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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资料复核附录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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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历志》云：“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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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纪》云：“太初元年，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于明堂。……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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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传》云：“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祀。……汉兴已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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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传》云：“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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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初改历，以十一月甲子冬至为历首，正月癸亥为岁首。太初元年正式颁行。在改正朔的同时，便是改服色、定官名、协音律，祀上帝于明堂；从而，显示汉代的政权是“受命于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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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历家以夏、商、周三代的历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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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以十一月建子为正，得天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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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以十二月建丑为正，得地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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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以十三月建寅为正，即以正月为正，得人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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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若循环，皆天所授。这里排除了秦的历法：以建亥为正的颛顼历。宋代程伊川说：“事之谬，秦以建亥之月为正月是已。”丘溶说：“武帝始用孔子答颜渊为邦之问之言，欲用夏正，而天道遽与之合符。遂为万世不可易之制，岂偶然哉。”汉武采用夏历，正是继承周殷两历循环的传统学说，恢复夏历。武帝改历，聘用“明经术”的御史大夫倪宽参与，作用亦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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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日月在建星”一语，当为太初改历时实测所见记录的反映，考辨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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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六历创设之时，实测冬至点在牵牛初度。太初改历时提出复测，明确回归年的长度，发觉冬至点不在牵牛初度，已经移到建星。故云：“日月在建星。”当时天文学家发现这一现象，尚不知道岁差；故未以之入历。计算岁实，仍从牵牛起算。宋何承天因说：“汉之太初历，冬至在牵牛初。”祖冲之也说：“汉武改立太初历，冬至在牛初。”不过后汉蔡邕在《历数说》中便说：“史官用太初邓平术，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历以为牵牛中星。”他的议论就比何承天、祖冲之说的深刻而细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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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牛初度合为牛宿第一星。赤经为304°12′49″.5强。1926年，冬至点在赤经271°52′48″弱，即在牵牛的西32°19′57″。[21]如以岁差71.713差1°，及50″.2差1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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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4.816年＋23.844年＝2318.660年，再去1926年，当为公元前392.66年，即战国时期，周安王十年，秦惠公八年，晋烈公二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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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数据下考太初元年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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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周安王十年（公元前392.66年）至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经过288.66年，岁差4°25′，换为古度4.0805度。26度－4.0805度＝21.919度，得：太初元年冬至在斗22度。《律历志》说冬至“日月在建星”，不说“在牵牛初”，而说“在建星”。可证这话确是来自实测。太初改历确实是做过认真实测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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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日在建星，或云在斗二十二度，这是什么缘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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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廿八宿所取星宿和分度，源于战国时的甘氏、石氏。两家分度和所取的星宿，大体相同，个别却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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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律书》将牛、斗、箕三宿写作牛、建、箕三宿，以建星代箕宿。如：“东至牵牛……东至于建星……南至于箕……”等。《史记·天官书》云：“南斗为庙，其北建星。”张守节《正义》云：“建六星，在斗北，临黄道，天之都关也。斗建之道，七耀之道。”斗、建星两星，在黄道南北，经度相符，纬度却不相同。因此，这两星就经度说是可以互为代替的。绘图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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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自《考古》1975.3《天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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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列表以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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