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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受过教育的大众：批评。不要相信你听到的多数东西。当一个科学家声称做了什么重要的事情，要他拿出证据来。像你评估投资一样严格评估那些证据。把它当作你要买的房子或者你要送孩子去的学校，仔仔细细地考察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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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决策科学作为的人——如部门领导、人才委员会、基金会官员等：只有你们那个阶层的人才能推荐刚才列举的人。为什么不考虑他们呢？这些建议应该在很多场合展开讨论，如基金会的办公室、国家科学院和世界各地的类似机构。这不仅是理论物理学的问题。如果像物理学那样严格分科的学科都患群体意识综合症，那其他不那么严格的领域又将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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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的理论物理学家伙伴：本书讨论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我们成为科学的中坚力量，只是因为我们作为其部分的更大的社会在深切关注着真理。如果弦理论家错了却继续统治我们的领域，后果可能非常严峻——不论对我们个人还是对我们的事业。那就需要我们打开大门，让不同的人走进来，普遍地提高论证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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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坦率地说：如果你是那样的人，当你的科学受到挑战，而你的第一反应是“X怎么想？”或“你怎么能那么说？人人都知道……”那么你恐怕不再是科学家了。你拿那么多钱做工作，意味着你有责任对你和你的同事们相信的每一件事情进行仔细而独立的评价。如果你不能为你的信仰和行为提出恰当的符合实际的理由，如果你要别人来为你考虑（即使他们德高望重），那么你已经违背了你的道德义务，不再属于科学群体的一员了。你的博士头衔给了你坚持自己观点和做出自己判断的资格。但还不仅如此；它还使你有义务批判性地、独立地思考你力所能及的所有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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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有点儿严厉。但对我们做基础问题的非弦理论家来说，还有更严厉的话呢。我们的工作是为了发现错误的假定，提出新的问题，寻找新的答案，发动新的革命。很容易看到弦论可能错在什么地方，但批评弦论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创立正确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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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自己会更严厉。我完全相信有读者会反驳我，“既然你那么聪明，怎么不比人家弦理论家做得更好呢？”他们说得很对。因为本书终究不过是一种拖延。我当然希望通过写这本书让感兴趣的人更容易走上那条路。但我的技艺在于理论物理学，我的真正工作是完成爱因斯坦发动的革命，可我没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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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打算做什么呢？我要利用生活展现给我的好运。首先，我想把我过去的文章“量子与热涨落的关系”找出来好好读一遍。然后，我想切断电话和手机，找一些吉尔博托（Bebel Gil-berto）、艾瑟罗（Esthero）和郎萨克史密斯（Ron Sexsmith）的唱片170，把音量调得高高的，擦净黑板，拿一只新粉笔，打开笔记本，拿出我最喜欢的钢笔，坐下来，开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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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的困惑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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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一个“经典”的句式说，本书是在物理学30年来没有实质性进步的前所未有的“大不好”形势下产生的。当然也可以说，在物理学新纪元即将来临的“大好”形势下，“个别别有用心的人”跳了出来，攻击多数科学家热情拥护的理论。说实在的，物理学家这些年做了很多事情，发表了很多文章，开拓了很多方向——但在一个无限广袤的“弦景观”面前，他们困惑了。本来是“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李清照句），但物理学家不喜欢“无穷”，只追求惟一。当人们怀着“TheoryofEvery-thing”（TOE）的愿望，迎来的却是“TheoryofNothing”（TON），该是什么感觉啊？—TOE和TON这两个缩写词倒是恰到好处地说明了弦论的历程：“从脚下走出时尚。”在李（LeeSmolin）老师看来，弦论就是一个物理学时尚。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当然也有一个时代的科学。正如威藤说的，弦论是偶然落在20世纪的21世纪物理学。总之，弦理论大概就代表了我们时代的科学，有人说它是“后现代物理学”，它也的确顺应着后现代的时尚——同一个潮流，多样的选择。它和那些竞争的理论，在我们面前展现了新时代的科学世界的部落文化。本书的意义，也许就在于它体现了这种新的科学文化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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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超弦理论的异域风光，彭罗斯在大书《通向实在之路》里有一段有趣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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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游客来到一座陌生的大城市，要找一幢大楼。那儿没有街名（至少他一个也看不懂），没有地图，在阴沉沉的天空下，他也分不清东西南北。岔路很多，他该左转还是右转？还是走进那条迷人幽深的小路？街道拐弯很少是直角，路也几乎不是直线；有时走进死胡同，只好退回来，转向别的路。有时会突然发现一条刚才竟然没注意的新路。周围没有人可以打听，他们的话一句也听不懂。不过，游客至少知道他要找的那幢大楼造型精美绝伦，还有漂亮的花园。那也是他去找它的主要原因。他走在看起来很漂亮的路上，有迷人的建筑和美丽的花园，灌木丛生，百花怒放——走近一看，却是塑料的。他面前有很多路，他选择的唯一标准就是那块地方的美感和整体的和谐——风格的和谐或隐藏在城市背后的某种基本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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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是游客，而弦理论家也和游客差不多——老彭的意思是，让他们做导游，还不如我们自己走着瞧呢。