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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帝国是在早期城邦国家的基础上产生的。在非—欧亚大陆，早期帝国是在肥沃的河谷中产生的，周围是无法供人定居的陆地，通常是沙漠。这种情况最初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你可能听说过这个帝国最著名的国王“吉尔伽美什”，他曾在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2500年间的某段时间统治该帝国。世界上最早的以文字书写的文学作品中就记录了他的故事——《吉尔伽美什史诗》（Epic of Gilgamesh）。早期埃及统治者（称为法老）建造了金字塔。早期，中国北方有一位著名的统治者叫作“武丁”（死于公元前1192年），因其妻子“妇好”而出名，后者的陵墓于1976年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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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4、15世纪，墨西哥和安第斯山脉才出现全面文明，但是到了16世纪初，欧洲入侵者消灭了这些文明。美洲早期的城镇和文化至少已经存在了4000年，但是这种文明是否有足够的人口密度，达到全面文明的标准，还有待商榷。在一些太平洋岛屿上，社会看似也是朝着文明发展，但是岛上的自然资源却无法支撑起全面的文明。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各种各样的因素——气候、当地的动植物、土地质量等——都不适合产生强大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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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仅仅2500年的时间里，就发生了这一切呢？对于如此之多的变化来说，这个时间跨度特别短，尤其是在我们已经习惯了地质年代动辄上百万年的时间跨度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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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通常情况类似的是，这其中也有诸多因素共同发挥作用。首先，当然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就是当时的气候不是十分稳定。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欧亚大陆的气候变得更冷更干旱，高地地区无法再为当地人口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因此，许多人迁徙到水资源丰富的河谷地区，最早的城市便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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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创新能力也有所提高。随着人口增加，有好点子的人更多了，比如如何进行大面积灌溉、如何制陶或炼铁等。这些创新方法广为交流传播，提高了生产力（以较少的能量生产出较多的食物）。因此，能养活更多的人。人口数量从公元前3000年的5000万上升到公元前1000年的1.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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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段描述的是一个正反馈循环。这个循环是这样的：第一个变化带来另一个变化，然后带来第三个变化，第三个变化又放大了第一个变化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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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90％的人会允许一批人数极少的精英来统领他们？况且这些领导者经常像对待家畜一样对待这些人民。这个问题至今仍存在，你觉得答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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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历史学家通常只会强调两个答案中的某一个。或者是人们达成了一致意见——人们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者来组织和保护他们，要么就是胁迫——统治者通过武力控制资源，然后强制推行他们的意愿。大历史学家通常会说，一致意见和胁迫两者都发挥了作用。由于人口逐渐密集，人们需要领导者来制止争斗，并用警察和军队来保护他们。人们也需要领导者组织大规模灌溉、制定行为规则、分配盈余，并组织宗教仪式。最终，有领导力的领导者或统治者学会了利用他们掌控的资源来达到个人目的——扩张个人权力和财富，增强其征收贡赋和税收的能力。一致意见和胁迫，在古代，乃至今天，似乎都是社会这出大剧所共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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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馈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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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正反馈循环。被驯化的动植物对此会有何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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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的帝国（公元前1000—公元1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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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国家和帝国建立之后，它们便开始经历长期的崛起和衰落、扩张和收缩的过程。然而，整体来说，在接下来的2500年里，地球上受帝国控制的土地面积是稳步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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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进步可以通过人口数量的增加反映出来。在这段时间最初的1000年里，全球人口增加了2倍之多，从最初的1.2亿增加到2.5亿，其中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周围是农场的文明之地。在接下来的1000年（公元1—公元1000年）里，由于疾病的大面积蔓延，全球人口没有持续增长。到了公元1500年，全球人口再次增长，数量达到了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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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前1000年时，欧亚大陆和北非的文明就不再完全隔绝了。各个地方都存在着某些关联。然而，南北美洲和太平洋岛屿仍然与非—欧亚大陆没有联系。公元1000年前后，北欧的维京人曾想到北美附近的纽芬兰定居，但他们却失败了。除了那一次尝试之外，美洲人基本上独立地生活。这里的文明尽管与非—欧亚大陆没有任何联系，却和非—欧亚大陆的文明有着诸多共同特征，这一事实正是我们所讲述的故事里让人觉得惊异的地方。很显然，世界各地的人都以相似的方式解决相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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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500年，非—欧亚大陆的帝国不断扩张发展，然后逐渐走向衰落。对于不断扩张的帝国，历史学家可以描述出普遍的趋势。在美洲，这些趋势发展得更缓慢一些，这是因为受到了不利于其发展的环境和地理因素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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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共同趋势之一是扩张倾向，不断增加其国土面积和权力。帝王们热衷于通过占领相邻的国土来获取新的资源。此类例子包括美索不达米亚的亚述帝国（公元前2500—前612年），波斯（伊朗）的阿契美尼德帝国（公元前550—前330年），印度的孔雀帝国（约公元前322—约前185年），罗马帝国（公元前27—公元476年），中国的不断更迭的朝代（参照下一节）。中亚的蒙古帝国（1206—1368），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1428—1521），秘鲁的印加帝国（1438—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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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雷德·戴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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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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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蒙德原本是一位生理学家，后来成了生物地理学家，他认为地理因素是欧洲人在19世纪征服世界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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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如何改变人类和已然发生改变的地球的？农业发展较晚的地方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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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教授，他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 of Human Societies）一书中提出了以上这些问题。这本书是一本国际畅销书，在世界范围内被翻译成33种语言。这本书回答了一个许多人都在问的问题：为什么现代社会的欧洲人能够征服北美、澳大利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而不是反过来？哪怕是在今天，为什么欧洲和美国人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生活水平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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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蒙德认为，问题的答案并不是因为欧洲人具有生物或文化优势，而是因为农业起源时期欧亚大陆的地理特征。欧亚大陆适合驯化的动植物种类更多。因此，在人口增长和创新方面，欧亚大陆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其他大陆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欧洲人就拥有了能打败美洲、澳大利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的枪炮、病菌和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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