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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对热带的品味，又变了。我们马上会想到，热带的雨林在减少，连老虎都到了濒危灭绝的地步，整个地球的自然，被人类的贪婪和冷漠毁坏了。但是，回过头去想一下过去，是很有益处的，离现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前，人们对热带的认知和理解，相比今天是多么的不同，多么的负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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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热带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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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并不仅仅被看作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物产丰饶的地方，或者是一个有凶猛野兽、致命疾病的场所。热带，也和它的原住民密切相关。不可回避的是，这就牵扯到温带与热带的比较问题，进而要讨论，那些非欧洲地区的人们，为何在热带的恶劣气候和疾病影响下，无法创造自己的文明？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显得非常盲目、固执己见，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的作者群中，几乎持有一种普遍认识，热带是完全不适宜文明发展的，只有温带才是文明的发源地带。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热带的自然环境是如此丰饶，土著人的基本生存需要非常容易满足，他们不需要花费太大的脑力和体力，就可以获取。斯米思曼先生，我们前文有引述的一位作者，在1786年的西非，写下如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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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的地方，一个人只需要一套换洗的衣服，一个木斧，一个锄头，一把小刀，他就能很容易地让自己过上舒服的生活。他的衣服，只不过是要稍微看着体面点儿。他不需要翻地到两或三英寸以上，只需要轻轻地锄地，他就可以种任何他想种的粮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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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热带的住民，被认为过着轻松容易的生活。然而，是否这真的是让人羡慕的？逐渐地，欧洲人把这样的生活看作是懒惰的生活方式，热带原住民没有工作的欲望，不需要积累财富，创建文明，完全不同于欧洲文明那套发展方式。早期欧洲人艳羡热带的气候、植被和土壤，后来却变成了对它的尖酸的斥责，还有道德上的蔑视。欧洲，自豪于它自己的工业发展，对像热带这样的地区，只会看作是显著的文化落后状态。柯廷引用了詹姆士 • 斯图加特（James Steuart）在1770年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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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土壤广阔而肥沃，气候又是温暖宜人，可以自然灌溉，土地的产出就会源源不断，这样就使得居住在那个地方的人们变得懒惰。懒惰是劳动和工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制造业不会在这样的地方兴起，只有在气候不利的条件下，而且人们要通过辛勤劳动，才能从土地上收获，才可以看到工业发展的曙光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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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欧洲人在东南亚，也非常鄙视环境在文化上的影响。英国的一个评论员弗兰克 • 斯韦特纳姆（Frank Swettenham），在马来西亚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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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十二个月里，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劳作。把鱼篓放在河里或者是水塘里，或者晚上撒网一小时，一个人就能获得足够的食物。如果超过这一工作时间，那他就有多余的东西去市场上卖掉。也许，这样就解释了马来西亚人的天生的懒惰。这样的气候，让一个人的身体容易放松，精神上长时间的呆滞，处于迟缓状态，而不是奋发持久的辛苦劳作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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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关于热带的生活和劳作的观点，不仅限于18世纪的道学家，或者19世纪的殖民者，现代学者埃尔斯沃思 • 亨廷顿，也非常执着于热带低等论。他认为，热带气候导致本地人无法建立起一个自我完善的社会，或者像有文明的白种人一样，拥有一个干净卫生的住所。他还声称，热带的土著人思维上迟钝，行动上迟缓，云云。