现在，李老师充当了导游的角色，不过他是“别有怀抱”的，他要带我们走一条人迹罕至的“迷人幽深的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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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师以五大问题引领我们的旅行，这些问题是当前隐约看见的物理学的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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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将广义相对论与量子理论结合为一个真正完备的自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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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2：解决量子力学的基础问题：要么弄清理论所代表的意义，要么创立一个新的有意义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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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3：确定不同的粒子和力能否统在一个理论并将其解释为一个单独的基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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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4：自然是如何选择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中的自由常数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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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5：解释暗物质和暗能量。或者，假如它们不存在，那么该如何在大尺度上修正引力理论，为什么修正？更一般地说，为什么宇宙学标准模型的常数（包括暗能量）具有那样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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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给弦理论打分，结果，弦理论似乎只能得1分，就是“潜在地”解决了第三个问题，而对其他问题就不怎么高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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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不能凭问题的回答来决定理论的成败，就像不能凭考卷决定人生。何况问题有不同的提法，不同的导游可以站在不同的石头上讲不同的故事，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风景——像《蒙娜丽莎》背后的荒野，左边和右边有着不同的地平线。新世纪到来时，好多科学家提过好多问题——只能问很多，因为谁也不敢把赌注下在具体的某一个。真正“基本”的问题，往往要等回答以后才知道。一个成功的理论可以顺便解决很多“基本”问题；而好的理论从来不是为了同时解决那么多“基本”问题才发展的。《纽约时报》曾假想让科学家沉睡100年，到2100年醒来时向同行打听21世纪的科学。他们竟然一口气问了10个问题。我们可以想象，睡过百年的人睁开眼睛时大概只会问一个问题，可惜我们今天还不知道问哪一个。难怪费曼要说，“我无法确定真正的问题，所以我怀疑没有真正的问题，可我又不敢肯定没有真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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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李老师回顾物理学的历史——这是一篇浓缩的历史，比很多展开的编年史散发着更为浓烈的物理学的芬芳。以今天的眼光看，物理学发展的历史就是理论统一的历史。不过，从前的统一是自然形成的，而今天的统一是物理学家为自己选择的使命——也是爱因斯坦未竟的事业。回顾历史，是拿历史作镜子。李老师让弦理论暴露在历史的荣光下，是要让它显得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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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理论在短暂的20多年里，经历了两次革命。第一次革命发现弦理论能生出标准模型，第二次革命生出一个M理论的影子。尽管革命了，但不彻底，更远未成功。实际上，“反弦派”从弦理论萌芽的时候就出现了。1985年9月，《科学》杂志的一个编辑请费曼对新的“弦”理论发表意见，费曼写了封有趣的回信：“我不相信它们，但我没有认真研究过它们，也就说不清我为什么不相信它们。”格拉肖认为弦理论是“中世纪神学的新的翻版”，他还想把弦理论家挡在哈佛的门外（当然失败了）。Rob-ertLaughlin（1998年因为凝聚态物理的贡献获诺贝尔奖）说，“弦理论远非我们更伟大的明天的奇妙的技术希望，而是一个陈旧的信仰系统的悲剧性结果。”这些头顶诺贝尔桂冠的人，为什么不喜欢弦理论呢？大概因为它距离物理现象和实验太远了。20世纪后期的物理学将物理事实变成了数学概念（如规范场等于联络，基本粒子归结为对称），而弦理论就把这些数学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得到数学结构的结果。在传统的物理学家看来，这个时尚太形式化；借闻一多先生说初唐诗歌的话，这也算物理学的一种皮肤病。如果说从前物理学是物理学灵魂套上数学外衣，那么弦理论大概就是一个数学灵魂在物理学上空飘浮，总也落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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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师的立场和那些前辈有些不同。他不是外科医生，而是内科的，甚至精神科的。他是从弦理论阵营里走出来的，他的反对有着更具体的内容。他看到弦理论“腐败”了，今天科学的衰落就是因为弦理论的崛起——所以他的书特别加了一个附标题：“弦理论的崛起与科学的衰落”。当然，李老师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哥伦比亚大学的数学家PeterWoit（也做量子场论）也写了一本书“骂”弦理论，说“好多人在兜售投机的思想”，“弦理论什么结果也没有”，简直“连错都算不上”（notevenwrong，这是他的书名，借用了泡利的名言）。他的副标题正好与李老师的呼应：“弦理论的失败与物理学定律统一的追求”——等于说，弦理论失败了，物理学的统一才可能重新开始。两个不同背景的批判家走到一起了：打倒了弦理论，科学才有希望。仿佛那根弦成了《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套在无产者身上的“锁链”，而李老师们就是无产者和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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