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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伦理学 [:1700864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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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学技术和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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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伦理学基本上是规范性的。上述这些规范伦理学理论都对它有影响，某些生命伦理学问题就是应用这种或那种理论解决的。同时生命伦理学也蕴涵着元伦理学问题。不仅如此，生命伦理学还与社会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有关。如解决资源的宏观分配和微观分配⑧问题，就要涉及“权利”、“公正”等概念，这与社会政治哲学有关；讨论用法律惩罚自杀的人是否正确，就要涉及法律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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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伦理学还与概念和事实问题纠缠在一起。如精神外科作为行为控制技术在伦理学上是否可接受的问题，基本上是个规范问题。然而我们必须弄清精神外科的性质，这是一个概念问题：精神外科是什么？是在脑子上动手术吗？行为控制是什么？一旦概念问题弄清了，又面临事实问题：精神外科的实际效应是什么？它有什么危险？对个性会有什么影响？最后我们必须把伦理学理论应用于解决精神外科问题，但伦理学原则的应用要根据概念结构和事实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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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以下面两个图解（图1—2，图1—3）说明生命伦理学与其相邻学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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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生命伦理学在伦理学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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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生命伦理学与其相邻学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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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伦理学是将伦理学应用于解决生物医学技术引起的难题和挑战的。面临这些难题的不仅有医生、医院管理人员，还有卫生决策者和社会。所以各个层次人员面临这些难题时都要作出决断。生命伦理学就是要帮助他们作出正确的、合乎道德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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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伦理学的兴起反映了对新技术的使用要进行社会控制的要求。由于现代生物医学的力量日益增大，被滥用的可能也就增大，从而引起人们的不安，他们要求使这种技术的使用合乎道德，而不被滥用。如行为控制，实际上我们一直在控制某种行为，但新技术使这种控制更容易、更快、更有把握。像义务教育那样，虽然干扰了人们一些自由，但导致更大的自由，人们的科学文化教育的水平普遍提高了。要求取得病人的知情同意才可以试行某种新疗法，但怎么知道这个病人确实知道新疗法和其他可供选择疗法的后果，并且确实是自由地表示同意呢？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防止滥用人体进行实验。生命伦理学就是要解决对新技术的使用如何进行社会控制的问题。达到这个目的的重要手段就是要制定一项政策，鼓励最优的利用而防止滥用。基因工程、无性生殖、体外受精、优生、有限卫生资源的分配、对后代的义务、环境的卫生和污染、人口控制、人工流产、安乐死、行为控制、人体实验、器官移植等伦理学问题，它们的核心是人们对人体、人心、生命质量控制技术的关心。生命伦理学就是要帮助人们决定在影响出生、死亡、人性、生命质量等生物医学领域中应如何行动，这在许多方面涉及社会和国家的政策。所以，生命伦理学是涉及人类生命领域的决策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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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医学领域内，医学的临床决断和伦理学决断，是结合在一起的。但是不是两者合二为一而不能分开呢？这个问题涉及生命伦理学的作用问题。有人强调两者不能分开。例如面对不可救治的病人是否进行抢救有两个问题：一是限制抢救的努力是否可证明正确的道德问题；二是何时才算真正的不可救治的医学判断问题。但这两个问题不能分开，何时应该抢救的问题很快会变成应该如何抢救的问题。伦理学问题最后都可归结为技术问题。在英国，超过50岁的病人不予接受作肾透析，理由是临床上不适合，因此这不是一个伦理学问题。如果50岁以上老人肾透析后临床效果良好，因而认为他们也适宜于作肾透析，英国就很快会因透析场所不足而发生危机。所以不给50岁以上老人作肾透析的决定反映了在技术手段不足时赋予不同年龄集团的不同待遇。同样，给脑损伤的新生儿使用呼吸器的决定是属于伦理学判断。但求过于供怎么办？所以临床医生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作出价值判断。既然伦理学判断是医生工作的一部分，它又与临床判断分不开，因此由临床以外的伦理学家来说三道四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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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伦理学判断和临床判断是密切联系的，因此生命伦理学家必须具备临床方面的知识，了解医疗中的问题，严格依据可靠的医学事实。但不等于说两者是不可区分的。例如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个病儿出生第二天就患肺炎。本来的临床决断是进行治疗。由于父母拒绝，医生也就没有去治他。结果孩子死了。不治是一个伦理学决断，并被检察官认为是谋杀。后来发现病儿有唐氏综合征⑨，心、肺和脑都有先天性缺陷，才撤销了对医生的起诉。所以这位医生的决断不是一个临床决断，而是一个伦理学决断。虽然道德决断贯穿在临床决断中，但不管有多少医学知识也不能告诉我们耶和华作证派在道德上是否有权拒绝输血，患乳腺癌的妇女是否应该能够在乳房切除术与肿块切除术之间进行选择，有严重缺陷的新生儿是否必须让更健康的婴儿住进拥挤的加强医疗病房。有人所作的调查也表明，美国医学科学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进行人体实验时并不关心这种实验给病人带来的危险是否超过益处，也不要求征得病人的知情同意，更不注意对同事和助手在伦理学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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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生命伦理学的作用问题。把伦理学问题归结为技术问题，必然导致否认生命伦理学、否认社会控制。但另一方面，伦理学问题与生物医学技术问题的关系是如此紧密，生命伦理学绝不能脱离生物医学的实际而把自己的结论强加于生物医学家。生命伦理学可以提醒医生，例如有健全心智的病人有权决定对他们的身体做些什么；也可对概念问题或规范问题进行分析，鉴定出种种选择蕴涵的价值，指出这些选择对其他价值的含义，评价选择的论据在逻辑上是否自洽；也可以对伦理学难题的“深层结构”进行解剖。例如当不可能抢救所有人时，抢救谁就成为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生命伦理学要探讨谁应该睡在最后一张加强医疗病床上这一“悲剧的选择”问题，但也要探讨为什么这张加强医疗病床是最后一张这个更深一层的问题：是否因为医院行政没有分配给加强医疗病房以足够的资源？是否加强医疗科主任对谁进或谁出这个病房没有进行很好的控制？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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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方括号中的数字为本书《主要参考文献》序码。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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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Maclntyre, A.: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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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鉴于“功利主义”在我国具有负面意义，改译为中性的“效用论”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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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或译为“道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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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关于“义务论”、“功利主义”请阅本章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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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即道德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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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参阅Mappe, T. and Zembaty, J. (eds.): Biomedical Ethics. NY: McGraw-Hill,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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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参阅第Ⅸ章4和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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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参阅第Ⅳ、Ⅴ章有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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