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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学家对热带的回应，当然要比文艺审美更具重要意义。生物学和生态学在19世纪，接触到热带后，都受到了深刻影响。或许，出人意料的是，洪堡在热带发现的所谓宇宙，即万物和谐相处的那片乐土，在达尔文继续发现的基础上，却成了马尔萨斯的适者生存的竞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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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酷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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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欧洲人来说，自15世纪始，热带，特别是理查德 • 格罗夫（Richard H. Grove）描述的“伊甸园”式的热带20，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异国风情。它避开了寒冷和压抑，完全适宜于人类的生存；它构建了一个和谐世界，就像上帝的伊甸园一样。总之是一个绿色的乌托邦，美丽且富足，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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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格罗夫说到，很多来热带的欧洲游客，越来越发现了热带生态系统的脆弱性。特别像圣赫勒拿岛（St Helena）21和毛里求斯，由于欧洲人入侵，砍伐树木，猎杀鸟类和动物致其灭绝以及建立种植园等活动，造成环境破坏和气候干燥。这些使荷兰、法国和后来英国的政府官员及博物学家，逐渐意识到生态快速变化而引起的极度危险。格罗夫说，在17世纪、18世纪，人们逐渐有了初步的环境意识，要有节制地开发热带的殖民地。这要远远早于乔治 • 珀金斯 • 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在19世纪60年代表示出的对美国环境恶化的担忧。所以，按格罗夫的说法，“现代的自然环境保护论的种子，在欧洲人遭遇热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萌发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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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仅仅以为，对热带的印象只有这一个，即一个伊甸园般的形象，而博物学家们对热带的态度，只有所谓现代意义上的环境主义，那就错了。恰相反，与早期的像人间天堂一样的景仰和崇拜相并行的，同时潜伏着一种危险的、疏远的、憎恶的感觉。它集中体现在约瑟夫 • 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一书中，比之布干维尔（Bougainville）23和库克（Cook）对塔希提岛的描述，康拉德则表现得情感更强烈。在最初进入太平洋热带岛屿的先锋人士之后的150年，康拉德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其时中非内陆已在欧洲人统治之下，西方人对非洲的观念里，仍然保存着一个黑暗的令人不快的形象。在沿刚果河上溯寻找神秘的库尔兹的经历中（康拉德所描述的），表现的是一个阴森可怖的、危机重重的地方，与以前关于塔希提岛及其居民的种种描述大相径庭。区别不仅仅在岛屿与大陆腹地，也不在太平洋与非洲（非洲也有它的伊甸园般的地方），而是对热带世界的两种相互矛盾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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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热带的黑暗面，有着同伊甸园一样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同样的，自然本身奠定了这个基调。华代尔 • 罗利（Sir Walter Raleigh）先生，从圭亚那探险归来，对热带的事情具有一定的权威，他在1614年谈到，“如果地球上有一个美丽的，愉悦的，天堂般的地方，那么只能在热带地区才能找到”。但是他同时承认了，热带还有它的另一面，“可怕的危险的打雷闪电，恐怖的频繁的地震，可怕的疾病，大量的有毒的野兽和虫子”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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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中期以后，对热带的负面评价和言论变得越来越流行，甚至在旅行者的故事和小说里也是如此。格罗夫引用《鲁宾逊漂流记》一书，说明文学对热带岛屿的热情和迷恋，尽管鲁滨逊在热带的生活十分危险。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丹尼尔 • 笛福的小说主人公在巴西海滩遇难之前，是个不折不扣的商人。