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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有一个稳定的平衡点，那么人类能动性就没有多少用武之地（每个公司都会最大化自己的利润，每个消费者都会最大化自己的满意度），我们能做的最佳选择就是让市场自己到达那个平衡点。但如果有多个平衡点，且没有一个平衡点完全稳定，那么人类能动性就有了用武之地，它可以从众多的可能性中挑出一个平衡点，从而驾驭市场演化的动力学。在一些赞同放松管制的经济学大师看来，人类能动性的作用可以被完全忽略，他们顺从于一个虚拟而又神秘的永恒自然状态。这是一个深刻的概念性错误。它打开了魔盒，放出了错误的经济政策，引发了近年来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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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错误。让我们来看看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和路径独立（path-independent）的情况。在路径依赖系统中，系统如何从一个位形演化到另一个位形，会对系统产生影响——也就是说，目前的环境并不仅仅依赖于我们所处的位置，还依赖于我们抵达的方式，而且时间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在路径独立系统中，所有事物只和自己现在的位形有关，而同抵达的方式无关，时间和动力学没起到任何作用。因为任何时间，系统要么处在一个唯一的状态，要么围绕这个状态上下略微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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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经济学派将经济学构想成一个路径独立的理论。有效市场假说是路径独立的，仅有一个稳定平衡点的市场是路径独立的。在路径独立系统中，我们无法仅仅通过交易赚钱，除非我们制造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这类活动被称作套利。一个基本的金融理论宣称，有效市场中不存在套利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在有效市场中，一切事物的价格不存在不一致性。你无法通过美元换日元、日元换欧元，欧元再换美元来获利。然而，许多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都在外汇市场进行三角套利。在有效市场中，它们不可能成功；但是，它们的成功又似乎并没有困扰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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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前，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7开始论证经济学是路径依赖的理论。[4]当时，他是斯坦福大学最年轻的讲席教授。阿瑟发现，在经济学中报酬递减法则并不总是正确的，这成了他路径依赖说的证据。报酬递减法则认为，你的产量越大，你能从每件售出的产品中获得的收益就越少。但这未必是对的。以软件行业为例，制作和分配一个程序的拷贝几乎没什么成本，所有的成本都在于前期投入。阿瑟的工作被认为是异端——事实上，如果没有报酬递减假设，一些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的数学证明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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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期，哈佛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皮娅·玛莱妮（Pia Malaney）和数学家埃里克·温斯坦（Eric Weinstein）一起，找到了一个路径依赖经济学的数学表示。在几何学和物理学中，我们可以用一种成熟的技术来研究路径依赖系统，即规范场（gauge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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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场为我们理解自然界中所有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数学基础。玛莱妮和温斯坦将这种技术应用到了经济学中，并发现，经济学是路径依赖的。事实上，我们可以用“曲率”来度量路径依赖度，曲率的计算非常简单。玛莱妮和温斯坦发现，在商品价格和消费者喜好不断变化的典型市场模型中，曲率不为零。因此，市场模型的数学空间是弯曲的，正如地球或时空几何。在毕业论文中，玛莱妮应用他们的模型提高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IP）。她发现，此前的经济学家错误地计算了这一指数，他们没有将路径依赖纳入其经济学模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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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派经济学家忽略了玛莱妮和温斯坦的工作。但自此以后，市场的路径依赖性被许多物理学家重新发现，他们非常自然地将规范理论应用于市场模型。[6]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对冲基金通过测量曲率，也就是古典经济学中不存在的路径依赖度，发现了套利机会，赚了大笔的钱。但毫无疑问，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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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径依赖的市场中，时间非常重要。真实的市场随时间演化，对科技和人们喜好的变化会作出反应，不断展现新的赚钱机遇。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如何处理这些其模型中本不应该存在的事实？它会把时间抽象出来。在新古典经济学模型中，作为消费者的你是一个效用函数。这是一种数学函数，会给你日常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每一种可能组合赋予一个值。这个集合非常庞大，但再大也不过是数学上的庞大。让我们继续看下去。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在于，如果某种商品和服务的总和对你而言有较高的效用，你便会更多地购买这类组合。模型可以通过你的效用函数计算出某种商品、服务组合，来最大化你的需求。接着，模型假设你会在一定预算的约束下，购买这种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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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又在哪里？新古典经济学认为，那列商品、服务清单包括了你在一生中所有可能购买的商品、服务组合。同样，你的预算约束基于你一生的收入。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模型的荒谬之处：人们怎么知道几十年后他们需要什么、想买什么呢？又怎么知道他们一生的收入有多少呢？这个模型将意外事件——人的一生中可能会遇到无数的意外事件，一并归入商品、服务清单。也就是说，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每一个时间点上，在每一种可能出现的场合中，每一种可能的商品、服务组合都有一个确定的价格——即便这个时间点是几十年后。我们不仅有福特野马汽车现在的价格，还有它在2020年的所有可能价格。该模型假设，我们现在可能购买的每个商品、服务组合都在平衡点上有着完美的定价。模型同时还假设，针对每一种可能出现的意外事件，任何未来的商品、服务组合都拥有完美的定价。此外，新古典经济学家还假设，市场中有许多持不同观点的投资者。他们的报价会覆盖所有意外事件和所有头寸。但是，真实的市场告诉我们，大多数交易员只会持有少数几种头寸。[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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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抽象时间和意外事件，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的长度达到了荒谬的程度。这恰恰显示了时间的问题是多么重要。没有时间的理论对于理论学家来说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他们自己可能尚未认识到这一点。也许，没有时间的理论让理论学家觉得自己生活在纯粹真理构成的永恒世界之中。