、科学家、营销专家甚至是孩子们的严厉批评。 但某些人认为这是政治术语的误判。我们可以翻一翻某些玩具商品彩页，那些照片上呈现的玩耍方式既有传统方式又有非传统方式。比如，一个男孩在玩一个娃娃。克里斯蒂娜·霍夫·索莫斯在《大西洋》上发表了一篇针对该现象的评论：“男孩和女孩是不一样的。若没有根本且长期的行为矫正，则不可能显著地改变他们的基本玩耍偏好。” 作为DLKW LOWE睿狮的董事长，汤姆·诺克斯从营销角度提出：“期望商家不去考虑观众基本而深刻的差异，那就是太想当然，也不现实了。”（不同于常规理解，此处的“观众”主要是指“我们希望会为我们的产品买单的消费者”。）汤姆·诺克斯认为：“性别化的玩具以及所带来的市场影响，既没有损害性别平等，又赞美了性别多样化。” 就在同一篇文章中，曾经就职于DC Thomson公司的消费者洞察和品牌发展负责人海伦诺·吉尔摩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作为营销人员的我们，如果忽略这些差异，就不能完全认识和理解我们的消费者，也不能为他们提供贴心的服务和产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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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想象力不应该被老套的性别歧视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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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有些学者还运用进化的观点来说明营销人员为什么本能地想抓住经由进化打磨出来的差异化来做文章。在一篇题为《营销实践中的直觉进化观》的文中，作者认为，“有些人可能想要小男孩儿别太争强好胜”，但又在口头上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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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哪个公司在市场上会更成功呢？是鼓励年轻男性去和别人一较高下的公司，还是那些鼓励男性成为育儿员的公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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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康科迪亚大学的进化心理学家盖德·萨德在《消费进化基础》中提出：“鉴于利润非常大的考虑，玩具公司会去开发跨越多种文化背景的性别定制产品。” 詹姆斯·德灵坡勒在《周日快报》上对此做出回应：“玩具企业的工作是赚钱，而不是把社会工程搅和进来。”某些多虑的读者可能会认为对中性营销的自由放任是一项“社会工程”，而分开的玩具通道能够决定哪些玩具是给谁玩的，这使一切事情都变得顺其自然。但詹姆斯·德灵坡勒进一步指出，中性营销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最终还是要XY和XX染色体说了算”。 总之，呼吁成立被某些人视为平等的中性玩具市场，无异于让玩具公司不尊重男孩和女孩的真实天性，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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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那个疯狂圣诞节的前夕，澳大利亚绿党参议员拉里萨·沃特斯公开支持反对性别化玩具营销的运动，使自己卷入了这场辩论的旋涡中心。 拉里萨·沃特斯不同寻常颇为深入地指出：“孩子的想象力不应该被老套的性别歧视束缚。”她认为，这些“过时的思想一直提倡的是男女不平等，从而导致出现诸如家庭暴力和性别工资差异这类非常严重的问题”。 拉里萨·沃特斯及时提醒了我们，把性别辩论当作“精神”，或许就如同把太阳表面形容成“温暖”一样荒谬。然而，拉里萨·沃特斯因此受到从头版头条到特别高的政治办公室的诋毁。澳大利亚的《每日电讯报》在封面头条上宣布“绿党对芭比娃娃宣战”，副标题指出绿党所谓的证据丧心病狂——“现在，他们真的把孩子气的玩具变成了家庭暴力。”——旁边的配图则是把拉里萨·沃特斯的头和一个绿党男议员的头，合成到芭比娃娃和特种兵的尸体上。 著名的澳大利亚儿童心理学家马克·卡·格雷格评论说：“这些性别差异化是硬扯上关联的。”他又补充说：“我认为，以任何方式证明玩具与家庭暴力有关都太过分了，这是对常识的致命一击。” 一位自由党参议员认为，拉里萨·沃特斯一定是“喝了太多的圣诞蛋奶酒，才想出了这样的馊主意”。 从电台访谈的评论来看，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也对很多人说道，他不相信“这种政治的正确性”，并建议“让男孩成为男孩样儿，女孩成为女孩样儿——这是我一直信奉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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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性别化玩具营销的理由则有：“游戏元素偏好”、“基本深刻的差异”、“硬连接”、“那些XX和XY的染色体”、“根据性别定制”、“多亏有性别多样化”、“让男孩成为男孩样儿，女孩成为女孩样儿”。假设男孩儿普遍生来就受到“男孩儿玩具”的吸引，是因为男孩儿生来就渴望冒险，争强好胜，占据上风并且掌控世界——这是他们进化的、不朽的、生物本质的天性。女孩儿会无法抗拒地被“女孩儿玩具”吸引，同样是因为她们的天性就是喜欢照顾他人，希望外貌足够有吸引力。那直接反映和回应那些本性差异化营销又有什么问题呢？