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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萨艾斯做了一些很有力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很好地掌控了生活的人，从天生角度讲，并没有被赐予很高的智力、很强的社交能力、富有弹性的感情，以及积极的、有助于性格形成的环境等，而服用情绪闪亮丸的人既没有天生的才能，也没有享受到福祉，实际上很可能会得抑郁症。他假定，竞争环境完全平等，在这个环境下，第一个人只是简单地行使其智慧和正直感，而第二个人则懒惰得无法掌握生活，从而决定欺骗。无论我们的道德评判如何，医生目前并不让身体健康、没有症状的个人服用“情绪闪亮丸”。抗抑郁症药也只是发给那些有焦虑症状和抑郁症状的人服用。给患抑郁症者开药，其实意在帮助这个竞争环境更加平等，而即使服用能提高应对机制的药物，也不能取消个人对掌控自己生命情况的需要——只不过会使他们像天生就有此能力的人一样有能力甚至更加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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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假设是，一个从外表上看起来掌控了生命的人，没有需要的问题、没有私下的痛苦、没有需要处理的种种担忧。到了现在，我们应该知道如何抵制这种结论了——只要亲眼看看那些自杀的名人就行了，如罗宾·威廉姆斯，这位十分富有、极为成功的喜剧演员在2014年自杀了。他本来就受人爱戴，而且，根据社会的标准，在生活中已经达到了成功的顶峰。现在已经知道的是，威廉姆斯当时患有一种令人崩溃的失智症，又称“路易氏体型失智症”。他妻子认为，就是这种病导致了他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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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之后超人类主义者关于何为生活的概念，我们不妨比作我们还是孩子时，看大人的方式。我们看着父母随意地来来去去，想多晚睡就多晚睡，只要自己觉得合适，花多少钱都行，外出都要开车，享受我们作为孩子享受不到的各种各样的自由。我们能看到他们的自由和他们的权利，但我们看不到他们的担忧和发愁，与成人手牵手的那种沉重的责任。同样，如果假定一个智力更高、生命力更强、生命周期更长的人，就没有真正的问题或挑战，那也是太过天真了。与此同时，如果不必花费气力，与我们现在面对的困境做斗争，如令人丧失能力的种种疾病和因衰老而带来的摧残，那我们也许会得到解放，去应对本质上更具社会性、更富于智力和更有精神价值的、更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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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人类增强问题，似乎已渗透在许多人最具毁灭性的末日预言中，同时又让其他人对更光明的未来充满了巨大的乐观态度和希望。关于激进的人类增强是否合意，虽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这跟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之间所持的不同意见一样难以对付。已有大量证据表明，乐观主义者偏向于期望有积极的结果，而悲观主义者倾向于相信消极结果。心理学证明，我们的心态无论积极还是消极，都有一种倾向，喜欢把结果改变，使之按我们的期望来变好（或变坏），采取的是自证预言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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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尔德·贝利断言说：“我们不可侵犯的身份核心，是对我们生活的叙述——是我们经验的总和，无论增强与否都是如此。”他接着说：“但只要我们选择使用生物技术照亮我们的情绪、改善我们的性格、提高我们的智力、睡得更少、生活得更久也更健康、改变我们的性别，甚至改变我们的物种，那关于我们是谁这样一个问题，就仍将持续下去，甚至还可能变得繁复多样。”换言之，通过我们的选择，我们变得更像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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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疑，我们不仅仅是我们所有身体的部件，甚至还是我们的遗传、生命体验，以及截至目前的成就等的总和。很可能在我们的核心欲望中，我们会发现我们真正是什么。说到底，生命是一种永恒的变化：变得更多、更好或更坏。通常的情况是，在很多方面成为与我们开始时或我们自以为的那种不一样的人。谁不是热切地希望得到并不是生来就具备的某些特质和能力呢？难道我们实际选择的意义，不仅是关于我们，还是关于那些随机赐予我们的特质吗？作为个人，作为物种，可能没有其他了解的方式，只有走完那段人类增强的旅程，我们才能看到我们会成为谁、我们会成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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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人类 第六章 打造更佳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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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专科医生道格拉斯·夏尔的业务，主要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但假若他不必再治疗这样的病人，他会开心得合不拢嘴。眼看着一个个病人的病情日渐加重，治疗的工具又很有限，这的确令人灰心、失望。但俄亥俄州立大学记忆紊乱诊所这位脚踏实地的医疗主任，十分自嘲地温和一笑，还是充满希望，觉得可以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与俄亥俄州的脑神经外科医师阿里·热载联手，进行了一项小型研究，采用一种大脑“起搏器”，治疗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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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疾病比阿尔茨海默病（AD）更让人恐惧了。