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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杂志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报道，美国人已经每年把13亿美元花在脑训练产品上，这还没有包括在允诺能提高或保护脑功能的营养补品上所花的10亿美元，以及花在提高认知药物，如利他林（哌甲酯）和阿德热尔（Adderall）上不明数额的钱款。脑增强是很大一宗业务，而随着婴儿潮一代人的衰老，这个生意预计会越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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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休斯在伦理与新兴技术研究所网站上，对消费者已经能够取用的一系列认知增强技术提供了一个总览。一个是神经反馈装置，每天佩戴数小时，用以训练人们的认知能力并保持精神状态，如集中精力、记忆和注意力。这个技术的费用大家都承担得起，但很难说这个技术是否有帮助，或者能帮助多少。既然制造者说一天佩戴数小时很安全，那这种东西也不可能不起任何作用。还有一项合法也可用的技术，名叫颅直接电刺激（tDCS），可训练头皮上低水平的电流，据称能够改善数学、语言和学习等技巧。关于这项技术的研究说法不一，但批评的人指出，关于这方面做的几项研究，不仅使用了tDCS，还同时使用了严格的大脑训练练习，所以很难说，认知方面的改善是由于看起来相当愚蠢的耳机，还是练习本身。耳机售价250美元，而且现在也不知道长期使用会如何影响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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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用来治疗抑郁症，获得FDA批准的技术，是经颅磁刺激（TMS），于1985年发明。听起来颇像19世纪江湖郎中卖的什么药，但据表明，它不仅能够改善抑郁症，而且还能提高记忆力和回忆的速度。TMS通过把两个很大的电磁感应圈（或磁铁）放在头皮上而起作用。据称，这样可以去掉神经元的极性，刺激神经增长因素的加大释放，从而导致神经发生。已经用于帕金森症、强迫症和震颤的DBS，现在不仅在AD病人身上试验，而且也在妥瑞症、慢性疼痛和抗治疗性抑郁症患者身上进行了试验。现在，美国军方正资助一些极为先进的脑研究。由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的老兵创伤性脑损伤（TBIs）发病率很高，DARPA现在正争分夺秒地研发记忆增强脑移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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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0年以来，28万军方成员和170万美国平民都被诊断患有TBIs。该病的典型特征是很难找回受伤前的记忆，也很难在受伤后形成新的记忆。TBIs患者的记忆缺失，会对一个人的生活造成破坏，连穿衣、系鞋带这么简单的记忆也会被瓦解。使用身体、心智和职业疗法，通往恢复之路往往漫长而又缓慢，而恢复又总是部分性的。如果DARPA的这项工程（恢复活性记忆或RAM工程）取得成效，TBIs患者很快就会有一种永久性的、自成一体的脑移植体，能阅读并阐释脑信号，并以闪电般的速度做出反应，以刺激可以检索所需记忆的神经元。这个移植体意在直接作用于海马体和一个名叫内嗅皮层的地方，并辅助创生新记忆和检索老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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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RAM工程目标很高，但难以达到，需要脑研究者、医生、数学家、物理学家、心理学家和生物工程师，以及电脑专家等通力合作，其目的在于把脑移植体技术提高到更高的水平。这个移植体含有一对高强度的电极排列，以灵活的、生物适合的聚合物制作，可记录脑信号和六十四通道的神经刺激。从大脑深处，移植体可与耳边佩戴的一个小电子部件通过存储和检索数据进行无线通信，把这项技术大大地推进到脑机交互的领域。RAM装置的设计，并不是用来帮助接受者回忆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说的所有话，而是帮助他们恢复与“生命和生计”有关，“以任务为基础的动作技能”。换言之，希望这个装置能治愈士兵，使其重返战场，开飞机、操作设备、做出有关战斗的决定，并且能够回家，重新过上平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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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嗅皮质是RAM工程中刺激的主要焦点，研究的带头人伊扎克·弗里德医生把它形容为“通往脑记忆大型机的金门”，将经历抓取并编码，令其在永久性记忆的过程中发挥全面的作用。