究竟忽略性别差异只是为了政治正确的营销，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接下来呢？难道那些广告想把曲棍球棒卖给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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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确切证据表明，婴幼儿在玩具选择上有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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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降临人世，每个人从稚嫩的两岁开始，就学会了要和同龄人的行为保持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其他类人猿，也不会如此程度地模仿同类。 显然，这是一种从我们的社会群体中向他人学习的适应性。而且我们的目标是学习那些有声望的、成功的，或在某些重要方面和我们相似的人。我们从他们身上寻找认同感，从他们身上学习、内化并且得出我们对文化规范的理解。 性别结构渗透到这份文化遗传的方方面面。它们不是由怀疑生物学和进化论的性别学者创造的模棱两可的概念；他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每一个新生儿都继承了性别结构中作为其发展体系的必要部分：刻板的性别印象、意识形态、角色、规范和等级制度。这一切都由父母、同辈、老师、衣着、语言、媒体、角色榜样、组织、学校、机构、社会不平等，当然，还有玩具，代代相传。 本章一开始，我们就很熟悉“睾酮是王道”理论中关于“男孩玩具”和“女孩玩具”的概念：粉色和蓝色反映出“女性大脑”和“男性大脑”的不同偏好，很大程度上是由激素引起的。据此观点，性别化玩具营销的捍卫者经常会说，那些有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CAH）的女孩，喜好偏男性化。从第四章中我们得知，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是指在子宫内产生高水平的雄性激素。此处，我们差几步就可以得出结论：性别不平等是自然所赐，无可避免的。但因为“睾酮是王道”的观点已经破灭了，所以，我们还需要另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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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男婴和女婴的大脑在一岁左右时被调试到了不同的生命频道。比如，刚出生的女孩和男孩在总体上很相似，都会发现人脸和手机很有趣。尽管剑桥大学一项研究发现，两性在统计数据上有显著差异，但即使忽略这个广为报道的研究方式中的重要缺陷，其呈现出的性别差异也不会令你印象深刻。该研究表明，实验过程中，男孩有46%的时间会盯着人脸看，女孩则是49%的时间；男孩有52%的时间会盯着手机看，女孩则是41%的时间。一项更好的对照研究发现，四五个月后，男孩和女孩都喜欢看人而不是物体，并且其关注程度是一样的。 在两岁左右男孩和女孩的差异似乎就显现了出来，但仍相当微妙。最近一项大型研究分别测算了100名两岁的孩子玩洋娃娃和玩卡车（包括其他玩具）的时间，以及他们照顾或操控玩具的频率。研究中，分别随机抽取一名男孩和一名女孩，前者在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比后者玩得更“女孩儿气”（或没有“男孩儿气”），这包括他们玩的玩具，以及他们玩玩具的方式。 有时，这个年龄的孩子会更喜欢玩那些不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玩具，而不是那些“为他们”定制的玩具。比如，在一项研究中，14个月大的男婴花在茶具上的时间，是花在卡车、火车、摩托车上时间总和的两倍（而女孩花在这些“男孩玩具”上的时间，和花在洋娃娃上的时间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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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儿童期玩具性别差异会变得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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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如何从婴幼儿玩具偏好性别差异不明显，发展到儿童玩具偏好差异会更典型、更稳固呢？根据文化进化论者、发展心理学家的建议，可以把小孩描述成“性别侦探”。 孩子们会意识到性别是我们划分社会的主要方式，因而他们被驱使学习男性和女性的定义。大约两到三岁时，一旦他们开始了解自己的性别，这些信息就变成了激励因素，孩子们开始“自我社交”，这有时会让信奉女权主义的父母懊恼不已。这可能不是巧合，在这一时期，许多男孩儿开始避开粉色，而许多女孩儿开始痴迷粉色。 只有在3岁时，当孩子们面对其他孩子给出的新奇、中性的玩具和提倡的活动时，才会对此表现出“强烈的偏好”。 事实上，最近剑桥大学的心理学家梅丽莎·海恩斯主持的一项研究表明，患有CAH的女孩儿更喜欢玩男孩儿气的游戏，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她们比其他孩子受性别标签和性别角色的影响更小。 在4—11岁的对照组的女孩和没有患上CAH的男孩中，研究人员模拟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研究结果，如果明示或暗示中性玩具是“为他们”定制的，那么这些孩子大约会多出20%—30%的比例更喜欢中性玩具。 