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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盐湖城的谈话中，琳达·格里格森以微妙、有启发性而又多少令人有些恐惧的语言，作了有关“庄严”主题的演讲。她详述了哲学家康德对“美好”与“庄严”的区分，即认为美好“让我们相信自己造化于天地，是上天的宠儿”，而“庄严”却令人恐惧。她还描述了人们“看到庄严时的不安”，这是出于一种“不匹配”的感觉，即与人类日常互动与知觉之间的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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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严”一词再次出现在同事与我在2009年所作的一次有关音乐、艺术、科学的讨论中，这三者当时是一部以物理学为背景的戏剧主题。其中一位导演克莱门特·鲍尔（Clement Power）认为，特殊的音乐片段偶尔展现了美丽与恐惧的共存，这已经为其他人所确认过了。对于鲍尔而言，庄严的音乐是超越了他正常理解力的山巅——这挑战着他已有的理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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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庄严处于人的智力所不能及的层次，并提出了人的智力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正是引人入胜与恐惧共存的原因。庄严的程度随时间而变化，正如我们所熟悉尺度的范围随时间增长一样。然而在任意给定时刻，我们都希望洞悉更多我们现在所能理解的、过小或者过大尺度上的行为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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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很多方面来看，宇宙都是庄严的。它让人好奇，又令人畏惧甚至恐惧，这正是它的复杂本质。然而，这些元素以非凡的方式组合在一起。艺术、科学与宗教都致力于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并以拓展已知领域边界的方式教导着我们。它们都以其不同方式承诺，可以让我们超越个人的狭隘经历，进而进入以及理解“庄严”的国土（见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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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1818年的画作《雾海中的流浪者》（Wanderer Above the Sea of Fog ）。这是一幅有关庄严的标志性画作。庄严是一个在艺术与音乐中会反复出现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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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让我们可以用人类知觉与情感的滤镜来探索宇宙。它检视了人的感官如何与世界对接，以及人可以从这种互动中得到什么——它强调人们是如何观察与“参与”这个宇宙的。于人类而言，艺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让我们清楚自己的直觉，让我们知道作为人类如何理解世界。与科学不同，艺术并不追求超越人类互动之上的实在真理。艺术与我们对外在世界的物理与情感反应相关，它直接影响人类的经验、需求以及才能，而这些是科学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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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方面来讲，科学寻求的是关于世界客观、可证实的真理。它对组成宇宙的元素是什么以及这些元素之间如何相互作用感兴趣。即便是在形容司法调查时，福尔摩斯也以他不可模仿的风格向华生如此描述科学方法论：“侦探行业是或者应当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应该以相同的冷漠无情来对待它。你试图用浪漫主义为其着色的行为所产生的效果，与试图从欧几里得第五公设[15] 出发，导出一个爱情或者私奔故事相似……这种情况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根据结果对原因作出的奇妙推断，让我成功地揭示了事实的真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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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在揭示宇宙之谜上，阿瑟·柯南·道尔爵士与福尔摩斯有着相似的方法论。科学工作者们试图摒弃在明晰这一图景时，人类的局限性或偏见，这样他们就可以相信自己所提出的对现实社会的理解是不偏不倚的。他们使用逻辑推导和共同实验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科学家们试图客观地计算出事情如何发生、基础的物理框架如何解释他们所观测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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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候选项，我们必须注意到，福尔摩斯使用的是归纳而非演绎逻辑，绝大多数侦探与科学家在试图把琐碎的证据拼合在一起时，都会使用这种思维方式。科学家与侦探从观测结果出发归纳，以建立一个符合所有观测现象的一致框架。一旦这种理论被建立，侦探和科学家就开始演绎工作，以预测其他现象及其关系。然而，至少于侦探而言，那一刻就意味着工作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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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另外一条探索的途径，它也许可以用来回应格里格森所描述的与宇宙难以接近的方面相关的挑战。17世纪的英国作家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爵士在他的《医生的宗教》（Religio Medici ）一书中如此写道：“我喜欢在谜中迷失自我，以重新从零开始继续追寻我的理性。”[2] 对“布朗们”来说，当他们信仰独居一方的宗教时，逻辑与科学方法对追寻全部真理而言是不足的。科学与宗教之间最大的差异也许是它们选择提出问题的方式。宗教关心落在科学领域之外的问题。对那些底层作用设想的观念，宗教会问“为什么”，而科学会问“如何”。科学并不依赖于任何有关自然界底层目的的观念。这是一条判断我们是把问题留给宗教与哲学，还是完全抛弃它们的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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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洛杉矶的谈话中，编剧斯科特·德瑞克森告诉我，在《地球停转之日》（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 ，由他在2008年根据1951年的版本重新制作）中原本设定了这么一些台词，但是这给他带来了无数困扰，以至于他在事后数日都在深思此事。女星詹妮弗·康纳利（Jennifer Connolly）在片中的角色，是一名描述其丈夫死亡时试图解释“宇宙随机性”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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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瑞克森被这些台词所深深困扰。基础物理定律确实包含随机性，然而它的整体却是对有序性的概述，这样至少宇宙中的一些方面可以被视作可预测的现象。