那么，他凭什么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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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发展，需要人们聚集各种食物，还有原材料，并且积攒多余的物资，这样就能在维持生活的同时，有新的发现，不断前进。也要求人们能够出门旅行，这样就可以从别处获得新的想法和物资。这对于热带来说，要比温带困难。另外，比起那些较冷的地区，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做这些事。他们不但不需要过多的衣服，温暖的住所，火种，而且他们一年中的四季一样的气候，让他们没有丝毫动力去做额外的事情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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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什么样的理由，评论家们毫无疑问地认为，热带文化非常罕有，甚至是根本就没有。如果热带文明真的存在，那也只有一种可能，因为来自温带的移民或者入侵者们，带来了文明的种子，譬如越南或者印度。但是，玛雅文明如何在繁盛的中美洲森林里发展起来，这始终是个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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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鉴定热带“他者”的时候，主要集中在欧洲人的不舒服和被疏远的感觉上，但是，对非白人的劳动力的依赖，同样也是白人如何认识和回应热带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16世纪到19世纪期间，奴隶制的存在，成了关于热带的观念和形象的集中表达。一方面，奴隶制对这些地区，似乎是个“自然而然”的事。自然环境如此富足，对那些天性懒惰的人来说，想要从他们身上榨取点剩余价值的话，那需要给予一点点强迫，就可以达到。相应的，热带的气候和疾病，让欧洲人很难在那里劳作（尽管有证据表明早的时候，白人殖民者在西印度群岛顺利地生存下来了）。所以，奴隶制，不只是个解决劳动力的现实手段，而且还象征着热带“他者”，对那片土地，普遍的劳动法是不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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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们开始逐渐反对那样的认为——奴隶制在热带——是个自然的而且是必要的制度，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奴隶制，恰恰使热带这片充满刺激和财富的土地，变得越来越枯萎。自然，就像洪堡所说的，是一片“自由的领域”，当他看到加勒比的种植园是由“非洲奴隶的汗水浇灌”的，他感到异常痛心。当“自然忍受着人类的摧残的时候，田园生活也就失去快乐的吸引力”44；同样的，达尔文在巴西也发现，奴隶制与充满刺激和兴奋的热带形成了鲜明反差。一位英国女性玛利亚 • 格雷厄姆（Maria Graham），在19世纪20年代初期到达巴西时，也发现了类似的冲突。她在1821年到达伯尔南布科（Pernambuco）45，映入眼帘的奴隶贸易市场，让她“彻底反胃”，她带着强烈的心痛，和她的随从们赶紧逃回到自己船上。她产生一个决心：“我们的力量不大，但也不小，一定能够废除或者减轻奴隶制度”。作为一个业余艺术家，玛利亚的作品，把热带真实的景色展现给人们，她叹息奴隶的悲惨生活，她始终在写“奴隶制的罪恶”，同时，间杂着像“有趣的植物，小鸟，无数的香气撩人的鲜花”之类的文字46。残忍的奴隶制和伟大的自然界，这一并列放置的视角，是自相矛盾的，也是重要的，它集中体现那一时期，热带以外的人们对热带世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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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证实了，热带是可以产生文明的，比如巴西。巴西在19世纪80年代还保留着奴隶制，也一直被看作是热带生活中最为负面的代表，但是，它也可以被视作最有吸引力和创造力的一个论据。的确，巴西作为热带一个国家，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体现，它逐渐拥有了国家的主权。从1860年到1890年，在布兰卡港，建立了名为热带（Tropicalista）的医科学校，试图向人们证实，巴西并不是像很多欧洲人想象的那样，不健康或者很落后。在半个世纪以前，社会学家吉尔伯托 • 弗雷耶尔（Gliberto Freyre），热情洋溢地欢迎一个新巴西的到来。他发现，巴西文明融合了葡萄牙的探险精神和热带土著的独特性格，它是独一无二的。在他看来，巴西绝不是一个落后的欧洲转运港口，巴西是一个新文明的代表，它产生并适应“各种情况和可能性”，“完全不是欧洲那一套”。“它是热带的文明，有着热带的气候，热带的植被，热带的风光，热带的光线，热带的颜色”。弗雷耶尔表扬了巴西科学家，他们攻克了这个国家的两大问题，一个是疟疾，另一个是钩虫病，“伟大的巴西胜利，宣告了人类对热带的征服”。依他观察，“这有助于推翻欧洲人过去的观点，即认为这些疾病和热带不可分割的谬论”。他甚至提议，建立一个“热带学”新学科，新学科的对象是：探讨欧洲的科学和技术如何适应热带环境，健康、农业、城市化和区域管理等等问题，都要想到，进而教育、政治、心理和“心理卫生”，以及“热带人的行为模式”，也要想到，特别是和热带环境有直接联系的问题47。弗雷耶尔有其独到见解，因为在他之前，热带文明的美德和潜力，很少被如此积极地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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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占领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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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已讨论过了，热带是一个观念、一个形象（塑造）。