与之相比，有着时间和意外事件的真实世界则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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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大多数意外事件都无法被提前预测，无论对象是政治、发明、时尚、天气，还是气候，我们都不可能未卜先知。在现实的世界中，我们不可能将所有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放入一个抽象空间中来研究。想要研究现实世界的经济学，想要摆脱各种神秘元素，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要承认时间的真实性，要承认未来不能被未卜先知，即便只是在原则上承认。只有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谈我们构筑未来的全部潜能才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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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说，为了融合经济学和生态学，我们需要用同样的要素构建两个理论。这些要素包括：复杂的开放系统、随时间不断演化、路径依赖、存在多个平衡态、受反馈机制的约束。上文描述的经济学理论如此，生态学的理论框架也是如此。在生态学中，化学反应受基本生物循环的推动和约束，气候就是这个化学反应网络的总和与表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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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之门永远向我们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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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尝试与未来进行建设性对话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的难题之一便是：我们现有文化中存在许多不自洽的地方。站在一个知识前沿的人，很有可能不知道站在其他知识前沿的人到底在说什么。我们常常在进行孤独的对话。大多数物理学家不知道生物学中有什么突破，更不知道社会学的前沿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对大艺术家谈论的问题没有丝毫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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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让我们的文明繁荣昌盛，我们最好基于一个共同的世界观来作出我们的决定。这么做的第一步，就是要融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时间的真实性可能正是这个全新的融合性理论的基础。在这个新理论中，未来是开放的，每个尺度上都可能有新鲜事物出现，无论它们小到要用物理学基本定律来描述，还是大到要用经济学、生态学组织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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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物理科学上的思维大跨越，总会在社会科学中获得回应。牛顿的绝对时空观极大地影响了同时代的哲学家约翰·洛克的政治学理论。在牛顿时空观中，粒子位置的定义，不相对于其他粒子，而相对于绝对空间。相应地，在洛克的政治学中，公民权利的定义，相对于一个由正义原则构成的不变的绝对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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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相对论使得物理学成为时间和空间的相对关系理论。相对关系理论中的所有性质，都可以通过相对关系加以定义。社会学中是否有与之相应的回应？我认为这样的回应是存在的。我们能够从昂格尔及其他许多社会学家的著述中找到这种回应。在社会学的背景下，这些研究探索了相对关系哲学的隐含寓意。相对关系哲学指出，社会系统代理的全部属性，都起源于它们之间的相对关系以及相互作用。在一个莱布尼茨宇宙中，不存在永恒的范畴，也不存在永恒的定律。未来是开放的，因为当社会面对意料之外的问题和机遇时，它会永不停歇地发明全新的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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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社会学理论尝试重塑民主。新民主将成为全球政治组织的模式，将引领新兴多民族、多文化社会的演化。它也必须要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必要的决定，这样人类才可能从由此引发的全球危机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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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我所理解的新民主，从关系主义新哲学出发的民主。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的观点使我们能够理解科学的工作原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要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科学必须和政治相互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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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治理和科研工作一样，都已经发展到了管理人类若干基本方面的层次。人类非常聪明，但也有特有的缺陷。我们可以在区区一生之中，学习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向前人学习并积累许多知识。可是我们也进化出了应急思考和应急行动的能力。这意味着我们常常会犯错、愚弄自己。为了对抗犯错的偏向，人类有了社会系统。当为后人服务时，人类社会接受了保守和叛逆之间的矛盾。未来是真正未知的，但有一件事我们非常确信：我们的后代将比我们知道得更多。通过社区和社会的工作，我们能取得远超个人的成就。然而进步需要个人承担风险，发明并测试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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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区以及诞生它们的民主社会，都因两个掌控它们的基本原则而取得进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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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基于公开证据的理性论证足以决定一个问题时，问题就必须这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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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基于公开证据的理性论证不足以决定一个问题时，人们就必须鼓励一系列不同观点和假设的提出。只要它们的目标是发展出令人信服的公开证据，并为之作出善意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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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这两点称作“开放未来原则”（principles of the open future）。它们突显了一个启蒙主义的新阶段，一个正在不断上升的阶段。当问题有确定的答案时，我们尊敬理性的力量；当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时，我们尊敬那些善意的不同意见者。这里，善意的人指的是社区中愿意接受以上原则的人。在这样的社区中，知识能够进步，我们能够努力地作出明智的决定，即便决定的对象是未知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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