美国人害怕它，比癌症、心脏病和其他任何病都更甚。现在，已有400多万美国人生活在一片夺走了神志和记忆的雾霾中，缓缓地走向完全依赖他人的状态，最后走向死亡。这样数目的人口足以住满一个大城市。而且，随着婴儿潮一代人的衰老，AD大有压倒我们保健制度的势头，到2040年，患此病的人数将达到900万。家庭护理人员的困境，几乎也跟病人的困境一样糟糕，因此才会出现南希·L.梅斯那本畅销书《一天36小时》。该书提醒全世界的人注意，照顾一个患有AD的亲人，是一个多么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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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与AD相关的生理大脑变化，早在症状被注意到的多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淀粉样蛋白是大脑中自然产生的一种蛋白质，它开始会出现不规则的折叠，然后崩塌，成了一块块黏糊糊的东西，充塞脑细胞之间的空间。细胞本身塞满了神经元纤维缠结，是由另一种名叫tau的蛋白质造成的。现在尚不确知的是，是不是蛋白质碎片的这种堆积造成了AD的症状。但很快，脑细胞就开始死亡，特别明显的是在海马体中——这是对记忆编码性命攸关的一个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细胞死亡传遍整个大脑。随着脑白质的萎缩，越来越多的细胞死亡，记忆、理智的能力消退，以及性格内敛下来，直到脑干功能如吞食等也丧失殆尽。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很痛苦，且不可避免的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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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最恐怖的一点是，开始时有点爱忘事，很难跟正常情况、与年龄有关的变化等区分开来。年过五十后，如果把车钥匙放错地方，几乎人人都会突然一阵惊恐，以为AD已经露头了。大多数情况下，这都不是AD。医生的区别是这样的：如果你忘记放车钥匙的地方，很可能不是AD；如果你忘记车钥匙是干吗用的，那就可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问题更加糟糕，躁动不安、幻象频生、幻觉丛生的症状都悄悄出现了。有些药物可以把恶化过程减缓一段时间，但这个病情的发展十分迅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该病到了晚期，病人倒不如护理者痛苦了，因为他认不出任何人，也不明白他发生了什么，整个人被笼罩在一种毒气一样的忘却之中。最早的记忆消失得最晚，而且，病人经常会体验到“第二次童年”，沉浸在早年的记忆中，而这个记忆保持得最完整。这个阶段对护理者来说特别痛苦，因为他们护理的人早就迷失了，只是身体还在继续活着。死亡经常是一种解脱，但护理者却会感到生理上、情感上和经济上完全被耗干了一样，而且还要熬过一个复杂而痛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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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在电话访谈中很小心，他不用“治愈”这个词语，而将其作为起搏器研究所陈述的目标。该项研究对大脑额叶采用了脑深部电刺激术（DBS），希望能延长AD病人的智力功能。由于该病晚期脑细胞压倒一切的死亡，所做的任何治疗都不能恢复脑功能，但如果发现得早，能提供治疗，那就更有疗效，并可在几年中阻止残疾情况的恶化。这对病人及其亲人来说，可不是一个小礼物。“如果你80岁患病，”他跟我说，“你可能活不到85岁。这就意味着，如果你能减缓五年，那就等于把病停掉了一样。”这个病人在AD还没有摧毁他的性格、认知能力、记忆和功能能力时，就可能死于另一个病因。他的残年对他自己和他的护理者来说，都可能更加幸福，也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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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于提高记忆力的三种药物——安理申、艾斯能和拉杂汀（Razadyne）都已获得FDA审批。如果在患病早期服用药物，就能产生可观的效果。还有一些精神治疗药物不大有名，如情绪稳定药、抗抑郁症药和抗精神病药物等，都可治疗随着疾病中期而来的行为紊乱症。夏尔把它们识别为“愤怒、焦虑和激动”。他不知道为何有那么多人反对用药物治疗病人。“光用‘影响精神’（psychotropic）这个词，对许多人来说就充满争议性，”他说，“但该词的词义其实是说，这种药能对大脑产生作用。在大脑患病的情况下，你需要能对大脑起作用的药物。如果你得了心脏病，你会毫不迟疑地用药。大脑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我暗示说，那场大声疾呼的反精神病学运动，反对使用任何影响大脑的药物，可能与此有关。“有些非常聪明的人持有这种态度，”他说，“但药物还是有帮助的，应该接受，应该早些开始用。我们希望能找到更多药物，以及更有效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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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AD的另一只臂膀，还包括行为疗法，如身体和心智锻炼。“我总是鼓励人们做一些能激活大脑的事情。到外面去做点什么，随便做什么都行，只要你做了点儿什么。”据研究表明，通过活动挑战自己，可促进神经生长，包括新脑细胞的诞生和新连接的发芽。练习弹钢琴、参加体育活动等，都能促使大脑进入神经发生状态。而且，有人建议，DBS也能做到这一点。事实上，采取任何形式来促进神经生长，都有助于大脑囤积“储备”，从而造成AD病人功能性残疾的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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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00多年来，对大脑的电刺激曾用来治疗各种疾病，包括精神疾病。