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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其为新学科的典范，也是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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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竺师“虚怀若谷”，对新学科建立的高度负责的精神，使人感动。“本文的研究，仅仅是一个小学生的试探，试图窥探中国的悠久气候史。在中国这样辽阔的面积上和五千年这样悠久的岁月里，人们易于在浩如烟海的二十四史和五千多部方志中找不出头绪而有所迷失。因此，误解和矛盾是难免的，特别在考古时期和物候时期所提的事实，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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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古今、中外、文理，牵涉面广。竺师博学多能，许多学科都能了如指掌。如：考古时期，涉及半坡村遗址发掘报告：“这个遗址是属于仰韶文化（用14C同位素测定5600一6080年前），并假定说，因为水獐和竹鼠是亚热带动物，而现在西安地区已经不存在这类动物，推断当时的气候必然比现在温暖潮湿。”物候时期，涉及文字学，等等：“周朝建立，国都设在西安附近的镐京……当时官方文件铭于青铜，后写于竹简……方块字中如衣服、帽子、器皿、书籍、家具、运动资料、建筑部分以及乐器等名称，都以‘竹’为头，表示这些东西最初都是用竹子做成的。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在周朝初期气候温暖可使竹类在黄河流域广泛生长，而现在不行了。”方志时期，涉及英国物候记录及中国的各种诗文、史书、日记、游记等。“英国物候的最长记录是诺福克马歇尔家中五代子孙继续观测的记录。从公元1736年开始直至1925年，计190年之久。初春银莲花开花，在公元1891—1925年期间要比公元1751—1785年早开21天之多。可知英国20世纪初比18世纪温暖得多。”“这两本书（指《袁小修日记》及谈迁《北游录》），详细记载了桃、杏、丁香、香棠等春初开花的日期。从这两个人的记载，我们可以算出袁小修时日春初物候与今日武昌物候相比要迟7天到10天，谈迁所记北京物候与今日北京物候相比，也要迟一二星期。更可注意的是，17世纪中叶，天津运河冰冻时期较今日为长。”等等。探赜索隐，相互辉映，真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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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从而得出初步结论：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黄河流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1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一5℃。与今日长江流域相似。后三千年，有一系列的冷暖波动，每个波动约历400—800年，年平均温度变化范围为0.5℃—1℃。此一结论获得国内外科学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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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如胡厚宣研究甲骨文发现：“安阳人种稻，在第二个月或第三个月，即阳历3月份开始下种；比现在安阳下种要到4月中，大约早1个月。”“在武丁时代的一个甲骨上的刻文说，打猎时获得一象。表现在殷墟发现的亚化石象必定是土产的，不是象德日进所主张的，认为都是从南方引进来的。”有其贡献。但就古气候学的成就来说，历史之久，方面之广，开掘之深，是难与并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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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师“发表之科学论著近三百篇，包括台风研究、季风研究、农业气候、气候变迁、物候学、中国区域气候与科学史等”[156]，这暂不论，就其治学方法、治学精神与治学目的，启发新学科的建立，实开无穷法门。而研究古籍，吸收古籍中所提的资料，为新学科的建立服务，这是大有可为的。源远流长，波澜壮阔，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学派、新的学术，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学术界中一大任务。那么，抱残守缺地研究古籍，显得有些渺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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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师云：“我国古代书籍中蕴藏着非常丰富的科学资料，正等待我们去发掘，解放以来从事于专书研究的人已日渐增多，如《墨子》、《管子》、《禹贡》、《吕氏春秋》、《齐民要术》、《黄帝内经》等已各有专著出版。”[157]又如《十三经注疏》、各史《天文志》、《律历志》、纬书、类书、《开元占经》以及《大藏经》、《续藏经》、《道藏》等也还是一个矿藏，有着丰富的资料可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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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盼望党政领导、海内外学者、出版社以“竺学”为标样，发扬“求是”精神，开拓研究中国古籍的领域，让我们为促使众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学科发展而携起手来，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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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0月初稿 1986年2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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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竺可桢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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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尚书·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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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礼·春官·大史》：“颁告朔于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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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礼记·玉藻》：“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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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左传·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朔，非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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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注云：“公在外阙。朝正之礼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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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左传·文公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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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尚书、尧典》：“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历来有两解：一是经学家说，一是历学家说。经学家说泛滥，历学家说不彰。马融说：“璿，美玉也。玑，浑天仪可转旋。故曰玑衡。其中横筩，所以视星宿也。”此为经学家之说也。司马迁说：“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谓视北斗七星之动向，以定日月五星之方位，此为历学家之说也。经学家以汉时之浑天说及其仪象释经，出于附会；历学家说得乎古天文学家观象授时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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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天文》因谓：“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若历法则古人不及近人之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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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姜亮夫先生《屈原赋校注》与此说同，援引更广。伯庸取名，不察上文“摄提贞于孟陬”，却取下言“纷吾既有此内美”，其失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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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左传·昭公十七年》云：“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玄鸟，燕也。以春分来，秋分去）；伯赵氏司至者也（伯赵，伯劳也。以至夏至鸣，冬至止）；青鸟氏司启者也（青鸟，鸧也。以立春鸣，立夏止）；丹鸟氏司闭者也（丹鸟，雉也。以立秋来，立冬去）。”这是以燕、伯劳、鸧、雉四种候鸟的来去作为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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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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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如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水部》几乎将记述古代河道的《水经注》全部引入，并采用了《汉书·地理志》的有关部分，可见疏证之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范围是较宽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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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参张钰哲著《天文学论丛》附《天文家列传》，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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