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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母亲也进行了23andMe公司的基因扫描,她也携带有同样的基因变体。谢尔盖写了一篇博客文章,他的第一篇取名为《LRRK2》,他写到:“在我生命的早期,我就知道了我染上某种疾病的几率很高。现在,我有机会调整我的生活,去避免它(举例:有证据证明锻炼有助于抵抗帕金森症)。同样,在它感染我之前我也有机会去研究这种疾病。还有,不仅仅是我自己的健康,(基因扫描)同样也造福于我的家人……我感到非常幸运。”他的观点让人想起NBC前通讯员查尔斯·萨宾(Charles Sabine),他因基因扫描得知他携带有亨廷顿舞蹈症的基因,他说:“了解我的基因状态,让我既兴奋又充满动力,没有什么物质刺激比得上了解你的基因密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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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许多记者也对此持肯定态度。2007年,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艾米·哈蒙在她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中写到:《了解我的基因,了解我自己》。《连线》编辑托马斯·高茨撰写了封面文章《你的生命:破解密码。只需花费1000美元,DNA测试告诉你你将如何活着,以及如何死去。欢迎来到基因世纪》(Our Life: Decoded. A New $1,000 DNA Test Can Tell You How You’ll Live—and Die. Welcome to the Age of the Genome)。《时代》杂志将个人基因扫描称为2008年最重要的发明。高茨还为《连线》写了谢尔盖·布林的专题,评论了布林与个人基因组的渊源。高茨说,有些人认为获取DNA结果“拥有着黑暗的、不可知的秘密”或者是一种“有毒的知识”。他提醒我们说“在1961年,如果病人患上了癌症,90%的医师将不会告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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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总总,虽然,被证明大多数只是个人基因历史中远远亮起的一只小灯,但它们值得我们去思考,全基因组扫描已经遭到攻击。不管怎么说,这种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基因测试使用的是研究级的基因芯片,它和“印度神油”般的毫无科学依据的江湖广告不同,那些广告会分析你的基因,然后告诉你哪些食物能吃哪些不能吃,为你找出“适合”你的另一半,以及预测某个孩子是不是会成为菲尔普斯。但是还是有许多合理的关注点的,比如说下面五点:一、恐惧;二、可用性、实用性,以及误差;三、隐私与安全;四、管理法规的缺失;五、获取权力与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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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处理这些问题,我们手头并没有或仅有有限的研究资料,斯克里普斯基因研究所做了一项涉及3600参与者的大型研究,这些参与者可以以非常大的折扣(费用从2500美元降至200美元)做一次Navigenics公司的全基因组扫描。研究将对饮食与运动所造成的影响、心理效应,以及医疗甄别与诊断进行评估。经过近6个月的跟踪调查,超过2000名参与者递交了他们的数据,没有任何证据,验证测试评估心理效应、抑郁、悲痛,或者高度焦虑。对于个人来说,结肠癌的风险的增长非常的危险,他们迫切地要求做结肠镜检查;就像乳腺癌风险增长时他们要去做乳房X线照相术,前列腺癌风险增长时他们要去做PSA检测,黄斑变性风险增长时他们要去做眼部检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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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肠镜检查的结果很有趣。我的妻子也参与到研究当中,研究发现她患结肠癌的风险是常人的两倍。她已经55岁了,5年之前她就应当去做她的第一次结肠镜检查,之前她一直避免去做这样的事情。她做了结肠镜检查,放下了心,一切正常。研究中至少两名头一次做结肠镜检查的参与者做了息肉切除手术;其中一位发现他患有癌症,但因为癌症尚属早期,他感到很欣慰。依据记录,50岁以上的人中,超过半数的没有依照建议去做结肠镜检查。只是,这建议是为集体检诊而做的,是为普遍性的基因变异风险升高而做的;也许有一天,定向诊断将更有意义,针对个人的个体检诊,尤其是对那些已经确定带有更高遗传可能性的人,对于每一项检测将更加的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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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整体结果既发人深省又给了我们些许安慰。改变行为去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减肥,更多锻炼,以及健康饮食——这是医疗健康最大的挑战,并且,到目前为止,我们也还没有成功的策略去应对它们。与柯林斯和布林不同,全基因组扫描结果在大众中并不会诱发有益的生活方式改变。另一方面,“有毒的知识”应该被放在一遍。我们有坚实的证据指出应该避开任何不利的心理影响。