弗里德医生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精神病学和生物行为科学教授，他与同校的物理学和神经生物学教授马扬克·默赫塔，以及哈佛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加布里埃尔·克莱曼组成团队，对已在大脑植入电极的癫痫病人，记录其神经元集群，甚至单个神经元。他们拿到DARPA的资助后，接下来想研发不同活动的电脑模型。这些模型可帮助装置辨认大脑中的某些信号并加以放大，从而使之“优先”编码至长期记忆中。这个六十四通道的装置，直径仅一毫米，将在DARPA的资助下，由加利福尼亚的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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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巨型项目集中了大规模的专家，它再次以事例证明，美国军方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催生重大的技术推进。DARPA在2014年颁发了重奖，给研究者们四年的时间来研发这项技术，为人类创生一种植入式装置。考虑到科学试验已通过老鼠和猴子提供了原则上的证据，因此，下一代记忆增强假脑体在2018年投入使用的可能性很大。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记忆增强脑移植体的未来如何？这些植入体可供记忆正常，想学习新技能或语言、增强学校考试成绩，或只想在工作场所获得竞争优势者使用吗？尽管我采访过的医生都强调说，这项技术到目前为止只是考虑用作医学疗法，但还有很多问题尚待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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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关于上述技术，以及这些技术如何工作，现在我们所知甚少。为什么经颅磁刺激有助于改善抑郁症，刺激大脑的某些节点，而不刺激另一些？会产生何种长期效应？对此，任何人似乎都了解得很不详细。如果脑植入体只是帮助储存和提取有用记忆，其效应就会大为有益，那么假如最后扩大的是PTSD、焦虑症或其他精神紊乱症患者不想要的记忆，那怎么办？忘却的行为深度纠结，跟我们的精神健康一样，其之所以存在，是有其目的的。至于短期记忆，有一些很好的理由说明，我们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内，为什么只能留存数量有限的信息。只要目睹一下自闭症的病案就行了，患病者记忆好得像照相机，所有动作都记得极为详细，但缺乏决策和日常自我料理等关键技能。假如大脑如洪水一般充满许多有意识的记忆，这是否会损坏决策功能和其他执行功能呢？目前，关于脑功能我们知之甚少，还不能很容易地预测出激进记忆增强对我们能产生何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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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研究者们把重点放在以脑移植体来改善疾病和残疾情况上，这表明社会并未一头扎进对健康大脑的增强上。鉴于综合技术的迅猛增长，为技术带来急剧飞跃的性质，下一代的技术很可能把我们抛入一个生物技术的领域，而现在只有少数人开始考虑这个问题。这一创新过程的关键，是如何控制私企部门，其在短时间内获利的驱动力，给公司加大压力，从而获取智慧产权、专利和把脑增强技术商业化进入市场的权力。调控制度需要到位，才能管理这些已经开始成形的技术的长期效应。这就好像路正在用一块一块砖头建造，我们却已经在上面开车了。而这个现象随着CTs之间相互促进，将会变得越来越尖锐，一个接着一个的大飞跃，进入一个谁也无法完全预知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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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以CTs为基础的植入体和技术中，有一个意义重大的挑战。那就是，这些技术中，有许多都无法分类，不知道是划分为“治疗”还是“增强”。在许多案例中，治疗性的技术也在增强。很有可能的是，记忆植入体的广泛使用难以避免，先用在老人身上，这便会导致80岁老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记忆的“新常态”出现。记忆辅助设备甚至可能变得跟眼镜和隐形眼镜一样常见。过去，人只要过了50岁，就不会有人指望他视力达到1.0的正常标准，但在今天，如果视力低于1.0，那就会被视为是有病，是一种视力损坏，必须治疗才能开车。