西非是个蕴藏大量财富的地方，而同时也是个充满危险的地方，随时可能会被捉去当奴役，或者遭遇成群的老虎、狮子、豹子和其他猛禽，受到袭击，或者干脆被吃掉。关于热带的危害，在大量的医学和地质方面的文献中也能找到，欧洲沿着西非和加勒比开设的所有贸易点，类似书籍到处可见。当时的作家们，时常警告他们的读者，热带是个气候异常、痛苦万分、猛禽和凶兽生存的地方。詹姆士 • 林德（James Lind），一个在非洲的英国海军的外科医生，于1768年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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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的自然环境，似乎是专与人为敌。人不敢在丛林中行走，因为里面经常有老虎出没……如果他们能够躲开老虎，但是发现自己又成了毒蟒蛇的猎物……河流里遍布着鳄鱼，土壤里有白蚁，空中飞的有野蜂、白蛉和蚊子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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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对人类活动充满敌意的环境里，特别是能带给人痛苦、伤害的疾病，成为热带最遭人唾弃的一点。热带有些疾病和欧洲的热病很相似，然而，在牙买加的约翰 • 亨特（Dr John Hunter）医生，于1788年写道，那些热带的疾病，比起欧洲的疾病，“来势更加凶猛，发作更为迅速，致死率也更高”26。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年表，早期作品关于西印度群岛的自然历史和疾病，比如1679年的托马斯 • 土拉法莫（Thomas Trapham），和他之后30年的汉斯 • 斯劳恩（Hans Sloane），都没有觉得热带气候特别不利于人体健康，乃至会危及到生命。但是，到了1759年，威廉 • 希拉里（William Hillary）在他的医学著作《观察巴巴多斯》（Observations on Barbados）中，对热带和温带气候下的疾病的区别，做了明显的对比。后来的50年里，两个气候带之间的差异被逐渐放大，特别是在医学论文中。“热带”一词，变得逐渐和负面的他者联系在一起了，比如本杰明 • 莫斯利（Benjamin Moseley），1787年在他的《论热带疾病和西印度群岛气候》（Treatise on Tropical Diseases and on the Climate of the West Indies）的论文中讲到，从温带到热带的过渡，对人性来说是个极痛苦的事情，而且还会引发各种疾病。再者，这些医学文章，对非洲奴隶的健康逐渐产生关注，他们既是科学探索上的一个客观研究对象，也是对欧洲人造成潜在危害的主体。这一热带危险论，逐渐和特定的人种、地域绑定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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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堂到地狱，这一变化的背后，肯定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糖业革命导致大量进口非洲黑奴，以及西印度群岛的疾病和生态系统方面的信息快速传播，都对这一转变起了作用。人们关于热带的观念，实际上完全改换了，而且不光是西印度群岛，欧洲人对其他热带地区的印象，也完全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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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无节制地“好色”、衣着无形、饮食无度、举止不雅等等，这些在欧洲人看来，使人更容易生病。但是热带气候，成了常常导致人发高烧和腹泻的罪魁祸首。热带的热度、湿度，迅疾的气温变化等，被认为对欧洲人的体质会造成严重影响，然而本地人则比较习惯这样的影响。而且欧洲人特别容易得这些疾病，尽管在事实上，某些时候并不是这类因素导致欧洲人生病的。18世纪，希波克拉底学派复兴，这一学派关于环境与疾病的理论，支持了一个负面看法，他们认为，湿热的热带，被认为产生了致病的瘴气，它的范围和强度是欧洲无法比拟的。林德形容说：当洪水从孟加拉平原撤退后，“恒河淤积的大量粘土和泥沙挥发这难闻的气味，动物、死鱼尸体的腐臭弥漫着空气”27，只要稍微想想，就知道孟加拉被致命的疾病包围着。医生和外科医生们，远没有格罗夫所说的环境保护主义态度，相反的，他们经常赞同砍伐森林，因为这样有利于通风，驱散有害的瘴气。詹姆士 • 林德在18世纪60年代认为，巴巴多斯岛（Barbados）28自从森林被开发成蔗糖种植园，环境变得健康多了。19世纪30年代的詹姆士 • 拉纳德 • 马丁（James Ranald Martin），作为在印度的医学方志学方面的先锋人物，建议把整个孙德尔般（Sunderbunds）29，大概有两万平方英里的森林，全部清除干净。这样，对加尔各答的健康和气候都非常有利，尽管尚无证据表明，孟加拉政府对这一提案认真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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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卫生和医学在19世纪有了很大进步，疾病在欧洲人的眼中，仍然是热带世界的代名词。