对比之下，那些直接“为女孩”定制的玩具，比如木琴和气球，对CAH女孩毫无影响，尽管她们也知道那些玩具都是为她们专门定制的。想想女性身份在社会生活中不那么安全，这便说得通了。 我在之前出版的那本《性别的错觉》中指出，研究CAH女孩采用的方式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实际上，这些女孩不会被不明身份的特质所吸引。这些特质是“男孩玩具”内在固有的，会吸引她们“男性化”的大脑。无论她们处于哪个特定时间、地点和文化，这种做法肯定更有助于识别出她们，而非那些没有参与男性活动的女孩。 瑞贝卡·乔丹·杨也提出类似的观点，想要了解这些女孩更男性化的偏好，我们必须考虑性心理影响的条件：女孩生来就有非典型的或男性化的生殖器，经常接受密集的医学和精神病学观察或干预，并且其生理特征与女性魅力文化的理想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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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和其他新奇、中性的物品一样，孩子们对反性别化玩具的兴趣会因模仿同性伙伴的举动而激活。 近来更多证据指向了无处不在的性别颜色编码的影响。心理学家王雯（音译）和梅丽莎·海恩斯一起比较了男孩和女孩玩火车和洋娃娃的时间。第一个比较的年龄段是20个月到40个月大的幼儿，第二个比较的年龄段是半年之后。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年龄段，女孩玩火车的时间都要比玩洋娃娃的时间长。（比起做机械工程师这个更好一些的职业，把儿童保育员“自然而然”纳入女性职业，这其中的内涵你只要想一想，就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研究员的主要兴趣是，孩子有没有受到玩具颜色的影响。你瞧，比起性别化颜色的玩具，孩子在看到粉色的火车和蓝色的洋娃娃时，所体现出的玩具性别差异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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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稍大一些的同龄男孩和女孩在玩蓝色火车和粉色洋娃娃的时间上，表现出由小到大的差异；在玩粉色火车或蓝色洋娃娃的时间上，表现出很小的差异，甚至在统计学上不易察觉。 如果有差异，那么，无论是什么角色，如果有的话，激素或生物性别的其他方面，男孩和女孩最初相似的玩具偏好以及其他可能的解释，对“睾酮是王道”的观点来说都是麻烦。因为人们并不期待一个根深蒂固的、进化性的特质与其自身的表现是如此的自相矛盾，或很容易就被颠覆抹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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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生起，孩子就在现实世界遇到过无数的性别线索和暗示：广告中传递的刻板性别印象，其他人的鼓励或劝阻的话语，表达方式或身体语言，玩具店和商品包装，电影电视节目，承认社会角色的性别隔离等等。当然，这些影响不会单纯罗列在一张白纸上。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有他们自己的内在倾向和理解。某些影响对特定的孩子不起作用，但对其他人则不一样。有趣的是，“性别视角”更强的孩子，可能尤其容易受到老一套性别化信息的影响。 有些性别信息会反向发展，并且单一的影响都不大，但会持续累积。它们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孩子们在能够坚定理解他们所属社会性别的年纪，如何在玩具偏好上产生了活跃的性别差异？性别化的发展系统已经达到了孕期激素达不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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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这一结论完全符合我们的进化历程，符合女性和男性扮演的不同角色：女性照顾孩子；男性舞刀弄枪，与敌人拼杀，抢夺资源。这一常见模式在整个社会中都具有兼容性。它完美地调和了现在完全不同的事物。当然，在未来可能又是另一番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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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环境的变化会消除生物进化而来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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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保罗·格斯菲丝的解释，即使是提高繁殖成功概率的适应性特征，在不同环境下，其形式也不同，这一点在进化生物学上已经被完全接受了。 例如，进化心理学把这一现象比作自动点唱机：各种可能的行为“曲调”已经被植入基因，哪一个会得到“发挥”，取决于周围的环境。 第六章的丽鱼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极为生动的例子。雄性想要成为“鱼王”，就需要在身体、行为和激素上依赖它的社会环境和住宅状况。给鱼缸里的鱼配一条更小的鱼，原有的鱼就会占据统治地位；一条没有繁殖领地的鱼仍会保持顺从，这意味着激素会随着社会地位而发生变化。或者再回顾一下第一章中的雌性灌木蟋蟀，它们会在情势不利时争夺雄性营养丰富的精子包。