这支持着这有关家族中的阿尔茨海默病的apoe4基因的重要研究。“依据公开的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的成年子女的载体蛋白资料,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有短期的心理风险”。我们包括载体蛋白以及其他20几项的检测条件的研究,都显示出的同样的结果。这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依据他或者她的DNA检测结果就给出同等的处理方式,但是我们还是强烈建议大家应当尽量这样去做。它当人反击加利福尼亚公共卫生部门的公开生命,这些测试是“用死亡恐吓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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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谈谈统一性的问题更有价值。2009年,我的一位同事为《自然》杂志撰文,在三家公司的争斗中,有一件事情越加明显。最主要的问题与基因型分析没什么关系,而是在于三家公司都缺乏共识如何将这些运算数据制成报告。对于什么样等级的证据必须纳入基因标记,或是什么样的量级必须指出其影响,都没有特定的标准。要是有人在这三家公司中都做过一次基因扫描,也许就能发现,对于他的同一种病,这家公司会认为它有患病风险升高的趋势,而另一家却认为它毫无问题。我在三家公司都做了基因扫描,加上我在Pathway Genomics做的,一共就是4次了,我发现了许多差异。2010年,政府与科技公司达成一致,为报告制定了统一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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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不能避开全基因组扫描当前最大的弱点不说:GWAS只不过是对于基因组的惊鸿一瞥,很大一部分的患病风险都被遗漏了。希望都寄托在全基因组测序上,寄托在这缺乏关键信息的方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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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的人写下了他们的体验,但是所带来的启示也已经远远让人注目。2008年,克莱格·凡特出版了《生命解码:我的基因,我的生命》(A Life Decoded: My Genome, My Life),书中包含了一些他基因测序数据的小故事,比如说因为咖啡因的缘故,他的基因发生了变异,他患上心脏病的风险因此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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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9年,备受尊敬的哈佛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纽约时报杂志》刊登了《我的基因,我自己》(My Genome,MySelf),他指出,通过全基因组外显子测序,显示出他有一个秃顶的遗传倾向,但是,他的脑袋上现在毛发正茂盛得很;并且,已知他携带有一个罕见的变异副本,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家族性自主自律神经失调综合征。平克对于他apoe等位基因的反思尤其令人关注。他认识詹姆斯·沃森(James Waston),沃森在2008年的《科学》杂志发表他自己的扫描数据时,故意向大家省略了一些测序数据。如同平克写到的:“我们所有人都早已知道,我们带有致命的遗传疾病,这是我们命中注定的必死命运,而我们中的大多数的应对策略则是否认、顺从与膜拜。尽管如此,我思量过了,我现在对于存在恐惧的烦恼是恰到好处的,所以我决定追随着沃森的步伐,单方面否决我的APOe基因信息”。顺便说一句,平克是Counsyl公司的顾问,Counsyl公司是一家为计划怀上孩子或是有过不孕及多次流产史的夫妇进行基因检测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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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sly公司扫描一百项载体状态的罕见的隐形突变,收费350美元。带有罕见的家族性自主自律神经失调综合征突变的平克为他的妻子也做了一次扫描。她也携带有这个等位基因。他说:“我们在生命中相识的太晚,无法再拥有自己的孩子,但是如果我们相识的更早些,我们愿意冒一次险”。在最近,下一代测序技术已经能够扫描超过500个隐性症状(出自已知的1 139个孟德尔隐性性状),这项技术是Counsyl公司那较为有限的想要孩子的夫妇进行扫描的平台的潜在替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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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基因组计划的首批10个参与者之一、风险资本家埃丝特·戴森(Esther Dyson),为《华尔街日报》写了特约专栏《彻底曝光》(Full Disclosure),她解释了为何她要将她的所有基因与医疗数据全部公布在网上。她引用了她同事的话:“你将不再在不了解你的基因中的有关数据的情况下就开始服药,如同你不知道你的血型就不会给自己输血一样”。