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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恩曼： 直接参与辅导课的人告诉我，我低估了学生，他们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差。但我从来不相信他们，现在还是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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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纳： 你不认为这种类型的讲课，它的效果是很难用传统的考试方法来测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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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恩曼： 当然是这样。但是只要让我们假设你有一些进展。但你还要做别的什么事呢？我意思是说，你问我的反应是什么。这可能不容易说清楚，但我期望他们对这些简单的问题做得比他们已经做得更好。换句话说，一个人不会做他们显然不会做的事，他肯定没有懂得我讲的是什么。这就是我感觉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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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纳： 这工作你做了多久？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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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恩曼： 这件事我做了一年后，他们给我做工作，要我教第二学年。于是我说：“我更喜欢再教一遍第一年的课。当时我想编写出配合讲课内容的习题并做一些改进，但主要是编辑配合课程内容的习题，这样就可以扎扎实实地去教这门课。”至于对一些内容做某种改进，我并不很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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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们给我做工作，他们以某种方式，不管什么方式。他们说：“看，没有人会重做一遍同一件事。我们需要你讲第二学年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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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讲第二学年的课，因为我不认为我对怎样讲第二学年的课有什么了不起的想法。我觉得关于怎样教电动力学的课我并没有好的想法。但是，你瞧，讲这门课面临着挑战，挑战我讲解相对论，挑战我解释量子力学，挑战我讲解数学和物理学的关系和能量守恒。我回应了所有挑战。但还有一项没有人提出的挑战，这是我对我自己提出的，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还从来没有做成过这件事。现在我想我知道怎样去做了。我以前还没有做过，但我想有一天我将会去做这件事。这件事就是：你怎样讲解麦克斯韦方程？你怎样在一个小时的讲课中对一个外行人，或几乎是外行的人，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解释电学和磁学的定律？你怎样做？我从来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好，给我两小时的课。它应当在一小时的课中完成，或者两个小时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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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我现在已经构想出更好得多的方式来讲授电动力学，比书里的更有独创性并且更有效的方法。但当时我还没有新方法，并且我埋怨自己没有贡献出额外的东西。但他们说，“无论如何要去做做看。”他们叫我参加进来，就这样我去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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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准备的时候，我想要教电动力学，然后要讲一些拥有同样的方程式，而实际上在物理学中是完全不同的分支——如将扩散方程用于扩散，用于温度和其他许多问题。或者声、光的波动方程等等。换言之，后一半有点像物理学中的数学方法，但有许多物理学的例子。我教物理的同时也教数学。我要讲傅里叶变换、微分方程等等。虽然这看上去不像原来的样子。这些内容不是用通常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这里有不同的主题，关键在于这许多不同的领域中方程式都相同。当你处理一个方程式的时候，你应当指出得到这四个方程式的所有领域，而不是只讲方程式。所以我就照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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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又得到另一个机会。或许我可以给二年级学生教量子力学；没有人期望这件事可以成功——那将是一个奇迹。我想出一个疯狂的、上下颠倒的方法来教量子力学，把里外完全翻转。其中，各种高级的内容先讲，所有传统意义上的基础概念最后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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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这些家伙我的想法，他们不停地来对我游说。他们说，我一定要去讲，我所说的数学方面的问题可能有一天别的人也会去做，但你说的这些东西是独一无二的。他们也知道以后我再也不会做这事了。我必须做这件独一无二的事，你看——即使这样做简直是要杀死这些孩子，他们学不会，这样做并不好。我不清楚实际情况到底会是怎样，有没有价值。我应当试一试。所以我就去做了。这就有了关于量子力学的第3卷。但第2卷和第3卷其实是一学年的课程，就像第1卷是一学年的课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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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纳： 这说明你花了整整两学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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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恩曼： 正是。一个学年是1961—1962，下一个是1962—1963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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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纳： 从那以后，当然，就像你昨天说的，你对它有较好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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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恩曼： 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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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纳： 因为它们在加州理工学院以外也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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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恩曼： 是啊。我还没有做的时候人们就向我指出应该去做。我可能逐渐转变过来理解这种情况。我要坚持的是，我从一开始坚持做的就是教这一群特殊的学生，这就是我要做的一切。我不停地说：“你没有别的路，只有死路一条，你非去教这些学生不可。换了别人就不会碰到这种事情。”我想这大致不错。假如我去听另一个人在这几本书的基础上讲的课，我会看到各种缺陷、错误、弱点和曲解。你确实只有死路一条。但是必定有还活着但没有听过某教授讲课的人，他只是自己读这本书并且独立思考。他们一定可以从中得到一些东西。所以，如果我还存在一些希望，这本书对他们有一定的价值，这样想或许我对整个事情感觉会好一些。我想，关于我实际上针对的那些特殊学生，我公开声明这些学生是我设定的目标——我并不关心书或者其他任何事情，我只关心学生——我想其结果远远不值所做的努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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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费恩曼讲课的概要在加州理工学院档案馆保存的黑板相片上都保留着；将发表在《费恩曼物理学讲义》的增强电子版上。参见http://www.basicfeynman/enhanc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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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十年后，费恩曼在谈到《费恩曼物理学讲义》时说：“其中有各种各样的材料，更多从基础物理的观点来讨论，显然这些都是有用的。现在我必须承认，我不能不说这确实是对物理世界的贡献。”——摘自梅拉（J. Mehra），《另一种鼓的节拍》（The Beat of Different Drum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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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恩曼物理学讲义补编 采访罗伯特·莱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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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罗伯特·莱顿：口述历史》，海蒂·阿斯帕图里安（Heidi Aspaturian）于1986年10月在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的采访。蒙加州理工学院档案馆允许。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帕萨迪纳，加利福尼亚州，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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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顿： 费恩曼的课很重要，我在编辑和将“费恩曼语”翻译成英语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那是一段有意思的、激动人心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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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60年代初，那一段时间［格里］诺伊格鲍尔和我正在讨论红外线，并且那时我对水手号(1) 感到兴趣，在这时候出现了《费恩曼物理学讲义》。这来自一个项目——我在这项目中起了某种领导作用——重新制定一年级物理学课程。关于如何做这件事，我那时已经有了一些想法，在一年级物理课委员会中其他一些人也有些想法。但讨论到一半，马修·桑兹说道，“好，真的，我们应当请迪克·费恩曼来讲课并把他的讲课用磁带录音机记录下来。”当时桑兹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学教授。他是一个激进的人。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参加洛斯-阿拉莫斯计划，所以他和费恩曼很熟悉，便去和费恩曼谈谈。但费恩曼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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