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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公司的领导者们知道，如果想用最优秀的年轻工程师，你就需要年轻的管理者。其他创造性的领域（如音乐）也是如此。我保证某些爵士乐手和老摇滚歌手都欣赏街舞和技术音乐，但音乐公司不会让60岁的老歌星来选择签约的年轻歌手。音乐的创新就踏着这种热烈、活泼的步伐，因为年轻的歌手知道怎样很快与观众和其他歌手沟通，不论在晚会还是电台，而不必求权威的艺术家以他们自己的模式来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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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量子力学革命完全是孤立的一代物理学家掀起的。他们上一代的许多人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屠杀了。他们周围几乎没有什么老科学家站出来告诫他们疯了。今天，研究生和博士后为了生存，不得不做能让接近退休的老人明白的事情。这样做科学就像踩着急刹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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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需要叛逆与服从之间的平衡，所以在激进与保守之间总会存在争论。但是现在，科学世界没有平衡，革命比科学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处于更凄凉的境地。那样的人简直不为研究大学所容忍。于是，一点儿也不奇怪，即使科学大声呼唤，我们似乎也不能赢得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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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的困惑 第二十章 我们能为科学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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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书试着解释了为什么物理学的五大难题仍然和30年前的状况一样。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不得不集中谈了弦论，但我想重申一下，我的目的不是要丑化它。弦论是一个目标宏大的有威力的思想，为它付出的多数努力都是值得的。如果说它至今尚未成功，主要是因为它的内在缺陷密切关系着它的力量——当然，故事还没完呢，因为弦理论可能成为真理的一部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我们为什么花那么多精力做弦理论，而在于为什么不在其他可能的方法上花同样多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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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如果我做量子力学基础，前程可能就毁了；如果做与粒子物理学有关的题目，也许还有希望。当我面临这样的选择时，经济的决定找到了一个科学的理由。显然，过去几十年里，粒子物理学的进步远远超过了量子力学基础的探索。如今，新毕业生的境遇大不相同，局面已经扭转了。过去几十年，粒子物理学没有什么进步，但在量子计算研究的刺激下，基础领域的进步却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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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清楚，除非我们认真考察我们对时问、空问和量子的认识基础，否则不可能解决那五大问题；如果我们把像弦理论和圈量子引力那样的老研究纲领当作业已确立的范式，也不可能获得成功。我们需要有勇气、有想象力、有深刻思想并能开辟新方向的年轻科学家。我们当然不能像现在这样打压这样的人，但又该如何识别和支持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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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再次强调，我不认为理论物理学的沉寂应该归咎于哪一个物理学家。我认识的许多弦理论家都是非常优秀的科学家，他们做过很好的工作。我不是要说他们应该做得更好，而只是说我们当中的许多最优秀人物竟然在那么好的思想下面都未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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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对的是科学世界的社会学现象。我认为科学的规范在很大程度上被第十六章说的那种群体意识玷污了，但那不仅是弦理论群体一个。一方面，制定法则的正是声势浩大的科学群体。在法庭上，好律师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做任何有助于其代理人的事情。我们可以预见，科学领域的领导者也同样会在学术界不成文的规则下做任何能促进其研究项目的事情。如果结果导致一个领域被一系列不成熟的思想垄断了，而那些思想虽然没有什么成果，却凭着空洞的许诺独领风骚，这不能仅仅埋怨科学的领导者，他们也不过是根据他们对科学的认识来行动的。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将其归咎于所有的科学家，正是他们集体制定了法则来评价同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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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很多人会要求我们领域的所有人在接受某个结果之前都要好好检验它。我们可以而且确实把那个任务留给了各个小领域的专家。但我们有责任至少跟踪那些结论和证据。我和许多同事一样，也曾错误地接受了弦理论的一些被广泛认可的东西，尽管它们没有得到科学文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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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要问：科学规范的传统约束到底怎么了？我们已经看到，科学结构存在着问题，表现在诸如同行评议和终身教授等制度方面。这对弦理论的垄断起着部分作用，但同样有问题的是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的混淆。弦理论开始是一场革命，但现在却被作为常规科学里的另一个研究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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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面几章提出，有两种理论物理学家：把握常规科学的工艺师和能洞察假设并提出新问题的预言家。