2010年,杜克大学遗传学研究员与前遗传学顾问米沙·安格里斯特(Misha Angrist)出版了他的书《我是人》(Here Is a Human Being),书中讲了他与平克与戴森一道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并获取他的全部基因组测序数据的经历。虽然其文笔风趣幽默,故事曲折有趣,但对于基因数据来说却鲜有意义。2010年末,葛兰在圣地亚哥神经科学学会年会上公布了她的部分基因测序结果。她的家族有精神病史,她含糊地称其为“神经科学家庭”,她家庭的其他成员也为这个描述进行了自证。尽管她是第一个进行二倍体基因组测序的女人,记录中也没有找到什么特别的基因结果。就连声名狼藉的奥兹·奥斯本(Ozzy Osbourne)也进行了基因测序,测序数据在2010年的TEDMED会议上被提交。出人意料的是,他那悠长的毒瘾史并没有在他的数据中显示出来。这些数据,仅仅只是在全基因组测序初期的一些人的抽样样本,在完成60亿生命解码的路上,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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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将回来说说那一直围绕于全基因组扫描的争论,当全基因组扫描传播开来,它能够做出怎样的预测。即便个人基因组计划的参与者需要将他们的测序数据发布在网上,隐私问题仍然是重中之重。在2008年,《反基因歧视法》(Genetics Information Nondiscrimination Act,GINA)颁布后,对自己的老板或是保险公司会不当使用基因数据的担忧少了许多。这项法案已在法庭诉讼中被引用:GINA法案下的第一次诉讼是在2010年,一位女士控告他的老板。在她因BRCA2基因突变,确认拥有高风险的乳腺癌患病率后,她做了双乳切除手术,她的老板解雇了她。然而,法律的能力依然有限,保险公司依然能够在承保之前就要求索取基因信息,GINA法案针对的是预防基因信息被保险公司与公司老板的滥用,而非预防寿险公司或长期残疾保险公司不当使用基因数据;这项法案也不能被用于军事法庭,以及雇员少于55名的公司。在未来,这些问题也许会被一一处理,但对于生命密码数据的隐私关注还是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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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隐私问题进一步的担忧,在于数据将会被消费级基因公司滥用。举个例子,如果消费级基因公司将这些数据卖给制药公司怎么办?当消费级基因公司破产后,这些数据怎么办?对于个人来说,全基因组扫描将会是匿名的,并且无法被追踪来源,只有你自己知道这些数据。对于全基因组扫描的数据库也将有保护,全基因组测序数据更不必说了。然而,在特别情况下,个人基因公司是有能力去直接接触大批量个人的,比如说23andMe公司要检测一种帕金森病的特殊基因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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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年,管理问题上升到国家层面。5月,全美7 500家沃尔林格药房将开始售卖Pathway Genomics公司的基因组唾液检测。虽然,在过去的3年中,所有四家公司一直在通过互联网进行广泛地尝试,但是大规模的进军药房(这项计划被沃尔林格药房在2天之内取消)确实是有些“过线”,FDA、政府问责办公室(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的听证与调查也随之而至。FDA的阿尔贝托·古铁雷斯(Alberto Gutierrez)说。“我不认为医生们能够解释这个结果”并且“基因测试与医疗设备必须被管制”。GAO做了暗访,之前进行过基因测试的工作人员乔装成消费者,在他们随后的报告中详细地揭露了这两者的显著差别、失实的测试结果,以及营销中的欺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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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四家个人基因公司都奋力挣扎。自4年前第一个商业广告上线以来,大约有100 000位消费者订阅购买了基因测试。测试的价格飞速下降,每扫描大约50 000到100 000的SNP(现在已经降至500 000到100万SNP)就能节省200到400美元的花费。价格对于消费者来说是最直接的指标。在我们斯克里普斯基因卫生研究所的研究中,位于圣地亚哥的Sempra energy公司提供为每位参与研究的雇员提供1 000美元的支出。Sempra公司的职工都抢着把自己的唾液放在杯子里!这让我在我讲演时问我的听众:“如果基因扫描免费的话,有多少人愿意做一次基因扫描?”超过90%的人举起了他们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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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医学联盟(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看法有些不同。2011年,在一封给FDA的信中,AMA直截了当地写到:“我们强烈要求这些检测……这些基因测试,除非是在极其特别的情况下,必须在专业的人士监督下进行。”FDA表示它接受AMA的推荐规范,明确限制消费者直接接触他们的DNA信息。但是这样的安排最终似乎站不住脚,最终,医学将要改变,DNA的需要进行充分的民主化。