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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屠善政也，若干科学家主张蔬食不背于卫生，而在人满为患之中国，则蔬食尤宜提倡。据英国第二生产率委员之调查，谓“每100英亩的土地，若种马铃薯，可以供给420个人的食用；若种草饲牛，便只能供给15人”(6)。足知日食膏粱之靡费。世界人口日多，恐将群趋于蔬食之一途。唯禁屠何为必于旱潦之时，则殊无理由之足言。禁屠与祈雨并提，其俗大抵传自西域。秦、汉之际，未闻有此习俗。六朝梁武帝酷好佛教，舍身同泰寺者屡矣，而武帝天监元年（502）、十年（511）均有事于雩坛。大同五年（539），又筑雩坛于籍田兆内，四月后旱，则祈雨行七事：一理冤狱及失职者，二赈鳏寡孤独，三省徭役，四举进贤良，五黜退贪邪，六命会男女恤怨旷，七彻膳羞弛乐。(7)此与何休注《公羊传》所引大同小异，特增六事至七事，而彻膳羞弛乐为何休注所无，实开后世禁屠祈雨之滥觞。《北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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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夏后旱，则祈雨行七事（如梁之七事）。七日祈岳镇海渎，及诸山川能兴云雨者，又七日祈社稷及古来百辟卿士有益于人者，又七日乃祈宗庙及古帝王有神祠者，又七日乃修雩祈神州，又七日仍不雨复从岳渎以下祈礼如初。秋分以后，不雩但祷而已，皆用酒脯。初请后二旬不雨者，即徙市禁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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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南宋郑樵《通志》所载，则我国历史上禁屠以祈雨，当以此为始。六朝之际，胡僧往来频繁，其影响于我国之风俗习惯者颇多，而以北朝为甚。则禁屠以祈雨，非我国本有之习俗，乃传自胡僧，安可以为后世法？况当时祈雨行七事，而彻膳羞列于殿，其视为无足轻重可知。苟欲师法前人，亦不当舍本逐末。而近代官吏每逢干旱，不理冤狱，不赈鳏寡，不省徭轻货，不黜退贪邪，而唯于屠之是禁，不亦数典而忘祖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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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苟在今日无冤狱之可理，无鳏寡之可恤，无徭货之可轻，无贪邪之可黜，犹可言也。特今日之军阀，往往为一己之地盘，不惜牺牲数千百无辜之生灵。自我国有历史以来，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如现代者，亦不多觏，然则如欲禁屠以免天谴，亦应自禁军阀之屠戮人民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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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祈雨之迷信尚有甚于禁屠者。去岁7月湘省旱灾，省当局迎陶、李两真人神像入城，供之玉泉山。不雨则又向药材行借虎头骨数个，以长索系之，沉入城外各深潭之中，冀蛰龙见之相斗，必能兴云布雨。又无效，则迎周公真人及所谓它龙将军者，并供之于玉泉山庙。仍无影响，则又就省公署内，设坛祈雨，按照前清纪文达公《慎斋祈雨》印本。此事载诸去岁7月沪上各报，(8)事将一载而尚未见更正，当为事实。幸7月14、15日，长沙一带，即有骤雨。若不然者，当时湘省当局必另设新奇玄妙之方法以祈雨。长沙既不在沙漠带内，则在盛夏之际，天天祈雨，当必有奏效之一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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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虽有“龙见而雩”之言，《易》虽载有“云从龙”之说，但媚龙以求雨，古时叙述最详者当推汉之董仲舒。依《春秋繁露》，(9)则春旱求雨以大苍龙，夏以大赤龙，季夏以大黄龙，秋以大白龙，冬以大黑龙。此外尚有取虾蟆、燔豭猪之术，其说荒诞不经。董书早有人疑其为伪，或为隋、唐时人所作，亦未可知。自魏、晋以后，佛教盛行于中国，而召龙致雨之法，遂为当时人主所倚重。《图书集成》(10)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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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涉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为沙门，苻坚时，入长安，能以秘咒下神龙。每旱，苻坚使之咒龙请雨，俄而龙下缽中，天辄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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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唐李德裕《明皇十七事》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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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尝幸东都，天大旱且暑，时圣善寺有竺乾僧无威号三藏善召龙致雨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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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知召龙致雨，为西域印度僧人愚人之术。至于礼拜偶像，其属迷信更无足声辨。近者风传鲁省当局，又有焚千佛山鸣炮打龙王之说。《春秋繁露》(11)谓：“大旱雩祭而请雨，大水鸣鼓而攻社。”则今之大旱鸣炮而攻龙王者，固亦无足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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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国古时执政者，留心民事，其补救旱潦，不出以迷信而以科学方法者，则亦代有其人。所谓科学方法者何？即实测各州县历年之雨量，洞悉各种农产水量需要之多寡，然后因地择相宜之农产而种植之，使季候不致失时，旱潦不致常见是也。