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们才确定，它对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是有效的，如帕金森症、原发性颤抖症、癫痫，甚至强迫症。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约有12万人接受了DBS治疗。而且，虽然这个手术具有入侵性，但经证明是相当安全的。在大脑移植电极手术过程中，出现中风或脑出血的概率为1%，而硬件折断或感染等问题所造成的并发症风险为5%～10%。若植入电极后出问题，可以不做手术，关掉发送的轻度电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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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S可将持续的电脉冲发送到大脑中需要的区域或“节点”，能影响穿过细胞和突触中的回路。它可以加快通过回路中的信号流，或降低其流速，但这要取决于该区域是否活动量过大，如在抑郁症中（等会儿再详述这点）；或活动量是否过小，如在帕金森症大脑区域的个案中。认为AD是一种“回路”问题，这个观点有点儿新，但在科研群体中引发了注目。大脑毕竟不是一个静态的器官，而意识的特点就是，有电化信号不停地闪烁着穿过大脑的许多神经通道，多重“回路”通过脑细胞的网格连接而形成。理论上认为，“回路”某个部分的变化，可能改变其他许多节点和下游“回路”的行为。因此，就在该处进行干预，可能既有风险，也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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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夏尔，为什么他的团队决定集中研究额叶问题，把它当作干预AD的可能场地？结果表明，每一个额叶都有一个节点，也是把电流从大脑的不同部分转移的一个重大的“交换站”，似乎能在警醒、注意力、集中力和决策（所谓大脑的“执行功能”）等方面发挥主要作用。有一种假设是，如对这个区域进行刺激，就会导致总体功能操作更好。也许，把重点放在海马体似乎更直观，因为这个结构能对进入大脑的信息进行编码，将之储存在长期记忆中。不过，海马体的细胞在AD病况下很早就开始死亡，并能形成夏尔医生所称的那种“死亡区”。“在AD病况下，”他说，“病理学始于记忆回路，而且不出所料，会散布到已知的神经通道。我当时觉得，‘咱们绕过死亡区，进行到下一个节点，也就是能从额叶得到信号的节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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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移植的科学，现在发展得很快。到目前为止，热扎医生已在三个AD病人身上移植了电极，现正期待下一代脑移植体的出现。当前，这个模型是一个小型脉冲发生器，移植位置正在锁骨下面，与细线连接，从皮下穿过，通到耳朵后部的脖子进入头颅顶部，在颅骨上钻了两个洞。然后，把电线深深地插入大脑，所到位置就在前额的每一边。过程中，病人一直保持清醒（大脑不会感到疼痛，只感到钻洞的压力）。接着，轻度的电脉冲就会刺激目标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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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模型不从大脑收集信息，但未来的模型会这么做。3～4年后，发生器中的电池就会耗尽。这时，发生器需要更换——要做一个小手术，而通常都不需要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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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批的大脑起搏器可以积极地监测大脑信号。如有需要，还可以对正确的刺激量做出反应，以使脑活动正常化。现在已在癫痫病人身上做到了这一点。经证明，可以防止癫痫发作。虽然这项技术代表着掌控脑疾病的能力已有了大大的飞跃，但也让一些生物伦理学家感到踌躇。他们担忧，我们大家——我们脑活动——的最亲密的信息，一旦被收集和储存，很有可能遭到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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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文写作时，夏尔医生和热扎医生尚未发表他们的研究结果，但本书出版时，他们可能已经发表了结果。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没人宣称，DBS或任何现在提供的其他治疗方式有防止或治愈AD的潜力，而随着生命周期的延长，AD可能成为全球性的危机。据预言，在接下去的40年中，将会出现1.15亿新的病案。这相当于整整一个国家的人口，而这样一个负担，谁都不知道如何承受。如果激进的生命延续就在前面拐角处，而没有找到一种剿灭AD的方式，活得久就毫无意义，甚至是灾难性的。目前的治疗对上了年纪的病人来说，还是具有很大意义的，因为他们可能不会活得太久，体验不到AD最糟糕的病况。但如果在75岁得了AD，还能活到130岁、140岁或更高的年龄，那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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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伦理学家还很快指出了另一个问题，说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DBS经证明能够显著地改善脑功能，健康的人也会去寻求之。那么，我们如何界定认知损伤和因年纪导致的记忆问题呢？夏尔医生和热扎医生都强调指出，他们在AD患者身上使用的DBS，是绝对不能用在健康者身上的。但不难想象的是，想提高脑力者肯定会想使用之。问题是，如何在一个经济自由市场和人体增强方面正在拥抱更大程度的个人选择的社会中，对这种技术加以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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