但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为拥有这份权力与能力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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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雷恩霍夫(Hugh Rienhoff),医生兼企业家。他花费了数年时间试图破译他女儿那无法解释的心血管基因缺陷,他组织了一个线上社区MyDaughtersDNA.org,他是这样说的:“医生不肯将基因组学引入临床实践中,那么我们消费者自己来……用户界面,无论是软件还是别的什么,将首先由消费者来完成,天平已经从医生那儿倾斜。心脏病专家知道个狗屁基因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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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一名心脏病专家,我赞同休的观点。就像我在第九章里谈到的那样,医生们并没有为基因医学做好准备。2007年,在我为《华尔街日报》写的专栏《我们能从一次基因扫描中学到什么》(What You Can Learn from a Gene Scan)后,不久之后消费级基因组学变为了现实,我一侧“当用户去到他们的医生办公桌前,将向医生寻求解释这些基因数据,医生可能会反问他们:‘什么是SNP?’”4年之后,情况仍没有改变,全美只有1 500名遗传学家,以及2 000名遗传学顾问。而全美有3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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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数据适当的民主化与必要性正在基因公司的欣然支持下持续发展。人人都有权利要求获得属于他们自己的数据集,特别是现在扫描涵盖500 000到100万的SNP。你能在SNPedia网站上查到任何SNP资料,或是运行乔治·丘奇的的Trait-o-matic软件,获取对你病情有益的信息,这在常规检查中是不可能做到的。到了2011年,iPad应用Genome Wowser让你能够用图形化的方式查阅任何一个人的基因扫描结果。只需在操控你的平板电脑,就能动态地探寻任何一个人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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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公司正处于围剿之中,并且也许无法活下来,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已经有好几项重大的影响永远地改变了基因面貌。其中实现一项就是,在我们已经过过一些想象中的临界点,我们拥有了关键的、高度可控的、完美的数据之后,对于公众来说,有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一个“恰好的时间”。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这些测试将可以使用。更多的是什么,事实是他们已经可以使用,意味着DNA的民主化已经到来。如果博客主们对于沃尔格林事件写的那样:“要说这些信息必须通过你的医生获得,这简直就是在中世纪,当时只有祭祀才可以读圣经。即便只有很少的人才能够于都,古登堡为我们带来了印刷术。这引爆了文学难以置信的发展,纵然这削弱了祭祀阶级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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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级基因组公司的另一项贡献也许就是“药物有效点”——药物基因组学。令人注意的是,所有四家公司的数据都一致地能够检测许多药物——波立维、华法林、抑制剂以及其他。Pathway Genomics公司在哥大药店推出了一项标价79美元的药物基因组学测试。现在,所有四家公司都已经推出了这样的基因型分析产品。在做了这所有4个测试之后,我才知道,我对华法林过敏,并且由于抗癌药物伊立替康(Camptosar),我得骨髓抑制的风险非常高。我还知道了,我很难代谢咖啡因,如果我每天喝上3到4杯咖啡,那么我的患上心脏病的风险就会上升。这些信息的获取价格还可以再低些,特别是考虑到像类似LabCorp或Quest Diagnostics这样的实验室做一次单一药物基因型分析的花费就要超过200美元。当我问大家,“有多少人想要拥有自己的药物基因组学测试?”所有人都举起了手。也许有一天,我们所有人都将获得这样的信息,这将能相当广泛地提高服用处方药的安全性,并且提升用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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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这一天,也许还包括全基因组测序。这一天无可避免地即将到来,全基因组测序的价格将变得平易近人,人们必定将开发出相应的软件,持续不断地为你提供个人医疗解释。回顾往昔,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开始后的头十年,都可以被看做是改变每日医学实践前的漫长热身。我们已经开始领会到到基因测序带给我们的影响,它可以被用在癌症治疗、定义每个人的基因药物相互作用,以及阐明先天疾病。基因组医学的基础已经奠定。革命正在进行,即使它已比最初预计的时间更长,我们义无反顾地向后测序的十年前行。常规分子生物学以及人类数字化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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