要而言之，则测量雨量实为救济水旱灾荒之唯一入手方法。因不然，则不能知该地之适于何种农产，遑论其他。而调查雨量，我国自汉以来即有之。郑樵《通志》(12)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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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若少，郡县各扫除社稷，公卿官长以次行雩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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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顾炎武《日知录》(13)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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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中，令天下州长吏，月奏雨泽。盖古者龙见而雩，《春秋》三书，不雨之意也。承平日久，率视为不急之务。永乐二十二年十月（仁宗即位），通政司请以四方雨泽章奏类送给事中收贮。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泽者，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县雨泽，乃积于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给事中收贮，是欲上之人终不知也。如此徒劳州县何为？自今四方所奏雨泽，至即封进朕亲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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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所谓“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确为扼要之言。所以防患于未然，意至善也。以视今之禁屠祈雨，灾象已成而始临时抱佛脚者，其识见固不可同日而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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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我国古时之测雨量，其为法亦甚精密，其仪器制法，在我国虽已湮没无闻，而在朝鲜之文献中，犹可得其梗概。《西游记》唐魏征梦龙王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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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共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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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语虽似神话，但至少可知元、明时代，(14)我国曾有以尺度量雨之观念。而我国古代之曾有量雨器，则可以朝鲜之记录证之。朝鲜之有量雨器，始于李朝世宗七年，即明仁宗洪熙元年，亦即成祖去世之翌年（1425）。(15)其制度具见《朝鲜文鲜备考》中计长1尺5寸，圆径7寸。明成祖既极关心于雨量之测度，则当时朝鲜之测雨器，必传自中国无疑。惜其器至今无存者，但已足以确定量雨器为我国所发明，盖欧、美各国至17世纪中叶始有是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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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前清康熙时（朝鲜肃宗），复制有测雨器，分颁各郡，高1尺，广8寸，并有雨标，以量雨之多少，每于雨后测之。均系黄铜所制。日人和田雄治在大邱、仁川、咸兴等处，先后发见乾隆庚寅年（1770）所制之测雨台，如图所示。由此可知我国自洪武、永乐以来，其测雨之制度仪器，已不无蛛丝马迹之可寻。若在他国，将以先欧、美各国而发明自豪，而在我国人士则懵然无所知，其父斫薪，其子弗克负荷，可胜叹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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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南开年会时，中央观象台曾有请各省于每县择一中学或小学担任报告雨量及暴风雨案，当经大会议决，并由教育部行文至各省教育厅，训令各县办理其事。计其所费仪器一项，不过5元之数，洵可谓轻而易举。乃各省县均置若罔闻，视为虚文，至最近则教育部以经费支绌，竟有以中央观象台抵押借款之说矣。在平时不讲求以科学之方法调查雨量，及至旱魃为灾，乃唯知祈雨、禁屠、求木偶、迎龙王。以我国当局之所为，而欲列强之齿我于文明诸邦之列，安可得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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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屠祈雨，迎神赛会，与旱灾如风马牛之不相及，在今日科学昌明之时观之，盖毫无疑义。欲明此理，吾人不得不研究雨之成因。雨乃由空中之水汽凝结而成。凡近地面之空气，均含有水汽，不特海洋旷野上之空气有之，即沙漠中之空气亦包含有若干。空中之降雨与否，要视乎水汽之能否凝结为雨点而定。凡空中温度愈低，则其所能含受之水汽亦愈少，是故空中温度若由寒而热，则必吸收地面上之水分；若由热而寒，则空中一部分之水汽即凝结成云、雾、雨、雪。是以空中温度之低降，实为降雨之最要条件。《朱子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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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蒸而为雨，如饭甑盖之，其气蒸郁而淋漓。气蒸而为雾，如饭甑不盖，其气散而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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