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为了发动科学革命，我们需要更多的预言家。但我们也看到，这些人即使没有被赶出科学圈，也被边缘化了。他们不再像从前那样被看作主流理论物理学的一部分。如果说我们这一代理论家没有革命，那是因为我们组织科学机构时没有为革命者留下空间，我们多数都听不进那些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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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做两件事情。我们必须认识并反击群体意识的征兆，我们必须向独立思想者敞开大门，确保为革命需要的特殊人才留下空间。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如何对待下一代。为了维护科学健康，我们应该只凭能力、创造力和独立性来聘用不同的年轻科学家，而不应该看他是否对弦理论或其他研究项目有过什么贡献。甚至还应该有限考虑那些开拓并发展自己研究纲领的人，这样才能使他们能自由探索他们认为最有希望的方法路线。科学管理总是在做选择。为了避免资源过分倾向某个也许是死胡同的特殊方向，大学的物理系应该确保竞争的研究计划和解决问题的不同观点能在教师中得到反映——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多数时候不可能预知哪种观点是正确的，也因为在相近领域工作的聪明人之间的友好竞争往往是新思想发现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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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应该提倡一种公开批评、坦诚的态度。要惩罚那些只做肤浅工作而躲避难题的人，奖励那些向长久未决的猜想进攻的人，哪怕要多年以后才能取得进步。在我们统一空间、时间和量子理论的认识的奋斗中，引出了许多基础问题，我们要为那些深入思考这些问题的人留下更多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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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讨论的许多社会学问题必然与科学家——其实是所有的人——形成部落的倾向有关。为了与这种倾向进行斗争，弦理论家可以弱化弦理论与其他方法之间的界线。他们可以不再根据对这样那样的猜想来划分理论家。弦理论大会应该邀请那些在弦理论的其他路线上工作的人或者批评弦理论的人，集思而广益。研究团队应该找那些在其他方向追寻的博士后、学生和访问学者。还应该鼓励学生学会思考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他们随着学术生涯的进步，才有能力为自己选择最有前途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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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物理学家要直面眼前的危机。一个没有预言从而也不管实验的科学理论永远不会失败，但这样的理论也不可能成功，只要科学代表的是来自证据支持的合理论证的知识。一个研究纲领经过几十年还没有发现实验结果的基础或精确的数学形式，我们需要诚实地评估那些坚持这个纲领的智慧。弦理论家需要面对这样的结局：他们错了，而别人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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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科学的支撑机构可以采取很多步骤以维护科学的健康发展。资助机构和基金会应该让各个层次的科学家探索和开拓各种可行的解决深层次难题的方法。不应该允许一个研究项目在获得可信的科学证明之前成为垄断学科。同时应该鼓励其他方法，这样科学进步才不至于因为在一个错误方向的过分投入而受到阻碍。当出现反对的但是关键的问题时，应该限制给任何单个研究项目的支持比例（例如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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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建议需要重大改革。但是对理论物理学，我们不是说要多少钱。假定某个基金会决定全面资助那些无视量子引力和量子理论主流而探索自己的大胆计划的思想者，那总共也就20几个理论家。资助他们，只需要国家的整个物理学预算的极小部分。但从这些人过去的贡献来判断，也许只有几个人能做出重要的事情而不辜负对本领域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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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从物理学和数学的博士中找那些用自己的方法解决基础问题的人，也就是那些做事情太反传统而很可能永远找不到研究工作的人，只需要更少的钱就能起作用。那些人如巴伯、瓦伦提尼、格罗腾迪克——甚至爱因斯坦。资助他们五年，如果有什么结果，还可以延长到两个或三个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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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冒险吗？英国皇家学会就有类似的计划。它负责引导那些在各自领域崭露头角却不太可能得到美国的那种资助的科学家开始自己的研究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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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哪些人值得资助呢？很简单。去问那些这样做过科学的人。为了保险起见，至少要在候选者的领域里找一个对他要做的事情感到兴奋的知名人上。为了完全有把握，还要至少找一个唱反调的教授——他可能认为候选者太可怕，注定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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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本为大众写的书中讨论科学政策问题似乎很奇怪，但你们（大众）不论个人还是群体都是我们的赞助人。如果说你们花钱支持的科学没有做好，那就需要靠你们驱赶我们去做我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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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最后我要对不同的读者说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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