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它不光是欧洲人的一个文化创造、一个发明，一个想象的所谓异己的“他者”。在很现实的层面上，热带客观上也经历了欧洲的监护，监护的程度与位于温带的“新欧洲”的新大陆，与澳大利亚，相差无几。但是，热带并没有变成欧洲的复制品，相反的，变成了与温带互补的经济体系、生态体系，被设计成了满足温带地区的欧洲人的需要和欲望的地区。对于欧洲人，在温带想要获得这一切，那要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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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热带的占领和征服，欧洲人用了三种方法：一是控制自然资源（特别是蔬菜生产），二是动员非白人劳工，三是克服热带疾病。这三个相互联系的方法，在占有和控制热带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环境后果。弗雷耶尔呼吁，用和欧洲不一样的方法来解决热带的劳力、疾病及环境问题，我们已经论述过了，现在让我们看看第一个方法，对热带植被的掠夺性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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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三种方法，在开发热带问题上，是互相紧密联系的，而植物和医学之间的关系尤其显得紧密。中世纪的欧洲，人们研究植物的动力，主要是为了发现它们的药用价值，那一时期的草药目录就可以证明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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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和18世纪，很多医科学校的植物研究和自然历史的学习，被认为是医学训练的一个必要环节，从莱顿（Leiden）48、爱丁堡出来的医生，往往也是植物学专家。很多针对美洲和东印度群岛的早期的植物研究，就出于这个原因，为的是对其医学价值的探索。当着欧洲被梅毒（新世界赠予旧世界的礼物？）、疟疾、瘟疫和其他疾病折磨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在另一块大陆上找到解药。在国外的欧洲人感到，他们要向新大陆的医师学习太多的东西，来治疗他们不熟悉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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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方科学常常认为，技术和医药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下，由欧洲自身发展起来的；但是，我们可以逐渐看得清，在欧洲的扩张中，与其他地域的文化上的交流促成了上述发展与进步。植物学的发展就是一个例子。1533年，帕多瓦大学（University of Padua）第一个创立了植物学这门学科，修建了植物园，为系统地研究和利用植物的各种属性。帕多瓦、莱顿、莱比锡（Leipzig）49、巴黎、乌普萨拉（Uppsala）50和爱丁堡等地，建立了数量众多的植物园，它们紧随欧洲的第一阶段扩张，引入了从前不为人知的来自美洲和亚洲的植物。植物学努力地将植物这一复杂的并且令人困扰的知识领域，融汇在一起，使它最终能够系统化。而这一切，不能再依赖欧洲的过去，古老的文献或民间的经验之谈，它们已经不能作为引导新的植物学的发展方向。第一个“植物园”的用途，就是将全世界各地的植物引进那里，从而便于研究它们的药用价值。一开始的时候，欧洲还停留在它的中世纪梦里，创建这样的植物园，仿佛人类还在从天国堕落下来后，将伊甸园散落在人间的各个碎片，重新收集在一起。这样，就可以把上帝最初创造的植物，能够全部展现出来。但是18世纪之后，这样的观点已经逐渐褪色。在乌普萨拉，有林奈（Linnaeus）51的带领，在巴黎的雅尔丹有乔治 • 布丰（Georges Buffon）52，还有在伦敦的丘园（Kew），有约瑟夫 • 班克斯（Sir Joseph Banks）53和他的继任者的引领，植物园已经变成科学研究的先锋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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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的植物学发展，和欧洲大陆是同步进行的。葡萄牙医师加西亚 • 多尔塔（Garcia d’Orta），在西印度群岛的研究，是第一个也是最具原创性的研究。他死后，1563年他的一本书出版，描述了大概60种医学植物，而且针对西印度群岛的疾病，做了详细解说，还有印第安医生如何治愈这些疾病的内容。特别重要的是，多尔塔描述的很多植物和药品，对希腊学者，对欧洲的医学的建立者而言，是闻所未闻的。17世纪初期，荷兰人雅各布 • 邦特（Jacob Bondt），详细描述了东印度的各种植物、动物，以及医学药品。新大陆亦不应被忘记，它对新医学药品提供了最大的独立的资源知识，自16世纪中叶始，翻译成西班牙语、英语，还有其他欧洲语言的医学书，都开始建议使用美洲的药品，比如黄樟（sassafras），比如烟草，还有撒尔沙植物（sarsaparilla），以及愈创树脂（guaiac wood）等药物（后两者尤其被推荐为治疗梅毒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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