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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师论学的目的“为民生计”，给师生的教育与影响是很深刻的。同时，这种实践与观点，在学术界中是十分可贵的。古来对这问题看法是有分歧的。王安石主张：“经术正所以经世务。”[139]叶适自述“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140]，朱熹在这问题上就大不以为然，认为：“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像唐太宗那样，犹云：“无一念不出于人欲。”所以竺师教导师生：“吾人应对于供献生产物质各尽其能。”[141]是有卓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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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倡科学 祛除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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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传统、社会习惯势力中辄有不良倾向，迷信权威，思想僵化，浑水摸鱼，人云亦云等，不胜枚举。竺师论学，提倡科学精神，反对迷信。不盲从，不武断。经典著作、权威著作、数千百年来习以为常者，或有背于理者，则予怀疑、批评与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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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师云：“科学之精神，在于不顾利害以求真理，祛除成见以就理智，乃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赞赏：“金圣叹颇有科学精神。……又主张注意极微，谓：‘灯火之焰自下而上，达其迎穗也乃作淡碧色，稍上作淡白色，又上作淡赤色，又上作干红色，后乃作黑烟，此天下之至妙也。’”[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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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师评议“经传”曾谓：“我国经传之势力，不亚于欧洲中世纪时之耶稣《圣经》，凡有背于古者，辄视为离经叛道。是以因《周礼·大司徒》‘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而后世遂误会之谓颍川阳城为地中，于是而地圆之说，遂不可通矣。”“‘影长一寸，地差千里’之说，创于《周髀》，全不足信，贻害无穷。”“大旱祈雨之事，在我国起源极早。《周礼·司巫》云：‘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又《女巫》云：‘暵则巫雩。’《礼记·月令》云：‘命有司为民祀山川百原乃大雩。’《诗·桑柔》云云。”竺师谓：“夫历史上之习惯，是否应予以盲从，愚夫愚妇之迷信，是否应予以保存，在今日科学昌明之世界，外足以资列强之笑柄，內足以起国人之疑窦，实有讨论之必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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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师于“五行”之说，辟之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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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二字初见于经典者在《尚书·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洪范》：‘有闻在昔，鲧湮洪水，汩陈其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后世愚儒，乃将凡百事物，均纳入五行中，与原来《洪范》区物质为五类，已失本意。《老子》、《论语》、《孟子》均不见五行，惟《墨子·经下》有五行。而《左传》昭二十五年记郑太叔与赵简子问答，有：‘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五行说有组织而极诞者，首见之《吕氏春秋·十二览》。如是将一年四季分配于五行：春木、夏火、秋金、冬水，所余之土无所归，则于夏秋交界，特为拓一位置。于是五方之东南西北中，五色之青赤黄白黑，五声之宫商角徵羽，五味之辛酸咸苦甘，五虫之羽介鳞毛倮，五祀之门灶行户中溜，五谷之黍稷稻麦菽，五畜之马牛羊犬豕，五脏之心肝肺脾肾，皆一一加法分配。此种诡异之组织，二千年来蟠据全国人之心理，且支配全国之行事，甚至关系吾辈生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造此阴阳家之邪说，以惑世诬民者为燕齐方士，而其建设之传播，则有负责者三人，即邹衍、董仲舒与刘向也。……呜呼！祥灾祲之迷信，深中于士大夫。智日以昏，而志日以偷，谁之咎也？”[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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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王充《论衡》，其立论在当时颇新颖，如辟算卜筮及《问孔》、《非韩》、《刺孟》，在当时不失为有革命精神者，惜对于数学知识太差，故《谈天篇》有东西五千里，南北五千里，五五二万五千里之说。”[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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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葛洪引黄帝与河洛，均用阴阳五行之说。如曰：‘水火者阴阳之余气也。’又云：‘天为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入水中当何损？’此乃全凭臆说。”