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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师对于学术思想的谬论，亦多严厉谴责。如：“阅老子《道德经》。老子喜以利害祸福劝人。如云‘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此种论调于中国后代大有影响。又曰‘勇于取则杀，勇于不取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云云。此又不战主义也。所以老子学说全然是功利主义，不抵抗主义。国内有教育者之愿作汉奸，老子之影响不少。”[152]余“谓中国之儒教到近今至成黄老之学，‘欲将取之，必故与之’，实为汉奸哲学。李陵报苏武书，振振有辞，即以‘身降匈奴，心实在汉’，今之黄秋岳、汪精卫亦同具此心理也。”[153]“我校求是精神，则只知是非，不顾利害。诸葛亮之‘成败利钝，非所逆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即此意也。《孟子》‘其父攘羊，其子证之’，亦是求是精神。如云“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即是家丑不外扬，乃鸵鸟政策也”。[154]“不塞不流，不止不行”，[155]新学科的建立总是在矛盾斗争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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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著书立说 创新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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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古气候学、物候学这一新学科的建立为例来说，竺师撰了具有国际水平的两篇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和《中国古代的物候知识》。这可说是“竺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可以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学科的典范和例示。体现了“学贯中西，文理渗透，博大精深，开物成务”十六字的特色。学者遵循这一治学途径，受其灌溉、启发，可以写出许多新学科的论文来。第一篇是学术性的专题论文，是奠基和发展这一新学科的里程碑。第二篇是宣传这一新学科使之家喻户晓，为一般学者学习这门新学科而写。两文是相得益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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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分六节论证：（一）前言，（二）考古时期（约前3000—前1100年），（三）物候时期（前1100—1400年），（四）方志时期（1400—1900年），（五）仪器观测时期（从1900年开始）（六）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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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称其具有中国特色的，初步提出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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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正确地论述了中国古代学者对于这一学科在历史上、国际上所作的贡献。《前言》中云：“中国古代哲学家和文学家如沈括（1030—1094年）、刘献廷（1648—1695年）对于中国历史时期的气候无常，早有怀疑。但他们拿不出很多实质性事实以资佐证，所以后人未曾多加注意。直到本世纪20年代，‘五四’运动，即反帝反封建运动之后，中国开始产生了一种新的革命精神……例如应用科学方法进行考古发掘，并根据发掘材料对古代历史、地理、气象等进行研究。殷墟甲骨文首先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有人据此推断在三千年前，黄河流域同今日长江流域一样温暖潮湿。”《结论》中云：“四十或五十年前，欧美大多数正统气候家相信，气候在历史时代是稳定的……这种见解，已为世界近数十年来收集的气象资料所否定。在我国，古代作家如《梦溪笔谈》的作家沈括，《农丹》的作者张标和《广阳杂记》的作者刘献廷，均怀疑历史时代气候的恒定性，且提出各朝代气候变异的事例，记载于上述书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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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大量发掘和使用中国古籍所蕴藏的这一学科的资料，予以高度重视与估价。一经分析，旧的资料闪耀出新的光芒。“化陈腐为新奇”，发出异彩，使人心悦诚服。《前言》中云：“在世界上，古气候学这门学科好象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引起地球物理科学家的注意。在60年代，曾举行过三次古气候学的世界会议。在这几次会议上提出的文章多半是关于地质时代的气候，只有少数讨论到历史时代的气候。无疑，这是由于在西方和东方国家中，在历史时期缺乏天文学、气象学和地球物理学现象的可靠记载。在这方面，只有我国的材料最丰富。在我国的许多古文献中有着台风、洪水、旱灾、冰冻等一系列自然灾害的记载。以及太阳黑子、极光和彗星等不平常的现象的记录。”《方志时期》中云：“我国地方志有五千多种。这些地方志，除仪器测定的气候记录外，对于一个地区的气候提供了很可靠的历史资料。”《结论》中云：“对于中国气候的发展史，中国的文献是一个宝库，我们应当好好地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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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师在这论文中的确是细致地、严肃地、科学地发掘和使用这些宝贵资料的。竺师论文，文字清丽典雅，引人入胜，可读性强，给人以艺术享受，读之怡然，手不释卷。不像有些文章，有的诘屈聱牙，有的累赘芜杂，要人硬着头皮读下去。这是次要的，但要使其科研成果发挥更大作用，却是必须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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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称其属于社会主义学术范畴的，初步也提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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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从内容论，竺师的古气候学是研究到它的世界性的。在这对內搞活、对外开放的时代，不仅经济政策如此，学术界也应有此胸襟。竺师看到：“我国气候在历史时代的波动与世界其他区域比较，可以明显看出，气候的波动是全世界性的。虽然最冷年和最暖年可以在不同的年代，但彼此是先后呼应的。关于欧洲历史上的气候变迁，英国布鲁克斯是20世纪前半期最有成绩的作者。我们把所制的公元3世纪以来欧洲温度升降图与中国同期温度变迁图作一对照就可以看出，两地温度波澜起伏是有联系的。”从方法论，采用现代最新科学方法与“新发现”作为旁证，论证运用“物候材枓来做古气候研究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本文主要用物候方法来揣测古气候的变迁。