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法律和调控范围再延伸一点，囊括进人类增强，那我们就必须要么把以前认为正常的情况“医疗化”，要么把无论定义得多么不准确的增强置入一种全新的类别，伴以新标准和新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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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有一个问题尚无任何解决的迹象，即个人和政府通过黑客方式进入任何电脑化装置或部件的能力。在不久的将来，凶恶的个人或特务可能会破坏医疗植入体，或从中盗取信息。到目前为止，电脑黑客已经证明，他们有能力检索并盗取各种加密信息，给人们和机构组织造成经济、隐私和名誉上的损害。人们因身体依赖的电脑化部件而受损，这也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如果神经移植体可以通过刺激大脑某些区域而获得需要的效益，那你可以想象，假如犯罪分子或好战政府进行实时袭击或操纵人的大脑，那会造成何等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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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熟悉的问题，即大量几乎难以想象的，从我们大脑深处获取的亲密信息，可能存在并储存于别处。正如我们的手机服务提供商把我们的几乎每一个动向都记录下来一样，脑植入体的提供商和从脑植入体中流过的数据，也会记录着我们的思想。那他们会“拥有”这个数据吗？这种信息能买卖，或与执法单位、政府分享吗？什么样的法律机构或政府机构能对其使用进行调控，又具有何种执行力呢？有人正在检索或操纵一份关于我们心理活动的副本，可我们怎么知道呢？调控这个数据的法律能在国际适用吗？还是各国适用情况都不一样？有些生物保守人士认为仅凭这些问题，就有足够的理由限制生产脑植入体。他们很典型地预计，会出现一种“老大哥”式的政府，逼使人人就范，但我则预计，我们的大脑很可能被公司用作商业广告牌，因为公司想把所有的东西都卖给我们，从汤到坚果。这两种场面都让人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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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罗纳尔德·贝利为了写一篇文章，把反对认知增强的最常见意见考察了一番，发布到了认知自由和伦理学中心的网站上，该文直到今天依然实用。贝利解构了八种生物保守主义的论点，发现没有一个论点特别有力。他撰写该文时，最广泛的认知增强物是百忧解和利他能，但即使过了十多年，对各种认知增强技术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些论点还跟过去一样。第一个论点是，必须避免神经增强药物，因为这些药物能够永久性地改变大脑。贝利指出，传统的活动如教学，也会永久性地改变大脑，学习一门新技能或新语言也是如此。如果利他能让学生更用功、听讲更认真，那促使他获得的知识也跟天生用功听讲的孩子所获得的知识是一样的。如果对大脑产生的永久性改变是我们想要避免的，那我们就得放弃数学课、网球课、字谜游戏，以及药物和大脑移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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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引用的第二个论点是，神经增强物会导致产生一个不平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知识分子的种姓制度会与经济利益结盟。这是任何讨论中对认知增强的第一个反对意见，而且在自由主义者和保守分子之间同样表现广泛。其恐惧是，不仅富人及其子女会比穷人更聪明、更有竞争力，富国也会对穷国产生巨大的经济优势。但是，正如贝利和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认知增强实际上更有可能在近期创生一个更为平等的社会。其理由是，这些增强正在研发之中，而且首先是作为疗法而分配的。增加效益，特别当它作为医生开药，有医疗保险时，很有可能拉平智力，让那些患有损伤疾病的人进入“正常”或“平均”的范围。这就意味着，更有自然条件的个人（或那些有钱支付而获得教育优势者），相对来说，比别人拥有的优势就少一些，而不是多一些。拥有更聪明公民的优势在于，全社会都能受益。如果我们的未来具有真正普遍的保健服务，认知增强能获得医疗保险，那任何一个群体对其他群体都不可能具有认知优势。但很快就可能出现一种新常态，是人们必须向上看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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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认知增强的第三个反对意见是，这种技术对那些选择者来说是不攻自破的，因为社会将变得太平等了。一旦增强广泛应用，谁都不再具备认知优势。这样一来，技术就毫无价值了。这种相当世故的观点假定，我们增强大脑的唯一理由，就是想高人一等，但这个观点忽视了一整套理由。