[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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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所记迷信事极多。如卷十八云：‘发属于心，禀火气，故上生；须属肾，禀水气，故下生；眉属肝，故侧生。’卷二十，信彭泽、洞庭之有龙。又沈括本人持舍利，奉之如神。”[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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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师对于“伪学”：官家刻板文章，士大夫的缺乏实际知识，在故纸堆中讨生活，因循守旧，予以尖锐批评。反之学术上的改革，却予高度重视。例如：“所可怪的是从隋唐到明清一千三百年间，我们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已积累了许多的物候知识，可以应用于农业生产，而历代官方所发印的时宪历书统还是抄袭二千年以前《逸周书·月令》所记的物候，依样画葫芦地照抄。这也可知在我国封建时代的士大夫阶级只知以科举来猎取功名而全不谋劳动人民的幸福。”[147]“编月令成为士大夫的一种职业。明清两代，由于士大夫以做八股为升官发财的跳板，一般缺乏实际知识，真是菽麦不辨，所写物候，统从故纸堆中得来，怪不得完全与事实不符。”[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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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中确有混饭吃的，缺乏“实践”，没有真知灼见，只是虚应故事，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就历本论，“惟一的例外是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时代所颁布的天历。”“太平天国所颁历法，可说是世界历法史上一个创举。他分年为12个月，以366天为一年。以立春、雨水为一月，春分为二月，清明、谷雨为三月。称正月初一为立春一，二月初一为惊蛰一，二月十六为春分一等。在南京设立物候站观测物候，并将去年的物候记录颁布今年通书中，称物候为萌芽月令。”[149]“太平天国系农民革命，所以洪秀全关心民瘼，把中国历法作了一个彻底的改革。原来计划要有了四十年的物候记录便可以平均起来作一个标准物候历，颁布于天下，这是一件好事。可惜到1864年革命失败，而天历如昙花一现，到如今几乎无人知道其事。”[150]“历代所颁历法真正能照顾到农民所需要的物候，是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的‘天历’。……除每月干支、二十八宿名称、时令而外，还记草木萌芽月令，把南京所见测到的物候或草芽亦列入。这历称为《萌芽月令》。将上一年南京所观测到的物候结果附在下一年同月份日历之后，以供农民耕种时作参考。”[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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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师对于学术思想的谬论，亦多严厉谴责。如：“阅老子《道德经》。老子喜以利害祸福劝人。如云‘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此种论调于中国后代大有影响。又曰‘勇于取则杀，勇于不取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云云。此又不战主义也。所以老子学说全然是功利主义，不抵抗主义。国内有教育者之愿作汉奸，老子之影响不少。”[152]余“谓中国之儒教到近今至成黄老之学，‘欲将取之，必故与之’，实为汉奸哲学。李陵报苏武书，振振有辞，即以‘身降匈奴，心实在汉’，今之黄秋岳、汪精卫亦同具此心理也。”[153]“我校求是精神，则只知是非，不顾利害。诸葛亮之‘成败利钝，非所逆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即此意也。《孟子》‘其父攘羊，其子证之’，亦是求是精神。如云“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即是家丑不外扬，乃鸵鸟政策也”。[154]“不塞不流，不止不行”，[155]新学科的建立总是在矛盾斗争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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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著书立说 创新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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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古气候学、物候学这一新学科的建立为例来说，竺师撰了具有国际水平的两篇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和《中国古代的物候知识》。这可说是“竺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可以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学科的典范和例示。体现了“学贯中西，文理渗透，博大精深，开物成务”十六字的特色。学者遵循这一治学途径，受其灌溉、启发，可以写出许多新学科的论文来。第一篇是学术性的专题论文，是奠基和发展这一新学科的里程碑。第二篇是宣传这一新学科使之家喻户晓，为一般学者学习这门新学科而写。