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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五大皆空”是指现今许多医师纷纷弃守内、外、妇、儿、急诊五大风险的科别，进而抢攻医美或是“五官科”（眼、牙、皮肤、耳鼻喉）。这是因为前者行医风险很高，且收入并没有随之增加，相反地，后者不仅工作较为轻松，更可以让该科别的医师荷包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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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让局面变得更复杂，那就是上述五大“艰困”科别所治疗的对象多属状况较棘手的患者，较容易出现对治疗结果不满意的情况，患者或家属在激动之余往往会利用媒体或是诉诸公堂，欲置那些曾经让他们卑躬屈膝的医师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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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危言耸听，这样说是有事实根据的。依据阳明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杨秀仪博士与刘邦扬硕士的统计报告，全世界“犯罪率”最高的医学界就在台湾。他们俩统计了从2001年1月1日起，至2008年6月30日为止的资料，发现这段期间台湾地方法院共计有312位医师被告，其中80位医师被判有罪，“有罪率”竟高达25.6％，相较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是高得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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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从备受尊敬的“活菩萨”，到人人喊打的罪犯，用“情何以堪”都不足以形容医师的心情与处境，因此，如何在救人之前自救、自保，是医师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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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里，让我想起了西方的一句谚语：“Physician，heal thyself.”——如果按照字面来翻译是：“医师啊，治好你自己吧！”任教于东吴大学的吕建忠先生将它翻译成：“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更让我觉得心有戚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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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ian，heal thyself.”这句俗谚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就有了，其拉丁原文是“Medice，cura te ipsum”，对于虔诚的基督徒来说一定不陌生，因为在《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三节，耶稣就曾经引用了这句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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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罗马时代为何会有这样的俗语？罗马时代的政治家与雄辩家西塞罗（Cicero）在致友人书中，就提到了这么一段生动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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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学那些坏医师，他们对于别人的病口口声声医学知识，却治不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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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当时社会的氛围对医师如此地不信任？答案其实相当简单，因为那时候的医学知识大多天马行空，没有多少理论基础可以经得起反复考验，被称为好医师的人是凤毛麟角，生病真的被医师治好的情况，自然不若今日科学昌明的时代常见，大众对于“一般”医师的不信任是非常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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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经过两千年的进步，医师对民众健康的照顾愈显重要，可是这种重要性却因为“消费者”意识的抬头，逐渐把“医疗行为”和“商品消费”等同视之。对于那些没有“病识感”、只以“结果论”来评判医师好坏的民众来说，若医疗作为中有任何闪失，原来应该被视为“救命恩人”的医师，自然要当成十恶不赦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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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风行于两千年前古希腊罗马帝国时代的俗语——“Physician，heal thyself.”被吕健忠先生解释为“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可算是幽台湾所有的医师一默：两千年前，无法自保是医师自己的医术不行，得不到患者的信任；而现在的医师，即使医术较两千年前进步了，却迟早得为医疗结果的不确定性做好“防卫性医疗”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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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黑医疗史 第三单元 野蛮与文明的一线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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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变了样——关键词：孕妇、胎教、兔唇、象人、先天性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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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听到不少人提倡“胎教”的重要性，甚至是出书指导妇女在怀孕期间多听音乐、多看书，保持愉快的心情，进而改变自己的气质，就能产下健康、有活力而且温顺的宝宝。很多人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开始会有“不正常的期待”，像我的同事那位怀孕的老婆就在房间内挂满某个“花美男”偶像的海报，希望自己的小孩儿将来能够有如同该位偶像的帅气容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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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胎教”的想法与概念，老实说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而是植根于西方古老观念的传承，且这种信念还一直保留到20世纪初的医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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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以“颚裂”这个俗称“兔唇”的先天性畸形来说。它为何叫作“兔唇”？这是来自很早的错误观念，在16世纪博学多闻的瑞典主教奥拉乌斯·马格瑙斯（Olaus Magnus）的著作中，就有如下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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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孕妇常遭遇的不幸，就是不该吃兔肉、或是从兔子的头上跳过，她们可能产下有兔嘴（hare mouth）的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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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因为“孕妇的印象”（maternal impression）而导致畸形的观念，很早就左右西方产科界，所以底下几件有趣的事件，就常被历史学家拿出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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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事发生在13世纪的罗马，某达官显要的老婆生下了畸形儿——身上有未退化的毛且手足变形。参与会诊的医师推论，可能是产妇在她的卧室挂了太多有关“熊”的壁画或装饰，才造成了这个悲惨的后果。为了怕有相同的畸形儿产下，当时的教皇马丁四世（Martin IV）下令，罗马城内有关“熊”的雕像或油画都要移除或破坏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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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有趣的事发生在17世纪的丹麦，当时发现人类淋巴系统的名医托马斯·巴托林（Thomas Bartholin），观察到有产妇生了一个“猫头”的畸形婴儿，仔细询问病史时，孕妇忆起曾经有一只猫咪从床底蹿出而吓了她，大跳——产下畸形儿的原因不言而喻。托马斯·巴托林这个重要的发现，深深触动当时丹麦国王腓特烈四世（Frederick IV）心底的恐惧，还因此盖了一间收疗全国肢体残障人民的疗养院，目的却不是要救治有残疾的人士，而是不希望怀孕的妇女看到他们，以避免生下一样的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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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连18世纪德国一件有关“通奸”的法律诉讼案件也变得十分精彩。一位与黑人结婚的白人妇女，因为生下了皮肤白皙的婴儿，被丈夫一状告上法庭，控诉其妻与不知名人士做了“不可告人”之事。被告的妇女当然极力为自己脱罪，辩称是一幅挂在她公寓的白人男子画像所致，她向法官陈述自己是多么仰慕画中男子的容貌，每天都会花不少时间凝视那位“美男子”。当然法官没有听信她的鬼话，最后还是以通奸罪将她起诉，算是对“孕妇的印象”这个观念的不信任，只不过这在当时的社会算是“特例”，因为上述的观念还是如鬼魅般影响着人们与医界，即使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医学期刊与教科书都还充斥这种案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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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19世纪80年代的欧洲医学期刊，就曾报道了挤牛奶被牛踢到头的孕妇产下“牛头”的畸形婴儿；还有某农夫抓到了一只野兔，童心未泯地从干草堆中将它抛了出去，而此时大腹便便的太太正在一旁，结果小孩儿出生后，这位农夫再也无法笑出声来，因为婴儿脸上有坨“肉球”，上面长满了类似兔子的皮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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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的期刊都充斥着上述离奇的病例报告，那教科书里的论述有所偏差也就不足为奇了。像是在1903年的《美国产科教科书》（American Textbook of Obstetrics），就奉行“孕妇的印象”的观念，认为英国的“象人”（即Joseph Merrick，电影《象人》的主角）及美国乌龟人（因为背上长满黑色素神经瘤，状似龟壳）形成的原因，就是大家“熟悉的畸形原因”——虽然没有说出孕妇去看大象或乌龟，却已经绕个弯儿，把责任都推给了不小心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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