其中一个并非最小的理由就是，我们的生活可在每一个层面得到增强，而我们最愿意增强的是我们的大脑。贝利注意到，即使谁的社会地位都没因增强而得到改变，但“社会的总生产力和财富都会大大增加，使人人都生活得更好。这肯定是一个社会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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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看法是，认知增强到时会让人很难拒绝，因为有社会压力，要人们在一个遍地增强物的世界里保持竞争优势。贝利写道：“这倒不是说，我们现在都没有面临竞争的压力，如到好大学上学并从好大学毕业，不断提高技能，买更好的电脑和更有生产力的软件等。有些人选择考一个英文博士来自我增强。不大清楚的是，为什么一颗药丸会比高等教育更难抗拒，为什么会有人对其中一个提出特别的伦理关注，而对另一个却不提这种关注。”他引用了心理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的话，因为后者指出，仅仅只是获得额外的知识，并不能保证就能在其他方面做得出人头地。加扎尼加说：“我认识很多聪明人，他们最后看起来也跟一排豆子相差无几……因此，即使一颗药丸能把你的知识处理能力泵起来，也不一定就能让你具有使用这种知识的驱动力和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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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提出第五种意见的生物保守分子争辩说，神经增强物会破坏好的性格。福山断言：“克服自卑的正常而又能从道德层面为人接受的方式，就是与自己，也与他人斗争，努力工作，忍受痛苦的牺牲，最后崛起，并因此而得到重视。”贝利回答说，那些得到认知增强者，要想证明其有气概，也得要迎接多种挑战。“汽车、电脑和洗衣机等，都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处理从前很难胜任的工作的能力，”他说，“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活的斗争就此消失殆尽。它只意味着，我们可以处理下一批斗争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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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种反对意见是，神经增强会破坏个人责任感。但贝利指出，个人某方面感到缺乏，就对该方面加以增强，这实际上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方式。患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ADHD）的孩子，服用利他能后行为发生变化，这才是重要的，而不是孩子在药物的帮助下，能多么快地发生变化。也许，能否谦虚地承认，人需要服用某种药物，这才是道德的石蕊试验。正是因为做出了服用利他能的决定，才显示了道德责任感，而这样的决定是不能被轻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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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个反对意见认为，认知增强加强了“标准规范的不确定感”。它反对运作的标准越来越高，我发现这个论点使人糊涂。即使许多人都需要矫正镜片或激光手术，才能达到1.0的正常视力，也有人会反对想把人的视力矫正到1.0的正常视力这种规范吗？把视力标准定在1787年平均45岁年龄者的视力，社会就会更好吗？凡是设置障碍，不让人们向往比自然条件更高的标准，贝利对这种障碍总是持高度怀疑的态度的。他写道：“变化总会到来，但与此同时，真正的人不能因某种空想的、限制自由的生物伦理而牺牲。同理，我们无疑应该重视患有抑郁症者或记忆糟糕者，就跟我们高度重视那些幸福的天才一样，但在那个大喜的日子尚未到来之时，应该允许人们利用能改善他们实际生活的社会的种种技术。”注意到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即有些人大声疾呼，要取缔增强的压力，但正是这些人在施加很大的压力，不许别人增强自己。不管增强与否，反正我们已经受制于种种压力，要按社会的准则，而非我们自己的准则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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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种反对意见多少有些无处不在，在关于任何形式的增强讨论中都有出现。这个观点认为，神经增强使我们不再真实。贝利断言，事实正好相反，因为我们的选择很可靠地表现了我们事实是什么，比遗传基因或环境那种玩彩票的方式更可靠。进而言之，这个反对意见的核心是一种假定，认为有一种静态不变的自我和真诚的“自然”状态。