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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政全书》卷四十四讲到如何消灭蝗虫，也是很精彩的。他应用了统计方法，整理历史事实，指出蝗虫多发生在湖水涨落幅度很大的地方，蝗灾多在每年农历的五、六、七三个月。这样以统计法指出了蝗虫生活史上的时地关系，便使治蝗工作易于着手。最后他总结了治蝗经验，指出事前掘取蝗卵的重要，他说：“只要看见土脉隆起，即便报官，集群扑灭。”这可以说是用统计物候学的方法指导扑灭蝗虫。(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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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比徐光启早出生44年，他是湖北蕲州人。他所著的书《本草纲目》，于1596年在南京出版。相隔不到12年，便流传到日本；不到100年，便被译成日文；后更传播到欧洲，被译成拉丁文、德文、法文、英文、俄文等。(41)这部书之所以被世界学者所珍视，是因为书中包含了极丰富的药物学和植物学的材料。单从物候学的角度来看，这部书也是可宝贵的。例如卷十五记载“艾”这一条时说：“此草多生山原，二月宿根生苗成丛。其茎直生，白色，高四五尺。其叶四布，状如蒿，分为五尖桠，面青背白，有茸而柔厚。七八月间出穗，如车前、穗细。花结实，累累盈枝，中有细子，霜后枯。皆以五月五日连茎刈取。”这样的叙述，即在今日，也不失为植物分类学的好典型。《本草纲目》所载近2000种药物，其中关于植物的物候材料是极为丰富的。又如卷四十八和四十九谈到我国的鸟类，其中对于候鸟布谷、杜鹃的地域分布、鸣声、音节和出现时期，解释得很清楚明白，即今日鸟类学专家阅之，也可收到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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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三四百年以前的古人，能将两三千年中经、史、子、集里所有的关于物候学上错误的知识和概念，一下子能全盘改正过来。《本草纲目》中对“腐草化为萤，田鼠化为”等荒谬传说，全是人云亦云地抄下来，没有加以驳斥，这是限于时代，不足为怪的。在欧洲，直至18世纪，瑞典著名植物学家也即近代物候学的创始人林内，尚相信燕子到秋天沉入江河，在水下过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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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与人文 物候的南北差异(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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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候南方与北方不同。我国疆域辽阔，在唐、宋时代，南北纬度亦相差30余度，物候的差异自然很分明。往来于黄河、长江流域的诗人已可辨别这点差异，至于放逐到南岭以南的柳宗元（子厚）、苏轼，他们的诗中更反映出岭南物候不但和中原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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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在地理上是黄河、长江流域的分水岭，在气候上是温带和亚热带的分界，许多亚热带植物如竹子、茶叶、杉木、柑橘等等统只能在秦岭以南生长，间有例外，只限于一些受到适当地形的庇护而有良好小气候的地方。白居易于唐元和十年（815）从长安初到江西，作有《浔阳三题》诗并有序云：“庐山多桂树，湓浦多修竹，东林寺有白莲花，皆植物之贞劲秀异者……夫物以多为贱，故南方人不贵重之……予惜其不生于北土也，因赋三题以唁之。”其中《湓浦竹》诗云：“浔阳十月天，天气仍温燠，有霜不杀草，有风不落木……吾闻汾晋间，竹少重如玉。”(43)白居易是北方人，他看到南方竹如此普遍，便不免感到惊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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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叶诗人龚自珍（1792—1841）曾说：“渡黄河而南，天异色，地异气，民异情。”所以他诗中有句云：“黄河女直徙南东，我道神功胜禹功。安用遇儒谈故道，犁然天地划民风。”龚自珍不但说南北物候不同，而且民情也不同。(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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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生长在四川眉山，是南方人，看惯竹子的，而且热爱竹子。青年时代进士及第后不久，于宋嘉祐七年（1062）到京北路（今陕西省）凤翔为通判，曾亲至宝鸡（今宝鸡市）、盩厔（今周至县）、虢（旧虢镇，今宝鸡县）、郿（今眉县）四县，在宝鸡去四川路上咏《石鼻城》诗中有“……渐入西南风景变，道边修竹水潺潺”，(45)竹子确是南北物候不同很好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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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是我国亚热带的北界，南岭则可说是我国亚热带的南界，南岭以南便可称为热带了。热带的特征是：“四时皆是夏，一雨便成秋。”换言之，在热带里，干季和雨季的分别比冬季和夏季的分别更为突出。而五岭以南即有此种景象，可于唐、宋诗人的吟咏中得之。柳宗元的《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诗：“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46)意思就是二月里正应该是中原桃李争春的时候，但在柳州最普遍的常绿乔木榕树却于此时落叶最多，使人迷惑这是春天还是秋天？苏轼在惠州时，有《食荔枝二首》记惠州的物候：“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47)又在《江月五首》诗的引言里说：“岭南气候不常，吾尝云：菊花开时乃重阳，凉天佳月即中秋，不须以日月为断也。”(48)按温带植物如菊花、桂花在广州终年可开；但是即使在热带，原处地方植物的开花结果，仍然是有节奏的。苏轼在儋耳有诗云：“记取城南上巳日，木棉花落刺桐开。”(49)相传阴历三月三日为上巳节。如今海南岛儋耳地方的物候未见记录，可能还是如此。1962年春分前一周，作者之一由广州经京广路到北京，那时广州越秀山下的桃花早已凋谢，而柳叶却未抽青。但在韶关、郴州一带，正值桃红柳绿之时。可知五岭以南若干物候，是和长江流域先后相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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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重要的物候，即梅雨的时期，在我国各地也先后不一。这在唐、宋诗人的吟咏中，早已有记载。柳宗元诗：“梅熟迎时雨，苍茫值小春。”柳州梅雨在小春，即农历三月。杜甫《梅雨》诗：“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即成都（唐时曾作为“南京”）梅雨是在农历四月。(50)苏轼《舶棹风》诗：“三时已断黄梅雨，万里初来舶棹风。”