两文是相得益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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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分六节论证：（一）前言，（二）考古时期（约前3000—前1100年），（三）物候时期（前1100—1400年），（四）方志时期（1400—1900年），（五）仪器观测时期（从1900年开始）（六）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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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称其具有中国特色的，初步提出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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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正确地论述了中国古代学者对于这一学科在历史上、国际上所作的贡献。《前言》中云：“中国古代哲学家和文学家如沈括（1030—1094年）、刘献廷（1648—1695年）对于中国历史时期的气候无常，早有怀疑。但他们拿不出很多实质性事实以资佐证，所以后人未曾多加注意。直到本世纪20年代，‘五四’运动，即反帝反封建运动之后，中国开始产生了一种新的革命精神……例如应用科学方法进行考古发掘，并根据发掘材料对古代历史、地理、气象等进行研究。殷墟甲骨文首先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有人据此推断在三千年前，黄河流域同今日长江流域一样温暖潮湿。”《结论》中云：“四十或五十年前，欧美大多数正统气候家相信，气候在历史时代是稳定的……这种见解，已为世界近数十年来收集的气象资料所否定。在我国，古代作家如《梦溪笔谈》的作家沈括，《农丹》的作者张标和《广阳杂记》的作者刘献廷，均怀疑历史时代气候的恒定性，且提出各朝代气候变异的事例，记载于上述书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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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大量发掘和使用中国古籍所蕴藏的这一学科的资料，予以高度重视与估价。一经分析，旧的资料闪耀出新的光芒。“化陈腐为新奇”，发出异彩，使人心悦诚服。《前言》中云：“在世界上，古气候学这门学科好象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引起地球物理科学家的注意。在60年代，曾举行过三次古气候学的世界会议。在这几次会议上提出的文章多半是关于地质时代的气候，只有少数讨论到历史时代的气候。无疑，这是由于在西方和东方国家中，在历史时期缺乏天文学、气象学和地球物理学现象的可靠记载。在这方面，只有我国的材料最丰富。在我国的许多古文献中有着台风、洪水、旱灾、冰冻等一系列自然灾害的记载。以及太阳黑子、极光和彗星等不平常的现象的记录。”《方志时期》中云：“我国地方志有五千多种。这些地方志，除仪器测定的气候记录外，对于一个地区的气候提供了很可靠的历史资料。”《结论》中云：“对于中国气候的发展史，中国的文献是一个宝库，我们应当好好地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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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师在这论文中的确是细致地、严肃地、科学地发掘和使用这些宝贵资料的。竺师论文，文字清丽典雅，引人入胜，可读性强，给人以艺术享受，读之怡然，手不释卷。不像有些文章，有的诘屈聱牙，有的累赘芜杂，要人硬着头皮读下去。这是次要的，但要使其科研成果发挥更大作用，却是必须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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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称其属于社会主义学术范畴的，初步也提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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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从内容论，竺师的古气候学是研究到它的世界性的。在这对內搞活、对外开放的时代，不仅经济政策如此，学术界也应有此胸襟。竺师看到：“我国气候在历史时代的波动与世界其他区域比较，可以明显看出，气候的波动是全世界性的。虽然最冷年和最暖年可以在不同的年代，但彼此是先后呼应的。关于欧洲历史上的气候变迁，英国布鲁克斯是20世纪前半期最有成绩的作者。我们把所制的公元3世纪以来欧洲温度升降图与中国同期温度变迁图作一对照就可以看出，两地温度波澜起伏是有联系的。”从方法论，采用现代最新科学方法与“新发现”作为旁证，论证运用“物候材枓来做古气候研究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本文主要用物候方法来揣测古气候的变迁。物候是最古老的一种气候标志，用18O和16O的比例来测定古代冰和水的古气温是1947年W. Dving的新发现，而两种方法得出的结果竟能大体符合，也证明了用古史书所载物候材料来做古气候研究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从目的论：竺师的学术研究重视三个面向，“我们若能掌握过去气候变动的规律，则对于将来气候的长期预报必能有所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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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竺师论文的思想体系不是属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我们若能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指导，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古代物候、考古资料，从古代气候研究中作出周期性的长期预报，只要努力去做，是可以得出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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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其为新学科的典范，也是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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