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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俄勒冈州立大学公共网站对“小团体思维”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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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团体思维的成员将自身看作群体的一部分，抵抗反对他们目标的外来者。患有“小团体思维症”的人都有下面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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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过高估计群体的抵抗力和道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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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集体合理化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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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丑化和僵化外来群体及其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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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致性的群体文化，个人之间相互监督，以维护群体的完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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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某些成员想方设法向领导者隐瞒自己和其他群体的信息，以维护群体领导的权威。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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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我刻画的弦理论文化没有一一对应，但二者的相似足以令人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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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弦理论家很容易回应这种批评。他们可以举出很多历史的事例，说明科学的进步依赖于专家群体形成团结一致的意见，而外来者缺乏足够的评估证据和进行判断的职业技能，所以他们的意见必须抛弃。由此，科学群体必须拥有树立和加强共识的机制。在外行人看来那也许像小团体思维，实际上是理性的，是在严格的约束规则下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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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可以反驳人们谴责他们以群体的意见取代了个人的重要思想。我和一个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未经证明就相信一些关键猜想并不稀奇。135没有哪个科学家能直接证明构成其学科信仰基础的所有实验结果、计算和证明；几乎没人有那个能力，而在当代科学中，谁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于是，当你加入某个科学群体，就必须相信同事告诉你的他们专业领域的结果。这就可能导致将猜想作为事实来接受，但它既发生在最终成功的研究中，也同样多地发生在失败的项目里。当今科学如果没有一群可以相互信任的人，简直就无法进行下去。因此，虽然这样的插曲令人遗憾，而且在出现时就该修正，但它们本身并不意味着什么注定失败的研究或病态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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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老牌的弦理论家可以说他们德高望重，有资格在他们觉得合适的地方指导研究。毕竟，科学实践以直觉为基础，而这就是他们的直觉。会有人浪费时问做他们不相信的事情吗？他们当然只会请人来做那些他们认为最可能成功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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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同答这种辩解呢？如果科学基于专家群体的共识，那么你在弦理论中所拥有的就是一个群体，其中的专家对他们研究的理论的正确有着惊人一致的意见。有什么合理的根据——不论以什么方式——拿出理智而切实的反对意见吗？我们需要做很多事情，而不仅仅是抛弃“小团体思维”这样的字眼。我们必须有一个关于科学是什么和如何运行的理论，它将清楚地说明，如果一个特殊的群体在理沦未经正常检验之前就在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那是科学的悲哀。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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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的困惑 第十七章 什么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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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扭转物理学的这股恼人的潮流，我们必须首先明白什么是科学——什么推动它向前，什么拉着它后退。为此，我们对科学的定义必须超越所谓科学家所做的事情的总和。本章的主要目的就是提出这样一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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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76年走进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时，还是来自小学校的天真学生。我敬畏爱因斯坦、玻尔、海森伯和薛定谔，惊讶他们神奇的思想力量给物理学带来的变革。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我做梦都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这时我置身于粒子物理学的中心，周围都是领域里的头面人物——如科尔曼、格拉肖和温伯格。这些人聪明绝顶，但一点儿也不像我心目中的英雄。上课时，我从没听他们讲过空间和时间的本质或量子力学的基本问题。我也没见过有多少学生对这些问题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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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我陷入了危机。我当然不如来自名校的同学那么基础扎实，但我在读大学时就已经做过研究，而多数同学都没做过；我也知道我学得很快，所以我自信能做物理学的工作。但我对如何才算一个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也有特别的想法。我在哈佛遇到的那些大理论物理学家和我的想象相距甚远。那里的氛围严酷而好斗，没有一点儿哲学味道，尽是些冲动、高傲、自负的人，还时常伤害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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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我和年轻的科学哲学家雷切尔一科恩（Amelia Rechel-Cohn）成了朋友，通过她结识了和我一样对哲学和物理学基本问题感兴趣的人。但这使事情变得更糟。他们比理论物理学家好一点儿，但似乎只乐于分析狭义相对论或普通量子物理学基础的逻辑问题。我对那样的谈话毫无耐性；我想创造理论，而不是批评理论。我确信——标准模型的创立者们似乎也曾那么草率——他们知道我需要知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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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认真考虑放弃时，阿米丽亚（Amellia）给了我一本哲学家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的书。书名叫《反对方法》，就像在对我说话——但它说的不是很令人鼓舞。它对我的天真和专注是一个打击。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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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耶阿本德在书中对我讲的是，看哪，孩子，别做梦了！科学不是坐在云端里的哲学家。它是人的活动，与任何别的东西一样复杂，一样成问题。科学没有单一的方法，谁是好科学家也没有单一的标准。好科学就是在历史的特定时刻增进我们知识的东西。别来烦我如何定义进步——随便你用什么方式定义，都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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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费耶阿本德那儿我认识了进步有时需要深刻的哲学思想，但多数时候都不是那样的。进步的实现多数是靠投机者们抄捷径、夸大他们的知识和成就。伽利略算其中的一个；他的许多论据都是错误的，而他的对头——当时受过良好教育、善于哲学思维的耶稣会士天文学家们——很容易发现他的思想漏洞。不过，最终是他对了而他们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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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费耶阿本德认识了没有什么先验的论证能告诉我们什么东西能适应所有的环境。某个时刻推进科学的力量在其他时候可能就是错的。从他讲的伽利略的故事，我还明白了更多的东西：你必须为自己的信仰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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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耶阿本德的言论远非及时的清醒剂。如果我想做好科学，我就必须认识到我有幸合作的人都是当代的大科学家。他们和所有大科学家一样，是靠正确的思想和奋斗取得的。如果你的思想正确并且为之奋，总会取得成绩的。不要浪费时间替自己难过，也别为爱因斯坦和玻尔伤感。没人能帮助你，只有自己能发展自己的思想，也只有自己能为它们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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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过很长的路才决定留下做科学。我很快发现，将粒子物理学用过的方法用于量子引力问题，是做不了真正研究的。如果这意味着暂时将基本问题放在一边，那么能建立新的基础并在新基础进行计算，也是了不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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