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热带医学”兴起，作为医学细分化的标志，既是对欧洲人掌控热带壮举的称赞，也是对热带他者心存芥蒂的延续。“热带疾病”“热带医学”，总是很难成为流行病学的专有名词，因为只有很少几种疾病是热带才有的，但是，这也是欧洲在帝国扩张时期，对被殖民民族的热带他者等等，作霸权解读的一个缩影。对欧洲人，生活在热带就会被认为是肉体和精神上的巨大折磨。20世纪初期，医师们创造了一个所谓“热带神经衰弱症”（tropical neurasthenia）的名词，这是一种严重焦虑的疾病，只是针对居住在热带的人而说。1926年，名叫斯坦纳斯（H. S. Stannus）的医生，描绘了那些滞留在热带的欧洲人的生活和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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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被放逐的，他和他的家庭长期分离……忍受着孤独，得不到社会的认同……住在当地人的环境里，让他非常烦恼。因为以前他在语言或心理方面，没什么问题，而现在，对这里的生活却感到束手无策。从早到晚，他一直处在精神紧张的状态之下，早饭发现蚂蚁，中饭是苍蝇，晚饭又有白蚁，而他的咖啡里，每天都会有一个不同品种的蛾子。一整天被湿热的空气包围着，却无处可逃，而且要时刻提防贪婪的昆虫。到晚间，他躺在床上，台灯被成群的昆虫围得密密麻麻，时常被恼人的反复的鸟叫唤醒，或者是当地的蛙鼓蛙喧，从来没有休息好，他一直处在异常的警惕状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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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人相信，欧洲人在热带寻找暂时的栖身之所，是冒着身心健康方面的风险的，他们不可能永远待在那。尽管他们可以逐渐适应那里的气候变化，人的适应性是有的，但是欧洲人在湿热的气候带，注定了永远只能是个外人。林德如是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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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去到和自己家乡气候不一样的地方居住，其受到的影响也许就像，本土的植物刚刚被移植到外国的土地上，需要极大的照料和关注，才能保证这些植物可以健康成长，逐渐适应新的环境。因为是移植来的，植物结构上一些变化和更替一定会发生。有的气候环境，对欧洲人的体质来说比较健康和干净，就像有的土壤构成，对欧洲一些植物非常有利一样。但是，那些在欧洲大陆以外的国家，对欧洲人是非常不健康的，而且那些地方的气候，经常被证实是致命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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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热带，被认为在道德上种族上，都对白人构成了危害。通常，人们觉得，欧洲人不能在热带那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繁衍后代，至多一到两代人，就不行了。如果他们的确可以生育成功，那也只能生出孱弱的后代。同样的，人们还认为，热带的湿热导致的生理上的懒散，也同时会导致道德上的松弛。18世纪的旅行者认为，性自由是南太平洋社会最具吸引力之所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作家们对白人的种族衰退和种族混合，感到极其反感和焦虑。埃伦 • 森普尔（Ellen Semple）和他的环境决定论观点，我们已经在第二章谈到（编者注：本章选自大卫 • 阿诺德《自然的问题》一书，其中第二章节里有关于森普尔环境决定论观点的阐述），他在1911年写道：“热带会让人在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弦儿都放松，人变得怠惰，放任自流，还有这样那样的过度放纵，让他变得越来越像个有色人种……一个低等的，或多或少有点奴性的土著人的存在，让白种人的良知和生理都放松了”32。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甚至以类似的方式警告人们：“任何一个血管中流淌着鲜红的血的年轻的欧洲男性，面对热带的土著女人们的时候，他的人格品质，他的工作效率都会沦丧，这比任何一个因素都要厉害”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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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道德，审美观念也反映出，欧洲人对热带的态度的模棱两可。18世纪、19世纪的作者对热带的评述，几乎都是埃德蒙 • 伯克（Edmund Burke）如画般的语言，像《探寻我们观念上崇高和美丽的缘由》（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中的，像威廉 • 吉尔平（William Gilpin）的风景画上的那种词汇。