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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闳运算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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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意谓：到当今皇帝汉武帝即位，聘请方士唐都，把观测二十八宿距度的任务委派给他。再聘巴郡落下地方民间天文家名闳的，请他根据观测的数据，加以推算，制订历法。所得结果，太阳运行的宿度和夏历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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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律历志》叙述造太初历，首选邓平。后云：“诏迁用邓平所造八十一分律历。”《历书》略而不论，说明他对这事心中有谱。明杨慎疑有残缺，未必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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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下闳“运算转历”。《益部耆旧传》说他“于地下转浑天”。扬子云说：“洛下闳营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正象之，几几乎，莫之能违也。”落下闳工作时，当用浑天仪器，来观测二十八宿的距度。今所传二十八宿赤道度，落下闳所测是最早的。但这与“运算转历”辞的涵义是两件事。这里的“运算转历”意谓：运用算术方法来转化为历法。两事概念有联系而当有区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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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改元，更官号，封泰山。因诏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广延宣问，以理星度，未能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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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句意谓：于是改元，变更官号，祭祀泰山，并诏御史大夫倪宽说：“现在官吏建议星度尚未测定，应该广泛征求意见，用来调整星度。趁现在还未核对的时候，好好做这工作。”《汉书·律历志》云：“武帝元封七年，汉兴百二岁矣。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是时御史大夫倪宽明经术，上迺诏宽曰：与博士共议。今宜何以为正朔，服色何上？”此云御史，当指倪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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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闻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验，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然盖尚矣。书缺乐弛，朕甚闵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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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意谓：听说黄帝调历能够符合天象，不断施行。考察日的赤道度和去极度，记录金、木、水、火、土五星运行的视位置，建立二十四气和物候时序的数据。做这些事，历史久远。可是记载贫乏，音律松弛，我很关怀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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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察度验”，《汉书·律历志》作“名察发敛”。蔡邕《天文志》说：“浑天名察发敛，以行日月，以步五纬。”这是怎么回事呢？今试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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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敛”两字，古指日道——即太阳的视运动在赤道的南边，还是北边。在赤道南边称为发，在北边称为敛。所谓“发南敛北”。夏至太阳在赤道北，近极为敛；冬至太阳在赤道南，远极为发。从冬至到夏至，由远而近；从夏至到冬至，由近而远。总称发敛。发敛就是观测太阳的去极度。观测之法，运用日中立竿测影的法子。从日影的长短，以定太阳的去极度。这样做，还可分别测定24气、72候。历法上说的“发敛加时”，就是指这节候加时的法子。“名察发敛”，古代历法对它十分重视。当然，黄帝之时不可能说那时已经达到这样的科学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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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在《天文志》中提出：“浑天名察发敛，以行日月，以步五纬。”在东汉时天文学家是能做科学实验的。运用浑天仪器，观测太阳的视位置自然更为便利、明确。夏至日，太阳在赤道北23度半的地方，纬度极北，影子极短。从这以后，太阳渐渐由北而南。北边纬度渐减，影子从短渐长。到秋分日，太阳运行在赤道上，没有纬度。观测这日的日现象，古人称为敛北。过了秋分，太阳行过赤道的南面，渐生南纬。纬既南移，影子渐增。到了冬至那时，影子最长。这一现象，古人称为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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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书》所说“名察度验”，指的谅是这个内容，或者是包括和属于这个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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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于“名察”日的“发敛”外，观测“中星”和“月离”，两者结合起来，也可以觇四时，验寒暑，定昏旦，考节气，察日度，辨里差。这和《历书》所说“名察度验”也是有其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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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将日道发敛，绘图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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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唯未能循〔脩〕明也。䌷绩“日分”，率应水德之胜。今日顺夏至，黄钟为宫，林钟为徵，太簇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自是以后，气复正，羽声复清，名复正变，以至子日当冬至，则阴阳离合之道行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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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句意谓：我还思虑得不够完善。探索历术“日分”的意义，汉朝是属于土德的，土是胜水的。现在夏至节候，从音律看是：黄钟为宫，林钟为徵，太簇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从这以后，日、月、五星的运行，或迟或疾，或南或北，阴阳离合的轨道就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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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明”，《汉书·律历志》作脩明。王元启说：“当从《汉志》作脩。唐人书脩作，与循相似，故古书中多混。”“今日顺夏至”，《汉书·武帝纪》叙这事在夏五月，其日适当夏至。“阴阳离合之道”，王元启云：“古者太初上元甲子夜半冬至，七曜皆会斗牵牛分度。自此以后，诸曜或迟或疾，各异其行，所谓离合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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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自以为获水德之瑞”，以周为火，用水胜之。汉兴，汉高祖也以为“获水德之瑞”，汉武帝诏却又“以为率应水德之胜”。汉是土德。武帝与高祖对于水德、土德的取舍就不同。认为汉秦同为水德，那么循五行相胜说，汉如何兴？就解释不通。武帝诏书就改口说：“率应水德之胜。”即土德。这样，汉可代秦。但诏书把土德与日分联系起来，这又如何解释呢？接着诏书又说了许多话。这与“子日当冬至”联系起来，出了这样一个与历术无关的怪题目。落下闳与邓平迎合武帝的需要，遂造八十一分律历。他们对此所作的解释，“以律起历”，自然离奇古怪了。西汉末刘歆复大阐这个“阴阳离合之道”。太初改历的历议是迎合武帝的政治需要而阐发的。武帝诏书的怪论是“始作俑者”，应首负其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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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摄提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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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意谓：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这件事已审查过了。就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年名甲寅——即焉逢、摄提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