(51)苏轼作此诗时在浙江湖州一带，三时是夏至节后的15天，即江浙一带梅雨是在农历5月。现在我们知道，我国梅雨在春夏之交，确从南方渐渐地推进到长江流域。(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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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讲过，我国的物候南方与北方不同。从世界范围来说，也一定是这样。所以霍普金斯的物候定律，如以物候的南北差异而论，应用到欧洲便须有若干修正。据英国气象学会的长期观测，从最北苏格兰的阿贝丁到南英格兰的布里斯特耳，南北相距640公里，即6个纬度弱，11种花卉的开花期，南北迟早平均相差21天，即每一纬度相差3.7天。而且各种物候并不一致，如7月开花的桔梗，南北相差10天；而10月开花的常春藤，则相差至28天。(53)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格曾海曼地方，纬度在意大利巴图亚之北4度6分；两地开花日期，春季只差8天，但夏季要差16天。换言之，即春季每一纬度相差不到2天，而夏季每一纬度可差4天。欧洲西北部的挪威，则每一纬度的差异，南北花期在4月要差4.3天，5月减至2.3天，6月又减至1.5天，到7月只差0.5天。由此可知南北花期，不但因地而异，而且因时季、月份而异，不能机械地应用霍普金斯的定律。即使在美洲，霍普金斯定律应用到预报农时或引种驯化，也都须经过一系列等候线图的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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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处世界最大陆地亚洲的东部，大陆性气候极显著，冬冷夏热，气候变迁剧烈。在冬季，南北温度相差悬殊；但到夏季，则又相差无几。如初春3月份平均温度，广州要比哈尔滨高出22摄氏度；但到盛夏7月，则两地平均温度只差4摄氏度而已。加之我国地形复杂，丘陵、山地多于平原，更使物候差异各处不同。在我国东南部，等候线几与纬度相平行，从广东沿海直至北纬26度的福州、赣州一带，南北相距5个纬度，物候相差50天之多，即每一个纬度相差竟达10天。在此区以北，情形比较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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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南京纬度相差7度强，在三四月间，桃李始花，先后相差19天；但到四五月间，柳絮飞、洋槐盛花时，南北物候相差只有9天或10天。主要原因就由于我国冬季南北温度相差很大，而夏季则相差很小。3月，南京平均温度尚比北京高3.6摄氏度，到4月则两地平均温度只差0.7摄氏度，5月则两地温度几乎相等。在长江、黄河大平原上，物候差异尚且不能简单地按纬度计算出来，至于丘陵、山岳地带，物候的差异自必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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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与人文 物候的古今差异(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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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候古代与今日不同。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引杜甫上述《梅雨》诗，并提出一个疑问说：“今（南宋）成都未尝有梅雨，只是秋半连阴，空气蒸溽，好像江浙一带五月间的梅雨，岂古今地气有不同耶？”卷五又引苏辙诗：“蜀中荔枝出嘉州，其余及眉半有不。”陆游解释说：“依诗则眉之彭山已无荔枝，何况成都？”但唐诗人张籍却说成都有荔枝，他所作《成都曲》云：“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陆游以为张籍没有到过成都，他的诗是闭门造车，是杜撰的，以成都平原无山为证。但是与张籍同时的白居易在四川忠州时作了不少荔枝诗，以纬度论，忠州尚在彭山之北。所以，不能因为南宋时成都无荔枝，便断定唐朝成都也没有荔枝。疑当时有此传闻，张籍才据以入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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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杜鹃》诗说：“东川无杜鹃。”在抗日战争时期到过重庆的人都知道，每逢阳历四五月间，杜鹃夜啼，其声悲切，使人终夜不得安眠。但我们不能便下断语说，“东川无杜鹃”是杜撰的。物候昔无而今有，在植物尚且有之，何况杜鹃是飞禽，其分布范围是可以随时间而改变的。譬如以小麦而论，唐刘恂撰的《岭表录异》里曾经说：“广州地热，种麦则苗而不实。”(55)但700年以后，清屈大均撰《广东新语》的时候，小麦在雷州半岛也已大量繁殖了。(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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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我们不能太天真地以为唐、宋诗人没有杜撰的诗句。我们利用唐、宋人的诗句来研究古代物候，自然要批判地使用。看来可能的错误，系来自下列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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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人对古代遗留下来的错误观念，不加选择地予以沿用，如以杨柳飞絮为杨花或柳花。李白的《金陵酒肆留别》诗说：“白门柳花满（一作酒）店香”；(57)《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诗说：“杨花落尽子规啼。”(58)实际所谓絮是果实成熟后裂开，种子带有一簇雪白的长毛，随风飞扬上下，落地后可集成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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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盲从古书中的传说。唐朝诗人钱起《赠阙下裴舍人》诗：“二月黄莺飞上林，春城紫禁晓阴阴……”黄莺是候鸟，要到农历四月才能到黄河流域中下游。唐代的二月，长安不会有黄莺。《礼记·月令》：“仲春之月……仓庚鸣”，钱起以误传误地用于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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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诗人为了诗句的方便，不求数据的精密。如白居易的《潮》诗：“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周流六十回。”(59)顾炎武批评他说：“月大有潮五十八回，月小五十六回，白居易是北方人，不知潮候。”(60)实则白居易未必不知潮信，但为字句方便起见，所以说六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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