还有之前摘录的达尔文的语句，比如“崇高”“如画般的”，用以描述巴西的风光和植被。我并非是反驳“危险的热带”这一论调，而是用它来说明，在每个看似美轮美奂的画面背后潜伏着致命的瘴气。热带既不可靠，也不安全，它们的美丽恰恰是最致命的欺骗。亚历山大 • 布赖森（Alexander Bryson），一位英国海军外科医生和医用统计师，在19世纪40年代，面对西非海岸边上的费尔南多波，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整个岛屿，也许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他给予热情的描述，形容是如何的“壮观”和“美丽”，他的辞藻几乎无人能及。然而，正是这位医用统计师，冷酷地指出，疾病到处在肆虐，也许“世界上没一个地方，像它一样对人的健康如此有害”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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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艾尔弗雷德 • 拉塞尔 • 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在他四年的亚马逊旅游时间里，形成了一个很是混沌的热带印象。他于1848年从巴西出发，“满怀希望”地要访问一个热带的国家，去看看那“传说中富饶的土地、繁多的动物，去看看那些我只在旅行家书中读到的，各种美妙的景色”。热带，的确激发了他的科学兴趣，那里有“充满活力的植被”，多种多样的植物和树木，还有庞大的亚马逊雨林。就像那一时代很多作者一样，商业的潜在利益诱导了他对森林的幻想，但是，华莱士感受的是亚马逊森林的“伟大和庄严”，他并没有发现多少他所期望的“美丽”的地方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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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板根，即有裂隙的树桩，独特的气根，蜿蜒纠缠的树枝，高雅的棕榈，闯进了我的视线，让我对它们只能有敬畏和赞赏之情。但是，这些都是那样的阴森和庄重，除非看见蓝天，还有炙热的光线，才能让人稍微感到一丝放松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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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乡“色彩变换”的秋天和嫩绿色的春天，他非常想念。热带那最好的植被，在他眼里也不能和英国春天的微妙的美丽相比，在英国，野苹果树在开花，七叶树在开花，紫丁香也在绽放。他认为“比之于热带，温带植物形成斑驳的五彩缤纷的色彩，才称得上是如画般的美丽”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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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莱士并不是唯一有这种看法的人。热带雨林，也许可以激发人们对它的赞美之情，但对那些习惯了温带风光的人来说，却很难吸引住他们。亨利 • 马歇尔（Henry Marshall），一个英国军队的外科医生，从1808年到1821年生活在锡兰，他对热带的景观有点遗憾，他觉得，整个岛屿的内部，除了森林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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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景色非常沉闷，到处都一个样，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区别开的对象。一个森林接一个森林，只被窄细的、没有树木覆盖的空地给隔开，旅行者经常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广袤的区域，周围被无边无际的森林包围着。他不断向前走，想发现一些新鲜的地方，看见不一样的环境，或者是发现其他的人，可以分享他的感受。但是，这些想法根本就是徒劳，森林的死寂，过很久才会被斑鸠的喳哑声，或是被野生动物的沙沙声打破，它们是丛林深处的唯一住户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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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以后，小说家奥尔德斯 • 赫胥黎（Aldous Huxley），煞费苦心想要找到“华兹华斯派”对热带自然的描写。他承认，中美洲的丛林是“绝妙的”，“难以置信的”，“美丽的”，但是也很“恐怖”，“充满敌意”。令洪堡感到喜出望外的那些交织而生的植物，到了赫胥黎眼里，却是“与人类精神疏远”的。他总结说，只可能面对着完全被人类征服的那个自然，才能产生热爱之情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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