物候是最古老的一种气候标志，用18O和16O的比例来测定古代冰和水的古气温是1947年W. Dving的新发现，而两种方法得出的结果竟能大体符合，也证明了用古史书所载物候材料来做古气候研究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从目的论：竺师的学术研究重视三个面向，“我们若能掌握过去气候变动的规律，则对于将来气候的长期预报必能有所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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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竺师论文的思想体系不是属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我们若能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指导，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古代物候、考古资料，从古代气候研究中作出周期性的长期预报，只要努力去做，是可以得出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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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其为新学科的典范，也是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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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竺师“虚怀若谷”，对新学科建立的高度负责的精神，使人感动。“本文的研究，仅仅是一个小学生的试探，试图窥探中国的悠久气候史。在中国这样辽阔的面积上和五千年这样悠久的岁月里，人们易于在浩如烟海的二十四史和五千多部方志中找不出头绪而有所迷失。因此，误解和矛盾是难免的，特别在考古时期和物候时期所提的事实，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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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古今、中外、文理，牵涉面广。竺师博学多能，许多学科都能了如指掌。如：考古时期，涉及半坡村遗址发掘报告：“这个遗址是属于仰韶文化（用14C同位素测定5600一6080年前），并假定说，因为水獐和竹鼠是亚热带动物，而现在西安地区已经不存在这类动物，推断当时的气候必然比现在温暖潮湿。”物候时期，涉及文字学，等等：“周朝建立，国都设在西安附近的镐京……当时官方文件铭于青铜，后写于竹简……方块字中如衣服、帽子、器皿、书籍、家具、运动资料、建筑部分以及乐器等名称，都以‘竹’为头，表示这些东西最初都是用竹子做成的。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在周朝初期气候温暖可使竹类在黄河流域广泛生长，而现在不行了。”方志时期，涉及英国物候记录及中国的各种诗文、史书、日记、游记等。“英国物候的最长记录是诺福克马歇尔家中五代子孙继续观测的记录。从公元1736年开始直至1925年，计190年之久。初春银莲花开花，在公元1891—1925年期间要比公元1751—1785年早开21天之多。可知英国20世纪初比18世纪温暖得多。”“这两本书（指《袁小修日记》及谈迁《北游录》），详细记载了桃、杏、丁香、香棠等春初开花的日期。从这两个人的记载，我们可以算出袁小修时日春初物候与今日武昌物候相比要迟7天到10天，谈迁所记北京物候与今日北京物候相比，也要迟一二星期。更可注意的是，17世纪中叶，天津运河冰冻时期较今日为长。”等等。探赜索隐，相互辉映，真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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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从而得出初步结论：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黄河流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1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一5℃。与今日长江流域相似。后三千年，有一系列的冷暖波动，每个波动约历400—800年，年平均温度变化范围为0.5℃—1℃。此一结论获得国内外科学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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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如胡厚宣研究甲骨文发现：“安阳人种稻，在第二个月或第三个月，即阳历3月份开始下种；比现在安阳下种要到4月中，大约早1个月。”“在武丁时代的一个甲骨上的刻文说，打猎时获得一象。表现在殷墟发现的亚化石象必定是土产的，不是象德日进所主张的，认为都是从南方引进来的。”有其贡献。但就古气候学的成就来说，历史之久，方面之广，开掘之深，是难与并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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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师“发表之科学论著近三百篇，包括台风研究、季风研究、农业气候、气候变迁、物候学、中国区域气候与科学史等”[156]，这暂不论，就其治学方法、治学精神与治学目的，启发新学科的建立，实开无穷法门。而研究古籍，吸收古籍中所提的资料，为新学科的建立服务，这是大有可为的。源远流长，波澜壮阔，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学派、新的学术，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学术界中一大任务。那么，抱残守缺地研究古籍，显得有些渺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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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师云：“我国古代书籍中蕴藏着非常丰富的科学资料，正等待我们去发掘，解放以来从事于专书研究的人已日渐增多，如《墨子》、《管子》、《禹贡》、《吕氏春秋》、《齐民要术》、《黄帝内经》等已各有专著出版。”[157]又如《十三经注疏》、各史《天文志》、《律历志》、纬书、类书、《开元占经》以及《大藏经》、《续藏经》、《道藏》等也还是一个矿藏，有着丰富的资料可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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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盼望党政领导、海内外学者、出版社以“竺学”为标样，发扬“求是”精神，开拓研究中国古籍的领域，让我们为促使众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学科发展而携起手来，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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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0月初稿 1986年2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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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竺可桢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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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尚书·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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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礼·春官·大史》：“颁告朔于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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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礼记·玉藻》：“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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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左传·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朔，非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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