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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印度有一种认识，就是如果一个国家，基本上是大陆属性的话，那么一定会有多种多样的气候的和环境的因素，对人们的精神和身体，都有不同的作用。由此，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不光试图把印度作为一个整体来归纳其特征，而且还尽量区分印度的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的差别。在发表《人口》（Population）这篇文章的帝国公告（Imperial Gazetteer）的同一卷上，盖特（E.A.Gait）将印度的各个民族的起源，和其对应的客观自然环境联系起来，解释印度民众之间的巨大差别。他的论点反映了这样一个观念，上溯至希波克拉底时期，恶劣的自然环境，可以培养出坚强的足智多谋的个体，而温暖和多产的土地，却能培育出怠惰。但是，这样古老的一个公式，却作为一个新鲜元素，被加进达尔文的生存竞争理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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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西北干旱的气候，导致人们之间的冲突不断，在这样的环境下，只有适者才能够生存下来，由此造就了一个勇敢而坚强的民族，有着良好的体魄。而如果生活太容易了，比如恒河三角洲的水稻平原上，那里又潮湿又肥沃，尽管这样可以使人口大量繁衍出来，但是削弱了他们的能量，阻碍了他们人的发展。那些矮小、虚弱、胆小的孟加拉地区的印度农民，相比那些高个的健壮的勇敢的锡克教的人，或者相比那些脾气暴躁的爱动的住在印度西北的阿富汗人，两者之间的差距，比之于斯堪的纳维亚人对西班牙人，或者英国人对突厥人，还要大得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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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帝国角度看，环境决定论者和还原论者的理论，其价值是相当清楚的。印度是一个受制于自然的国家，比起欧洲国家，在自然面前要显得无力得多：因此她显得落后、低等，内部存在分裂，所以需要伟大的英国来统治印度，为印度带来“改善”“规矩”和“进步”，最终解放印度人，不再屈服于自然。然而，当印度的民主主义开始兴起时，印度的多样的自然特征，却使得印度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印度也不会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印度的自然恰恰证明了，她不是个文明国家，尽管她曾经拥有昔日的辉煌。环境因素、气候和疾病等，都不断地证明和解释着，印度道德上和生理上的脆弱，从而证明大英帝国无限期的统治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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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殖民者自封的一个使命，即用卫生和医药科学来拯救印度人，帮助那些被自然奴役的可怜人们摆脱自然的束缚。但是，与此同时，英国人证明了，印度人自己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就职于印度医学部的罗纳德 • 罗斯（Ronald Ross），他的最出名的发现就是，在19世纪90年代发现蚊子在传播疟疾方面的作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第一次来印度的欧洲人，经常被这些病怏怏的印度人吓得不轻，他们看上去“很是勤劳……虔诚，温顺，聪明”，但是在这个国家的很多地方，他们都具有“令人惊奇的脆弱的体格，还很胆小，而且还有完全服从的习惯”。罗斯问道，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脆弱？是贫穷，是气候，还是疾病？他的回答是疟疾。经历许多许多年，这种疾病已经把印度人弄成一个“古老的磨损了的民族”，通过医学研究，罗斯发现了疟疾的起因。他在一首诗里说，“在这里，啊，自然，要对我俯首称臣！”1895年，罗斯在攻克疟疾上做出了最后的突破，他用完全是一副胜利者的口吻，写了下面这首小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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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万物的上帝，放在我双手中的，是令人惊奇的答案。我赞美上帝，在他的命令下，我发现了你那勾当的秘密，啊，你那谋杀了百万人性命的原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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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须夸张地说，罗斯个人的宗教使命感，从一个宽泛的角度讲，可以理解为帝国主义的目的性。尽管印度是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尽管她曾经拥有辉煌的古代文明，至今仍在印度的大地上到处散发闪耀的光芒，但是，她没有完成这件事（在大英帝国的评价中），就是克服自然。