我们再来看篱雀，它们会在众多因素中，根据其繁殖领地的偶然性决定其交配制度，其交配习惯是变化多端的。这些动物的行为似乎都相当具有适应性，但这显然不是由基因或天性决定的。我们可以从这些事例中得出一个结论：某种特定行为在某些条件下是有适应性的，但这并不代表它是固定不变的，相反，它会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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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适应性的标准是什么呢？是指我们在一个物种中看到的标准，而不考虑生态环境或社会环境吗？这些难道不应该被生物学中的遗传基因锁定，确保以后的发展吗？不一定。请回忆第四章，其中的鼠妈妈会特别疯狂地舔雄性幼仔的肛门区域。这一奇怪的现象说明，自然选择是一个朴实的过程，的确能够依靠发育系统中稳定可靠的信息，超越其原有的基因。的确，母鼠舔肛的行为，有助于其幼仔建立某些性行为基础的适应性。保罗·格斯菲丝举出一个很好的例子：恒河猴能识别情感表达，并成功躲避冲突。这些技能的发展，尽管明显有着高度的适应性，但是仍然依赖于婴儿期的社会交往和互动。这很好，因为每一只年轻的恒河猴都会在日常生活中遇见经历这些，并且代代相传。保罗·格斯菲丝指出，为了发展这些能力，恒河猴需要特定的早期社会输入。他“无论如何都确信，成年恒河猴的这些能力全是适应性进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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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生态、技术、社会、医学和文化改变，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约翰·杜普雷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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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脑发育的条件与石器时代有着显著不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假设，过去大脑发育的结果和现在是大致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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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厌其烦地指出，这并不是说“大脑是一张白纸，可以根据无限的可能，去适应环境变化”。它只是在发展进化历程中，郑重其事地扮演着推进的角色—“大脑是由多种或多或少稳定可靠的资源构成，包括人类文化能放心复制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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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环境进行简单操作，会抹掉普遍的适应性特征吗？请思考以下这个实验。科学家选择性地培育出两组老鼠，其中一组侵略性很高，另一组侵略性很低。然后，他们把断奶后的老鼠幼仔隔离在一个环境中，由此增加了老鼠幼仔的侵略性。老鼠就是一个选择性繁殖的例子。在四周后的阶段性会面中，第一组的老鼠变得尤其好斗，而另一组的老鼠一点儿也不好斗。在这个选择性繁殖项目历经7代繁殖之后，研究员才成功培育出两组行为方式完全不同的老鼠。那组被隔离饲养的老鼠变得凶残的概率比另一组大6倍。经过39代之后，这两组老鼠的差异更大了。因此，侵略性成为对抗组老鼠所具有的一种持续的“可适应的”特质（在这里，科学家扮演着自然选择的角色，提高了非常具攻击性的老鼠的繁殖成功率）。但此处有个部分引人注目。尽管第38代的祖先遗传了侵略性，但如果把第39代老鼠幼仔放在不同于祖先的环境中，和其他老鼠待在一起，而不再被孤立，那么它们就会变得和另一组温和的老鼠一样，没有攻击性了。 可见，成长环境中一个简单而关键的变化就可以消除了一个典型的“适应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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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另一个实验：科学家把雄性老鼠单独和幼仔关在一个笼子里，看看又会发生什么呢？不久，你就会看到雄性在“抚育”幼仔方面采取了跟雌性一样的方式。 这也就说明雄性老鼠遵循了女权主义而没有遵循生殖选择。为什么会这样呢？请记住，雄性老鼠发育系统的一个可靠特征是：一只雌性老鼠在养育幼仔。那么，在可控制的实验条件下，科学家通过这项简单的实验掀起了第一波啮齿动物的女权主义运动。这可能会让一些过度疲劳的母亲受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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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见，根据普遍原则，产生精子的人不能决定为人父母的职责由谁担负。老鼠和大多数哺乳动物一样，由于物物交换的平衡使得雌性更适合承担养育后代的责任。这会诱导我们想当然地认为，男性因为其性别特点，天生就缺乏照顾孩子的能力。我们也可能认为，通过生殖选择，男性失去了或从未获得成为父亲的生物能力，这个能力并非“存在”于他们的基因、激素或神经脑回路上，也不是他们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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