德瑞克森告诉我，在这段台词被删掉之后，他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寻找合适的词汇——“宇宙中立性”。而当我听到电视剧《广告狂人》（Mad Men ）中的主角唐·德雷柏说出那些台词时，我的耳朵竖了起来，因为这些演绎方式听上去令人十分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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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对任何东西都“漠不关心”的宇宙并非一件坏事——甚至对上面提到的事情而言，算是一件好事。科学家并不寻求宗教经常寻求的那些根本意义。客观的科学仅仅需要我们把宇宙看作中立的对象。确实，科学的中立立场有时确实移除了人类邪恶的烙印，因为它指向人类起源的物质条件而非道德条件。例如，我们现在知道了，从物理学与基因学的本源来考虑，精神病与毒瘾可以被划为“疾病”而非“道德”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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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这样，科学也并不专注于所有的道德主题（虽然它也不否认这些）；科学也不追问宇宙行为背后的原因以及人类事务的道德准则。虽然逻辑思考确实有助于我们应付现代世界，以及今日的一些科学家确实以生理学为基础处理有关道德行为的研究，但一般来说，科学家的目的并不决定人类目前道德地位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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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提的分界线并非绝对清晰，神学家可以提出科学问题，科学家也可以从一个启迪其内在理念与方向的世界图景下来提出它们——有时甚至是从宗教的图景下。此外，由于科学是由人类创建的，科学家在创建其理论的过程中经常会带有一些非科学的人之本性，比如对“一切问题都必定有一个答案”的信心，或者对特定信仰的情感。当然这些也反映在其他领域中，艺术家与神学家也会受科学家的观测结果与其对世界理解方式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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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模糊的分界线并不能抹除掉分界线的两端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之间的区别。科学家们追求预言性的物理学图景，它可以解释事物如何运作。从本质上来讲，科学与宗教所使用的方法与目标是不同的。科学强调物理实在性，而宗教强调人类心理学或者社会学的需求或渴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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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最终目的的分歧并不应该成为冲突之源——事实上，它们应该分工合作，原则上井水不犯河水。然而，宗教并不总是满足于讨论有关意义与安慰的问题。很多宗教都企图占有描述宇宙外在实在性的一席之地，这甚至反映在“宗教”这个词本身的定义中。《美国传统词典》（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对“宗教”的定义是：“一种对神性或者超自然力量的信仰，或者一种对其创造者或统治者服从与崇拜的力量。”Dictionary.com网站对“宗教”的定义是：“一套信仰体系，它关心宇宙的起因、本质与目的，特别是当问题涉及超人力代言者的产生时；它通常包含虔诚的、仪式性的观测，以及对道德法典的构造，以统治人类事务的道德准则。”这些定义意义下的“宗教”并不仅仅关注人类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从道德、情感还是精神层面，还关注世界本身，这使宗教的图景变得歪曲不堪。当科学试图侵犯宗教试图解释的知识领域时，争端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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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类生而具有求知欲，然而使用不同方法提出问题、寻求答案，以及具有不同目的的人并没有达成共识。他们为追求真理而作出的努力也没有被明确地划分界线，所以争辩时时发生。当人们运用对自然界的信仰时，就会回到那些对自然的观测结果上，而宗教必须调和这些矛盾。这在早期教会真实发生过，例如，对自由意志与上帝神力之间相容性的调和。于今日的宗教思想家而言，这依旧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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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科学是否彼此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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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科学并非总是处在相互矛盾的窘境。在科学革命之前，科学与宗教是和平共处的。在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对各种与《圣经》不同的解释非常大度，直到科学革命使教会感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受到了威胁。伽利略为哥白尼日心说提供的证据驳斥了教会有关天堂的教义，在这种背景下，教会感到非常头痛——伽利略的著作不仅公然对抗了教会的权威，而且明确质疑了教会对解释《圣经》不可动摇的专有地位。教士们因此非常痛恨伽利略及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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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并不久远的历史提供了许多有关科学与宗教之间冲突的例子。认为世界正逐渐向无序性演化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让相信上帝创造了理想世界的人们非常气馁。进化论也产生了类似的问题，它在最近引发了一系列与智能设计论的“争论”。“正在膨胀的宇宙”这一说法，让那些相信人类生活在一个完美宇宙中的人感到十分困扰，即便如此，作为天主教牧师的乔治·勒梅特（Georges Lemaître）却是宇宙大爆炸理论（the Big Bang theory）的提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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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有趣的有关科学家挑战自我信仰的例子，是英国博物学家菲利普·戈斯（Philip Gosse）。19世纪早期，戈斯面临一个窘境，即他意识到地球中保留了含有已灭绝动物遗体化石的岩层，这说明地球仅仅存在6000年的观念值得商榷。在他的著作《地球之脐》（Omphalos ）中，戈斯如此解释这个疑难：地球确实是不久之前被创造的。造物主如此安排一些特殊的动物“骨骼”与“化石”，这些动物实际上从未出现过，以误导人们并使人们认为存在一些实际上从未存在过的历史。戈斯设想中的正常世界，应该能够反映出其演化轨迹，即便这些轨迹从来没有真正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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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释听上去非常愚蠢，但是“技术地”讲，它是说得通的。然而，除了戈斯之外，似乎没有其他人严肃地对待这个解释。戈斯本人转而研究海洋生物学，以避免这些恼人的恐龙骨骼带来的对他信仰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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