所以，要大规模地改造印度的自然环境，建立起对自然的控制权——英国就是用这样的借口，使自己在印度的统治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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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改造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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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一些历史学家开始讨论，英国的统治给印度环境造成的深刻后果。这样的议论可以看作是，对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一个广泛讨论的话题中的一部分。印度的环境变化被引用来，作为论据证明殖民影响有多么巨大，甚至是远离都市的边远地区，也被英国统治的力量影响着。这和那些认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特别在她的边远农村是相对肤浅的的论调，形成了鲜明对比。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影响，不像罗斯描述的那样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相反的，它本身的恶劣影响，恰恰构成了对殖民思想和自我吹捧的殖民论调的一个重大逆转。现在人们更为热衷的讨论话题是，英国在印度统治造成的环境负面后果，而非英国殖民者们曾经鼓吹的“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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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对印度的环境历史的再评价，是对“生态帝国主义”的敏锐回击。根据克罗斯比的说法，印度与美洲和澳大利亚不同，明显地没有变成下一个“新欧洲”，它没有因疾病而打开入侵通道，欧洲的新植物、新动物、新移民，并没有源源不断地进来，也没有发生本土居民人口几乎被消灭殆尽，变成少数民族人口的情况。1498年，达伽马和葡萄牙人从西南角登陆印度，从生态的角度说，和西班牙人1492年史诗般的发现新大陆，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当然了，印度在欧洲早期扩张阶段，起到了跨洋交换的作用，梅毒从美洲传到印度（也许是通过欧洲）。但是，就算这个病毒再恐怖，这也不会对印度的道德产生多少影响。很多美洲原产的植物，包括辣椒、番茄和花生，在印度都变成了独特的现代佳肴，但是这些作物的大批引进，再加上烟草，因为印度原有的农业基础，外来作物的发展其实相当缓慢。然而，经过足够长的一段时间后，重大的变化的确发生了。虽然印度没有成为下一个“新欧洲”，但是她的生态在与欧洲人的逐渐接触中，特别是自18世纪中期的殖民统治以来，被深深地影响了。究竟这些环境变化的程度有多深，历史学家还是刚刚开始觉察，不过，有一位历史学家在1947年（英国撤离印度殖民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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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印度所有的植被的情况，都在一个复杂的权力结构之下，被提前预设好了，而这个权力就是在英国的王权之下进化而来的。印度，这片次大陆的土地，是欧洲帝国在发展中国家所能建立起来的，最为复杂的资源榨取系统的殖民地，她的自然，在英国人撤离之前，几乎完全被驯服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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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于印度的环境变化，这是个很宽广的话题，仅仅举几个著名的例子，就足以阐述我的中心思想了。我们已经谈到了干旱和饥荒，所以我们应该谈谈印度的水利项目。印度使用贮水池（水库）、水渠、水坝等等，早在英国人到来前，就已经建立起一个广阔的雨水——溪流的灌溉系统。其中的有些灌溉系统，在18世纪中期英国人到来的时候，就已经废弃不用了。英国人在印度开设英国东印度公司之后，开始着手在南亚建立一个主要的权力中心。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的工程学家开始恢复旧时的灌溉工程，在此基础上建造新的灌溉分支系统，其中最大的项目，就是恒河运河，它于1854年建成，其他项目也相继竣工，共同导引戈达瓦里河（Godavari）、亚穆纳河（Jumma）和印度河的水源。隐在这些灌溉系统背后的一个动机，是必须阻止干旱和饥荒发生，当然也有更迫切的政府税收的考虑。灌溉过的土地，在一年一收的地方，可以产出二三熟倍的庄稼，而且这样的作物在市场上，通常可以卖到很高的价钱。在19世纪90年代，大概有四万四千英里的大型运河和分流渠在印度建成，灌溉了超过1300万英亩的土地。50年后，当英国帝国结束的时候，这两个数字各自增加到七万五千英里和3300万英亩，大约占印度总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印度的很多地方，都被彻底改造过了，但是没有哪里比旁遮普（Punjab）更彻底。在那里，英国人创建了一个密集的河水灌溉系统，有目的地建立了“运河殖民地”，从根本上改变了那里的样子，改变了土地的使用方式。