关于一个“不会变化的自我”的概念或一整个“自然”自我的思想，目前尚未取得一致意见，因为我们之所以是我们，皆因教育、文化、历史和各种影响等塑造。除此之外，所谓“正常”，只是一种概念，很难加以定义，哪怕精神病学家和研究人性的最知识渊博的专家也难定义之。人性好像仍在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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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对反对认知增强的一个常见的意见没有提及，那就是害怕人性本身会改变，我们的个人身份和集体身份会变异得恐惧。但是，我们的身份感早已立足于流沙之上。当我们选择向前，打造一个增强身份时，我们并不清楚会失去什么。如果我们确实还是我们应该的那样，那我们如何评估鞭策我们总想变得更好的那种驱动力呢？那我们或许就要把这个驱动力视为不健康的东西，甚至是有毒害的东西，因为它可能会剥夺我们的真实自我和最佳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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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生物保守分子坚持的就是这种观点，并补充说，当我们试图改善创世者已经创造的一切时，那就是对他的侮辱。对创世者意志的这种冒犯，肯定会伴随着精神或物质的灾难。也就是说，犯罪是有代价的。我把这种观点比作这样一种信仰，即人类是对所有事物最充分、完美的衡量。这个看法跟那种同样长期珍视的信仰是有冲突的，因为该信仰认为，为精神的完美而斗争，是人生主要关注的。而且，这个看法也与人类因原罪而堕落的概念有冲突。有些创世学说信奉者似乎不太在意这种不协调的现象，他们把人类对其自身创造的参与视为妄自尊大。他们还排除了任何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上帝的本意可能就是让我们成为自己的创造者。他们的判断认为，人类不可能做出好的选择，把个人提高，最终把整个物种也提高。不过，有相当大的一批人已经开始为了神经增强的目的而服药。根据报道，4%～25%的大学生使用了刺激药物，提高了他们的学习性能，而那些所做的工作要求智力很高的人，服药人数也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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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到神经增强药物的分配问题，那就得去医生办公室，那儿才能见到真货，因为医生目前都是药物的保管人。如果身体健康的病人要利他能这样的刺激药物，或安理申这种记忆增强药物，医生就要把好关。目前的临床研究很少，确立的调控医生的准则也很少，病人如果想要，而不一定是需要，就能找医生要神经增强治疗，无论是通过药物，还是通过植入体。医生现在迫不得已，要依赖FDA的规定，也就是要做一个风险/效益分析。2009年，美国神经病学学院（AAN），就成员如何对这类要求做出反应，发表了推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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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N的大纲确认，有病和无病之间的界限很难确定，哪怕对医疗专家也是如此，它适合那些没有诊断为精神紊乱症或神经紊乱症的人。该大纲撰写者认可，安理申这样的药物可以增强通常因衰老而导致的记忆衰退的病人的记忆，还可提高执行功能。大纲还提到，医生在有人要求提供记忆增强药物时，有义务提供。据AAN说，医生如果决定收治，拥有通常的权利和责任，要求者就成为病人了。医生必须绕过这个关键点，要么同意，要么拒绝，而是否增强的决定权在他手上。一旦医生同意治疗，要求者就成为病人。这时，所有确立的医生—病人关系的规定，都适用于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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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确认，有许多医疗手术目前都可用来进行纯粹的美容目的，而医生如果提供此类服务，本身并不违反职业道德。不过，在试图为神经增强药物开药提供指南时，最相关的大纲是FDA有关药品核准标示外用途的政策。核准标示外用途的开药，或用于FDA推荐中没有严格囊括的目的，都是广泛被接受的。抗抑郁症药除了治疗抑郁症外，还可用来治疗慢性疼痛、经前综合征和其他一些病症。FDA获批意味着，已经满足了一些标准，药物已在可接受的风险/效益范围之内。AAN清楚地阐明，核准标示外用途的开药，并未违反禁忌，但在有人提出要求时，医生没有义务一定要开此类药。除了告诉病人这类药物对健康人士身上有什么未知的作用并说明该药“并无害处”之外，医生必须依照自己的判断，做出是否开药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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