之前，大部分土地处于干旱状态的旁遮普，如今变成了这个次大陆上最有前景的谷物生产地区之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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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国人来说，建立起如此大规模的灌溉系统，要克服无数的科技上的困难，这是西方科学和技术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象征了殖民的一个理念，即要征服自然，并获得物质财富。这些好处是看得见的，是能够持久的，这也是对殖民国家曾经的权力和财富的真实描述，况且对古老的饥荒问题，提供了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这些利益在英国人眼里，（希望是）也在他们的印度臣民眼里，能够清楚地看到。而这一切，都是欧洲严格的家长制的统治带来的。但是，从环境角度说，它们并不总是有益的，运河实际上也带来了随之而来的很大问题，包括水浸和盐碱化（运河带来的河水在土壤上渗透，在土壤表面形成盐的板结）。在北印度的很多地方，运河的到来伴随一系列有害的疟疾，灌溉的沟渠和水浸的土壤，为疟蚊繁殖提供了新的场所。殖民的环境变化，反而导致了印度人的健康水平下降，这是其中负面后果的一个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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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是第二个例子。铁路代表了英国在印度的环境革命当中，所造成的深远的特征和后果。最开始，1853年左右，这个国家的铁路系统还算适度，自“1857—1858年叛乱”之后，铁路系统飞速扩展开来，战略和经济考虑成了吸引投资机会的主要因素。在1910年，印度成为拥有世界上第四大铁路系统的国家，他的铁路总长超过三万两千英里11。尽管关于铁路的经济影响，在以前成为辩论的核心问题，但是关于酿成的环境后果，现在变得同样重要了。大批工程需要横贯印度的冲积平原，要穿越山地，爬上像西姆拉和大吉岭山这样的山中避暑胜地的陡峭斜坡。在这一过程中，大片森林和其他自然植被遭到清除，土壤裸露在外，侵蚀情况严重。为了建筑需要，比如说做桥梁和枕木，或者最初是为给火车提供能源，大量树木被砍伐，被运输和消费掉了，铁路为商业剥削开辟了机会，人们可以进入以前去不了的深林中，这加速了森林的荒漠化，也是铁路系统最主要的一个后果。像灌溉河道一样，新的堤坝影响了自然的排水通道，造成了水浸的后果，促使了疟蚊的生长繁殖12。铁路使人的移动力越强，疾病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也就更加迅速。1890年，腹股沟腺炎的瘟疫的传播，和1918年到1919年的流行性感冒的传播，就是两个例证，证明印度的铁路助长了疾病的快速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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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改变历史 殖民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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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灌溉水渠和铁路的双重影响下，印度森林的命运已经可以想见了。这一点，现在被认为是马德哈维 • 噶德格尔（Madhav Gadgil）和罗摩占陀罗 • 古哈（Ramachandra Guha）两人所说的，开启了殖民时代“印度生态历史的分水岭”13。就像北美一样，印度曾经的广阔森林的毁灭，表示了环境上最严重的变化和影响，现今，我们几乎不太可能想象出，18世纪的印度森林的范围究竟有多么广阔，以及那时的人类活动，和与之相关的动物、植物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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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欧洲一样，印度森林的大小，随着时间的流逝，农业的扩张和收缩，战争、饥荒和传染病等社会因素，森林面积会不断波动。1800年以前，很多作者都持一个观点，就是人的需要和自然之间，有个大致的平衡关系。尽管这个和谐关系的范围很容易被夸张了，但是，走向森林的艰辛，木材在当时不大的商业价值，居住在森林里的人对外界侵夺的抵抗，还有像特莱地区（位于现今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的边境）的疟疾的泛滥，对神圣意义的林木的保护，以及王侯贵族和莫卧尔皇家打猎的权利，等等，这些都构成了长期保存印度森林的原因。但是，描绘的这幅图景，并不像一些作家愿意想象的那样，充满和谐和田园美14。对燃料的需要，印度城市建设对木材的需求，都对附近的森林造成很大压力。而且，当战争来临时，甚至是那神圣的树林，也可能被武装齐备的士兵们毁掉，为的是开辟一条部队行军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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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19世纪，印度的森林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农业扩张。种植茶叶和咖啡的庄园，在国家赞助下发展林业经济，印度木材的价值，特别是柚木、婆罗双树和檀香木，这些树种的价格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节节攀高。以前这些很难得到的木材，现在可以通过铁路和公路而获得。木材资源在英国人眼中，可以算是最具价值的土地上的资源了。在1816年，他们的能力触到了包括特莱在内的地区；1826年，扩展到了盛产柚木的缅甸的丹那沙林省；1856年，他们把手伸到了北印度王国的阿瓦德（Awadh）。从19世纪中期开始，铁路对木材的需要，几乎无法得到满足了，一英里的宽轨大概需要2000个枕木，在1878年这一年，据说就有200万枕木被用来做铁路工程。英属殖民城市，比如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等等，在城市扩建的时候，对能源和建材的需要延伸到了从未到达的边远地区，像从前的东北部的阿萨姆的高山森林，都被清除干净了，为的是交通方便。南边的尼尔吉里，也被开发成了茶叶、咖啡和其他作物的种植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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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为了推进他们的生态前线，鼓励印度农业扩张，大量扩展到从前未曾被开垦过的，或者极少有人居住的地方去，比如缅甸地区。这样来增加政府财政税收，减轻稠密人口地区的土地压力，进而防止饥荒的发生。印度的森林，很久以来一直是所谓“原始人”的家，特别是那些部落或者原住民，他们的生活方式，在19世纪的英国人眼里，是落后的，只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而已。这样的生活方式，对于英国的宏观的殖民经济来说，没有任何益处。所以，在所谓的“进步”“改良”过程中，很多的印度森林居民被赶了出来，或者被指定为“犯罪部落”的成员，或者被要求加入到农业生产队伍中去。森林，被视作对未来的政府稳定和农业生产最大的障碍，它包庇盗匪和暴徒，印度“1857—1858后叛乱”的事件，就发生在北印度和中印度的森林地区，这再一次证明了，森林是叛乱分子和背叛者的天然庇护所。因此，砍伐森林，就能加强殖民政府对边境的控制，镇压犯罪和反抗分子。“一个开阔的地带，就不会为反抗者、逃亡者，或者为暴徒提供避难所。就像殖民政府清除了1857年兵变遗留在农村的火器一样，经济发展清除了当地小社会对国家权力的抵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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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殖民政策对森林造成了很大伤害，而且激发了殖民者对森林的无情剥削，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英国人完全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在保护珍贵的自然资源，他们在保护森林，防止它被继续损坏。在19世纪20年代，一个叫斯特宾（E.P.Stebbing）的森林官员说，“对森林开战”，在印度已经发生好多个世纪了（他估计大概有3500年或者更久），他认为印度的很多地方，曾经是森林密布，现在却退化成了无法栖息的丛林和灌木，那都是因为印度人“鲁莽地，不断地，整个地焚烧森林”。搞了很多代人之后，导致“大河中的水量逐渐减少……雨水也变得越来越少”。像对很多殖民地森林一样，斯特宾谴责了印度的森林居民转向农业生产方式这一“恶性系统”。他认为，“在森林的利用上，农业是最浪费的方式。”它导致千万亩森林被逐渐浪费掉，一年又一年，“曾经有价值的森林木材，被无用的灌木丛所取代”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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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怀疑的是，印度人毁林轮垦的方式给森林造成的伤害，是否就像英国人声称的那样，或者是否它的危害性要超过英国殖民者欣赏的林业经济，或者超过种植园经济对森林的损害？但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印度殖民政府对木材的快速锐减开始感到担忧，并且认为是印度农民毁林轮垦和相关活动造成了这一退化，他们感到需要大范围的政府干预，才能阻止这样的态势。1864年，建立了印度森林协会，而后是两个意义深远的议案，一个是1865年颁布的《森林法案》，之后，1878年又颁布了另一个，这个法案创造了印度国家森林保护区。在1900年，印度政府在大约覆盖印度五分之一的国土上，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运作的森林企业。到了1947年，印度独立的那一年，有九万九千平方英里的森林在国家控制之下。这项法案对印度农民的生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干扰。英国殖民者打着保护森林的旗号，放牧被禁止了，毁林轮垦也被禁止了，或者在严格控制之下才能进行，一小群森林低级官员被录用，为的是加强这些规定。通常，印度本土居民坚决反抗这些规定，他们认为，自己传统的权利和生存方式被完全限制了。在“日日反抗”活动中，农民和当地土著民反抗森林法规，继续采收染料、肥料，或者是放牧。为了逃避新的森林法规，有一些森林居民逃到了印度王子掌权的国度，还有一些人参加了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一些大型反抗活动，他们反抗政府剥夺了他们的传统权利，坚决要求政府撤销这些带给他们巨大苦难的限制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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