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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尔特、贝克和阿维德森的测量结果都指向了g=2，这一共同的结论使得绕轨电子的简单模型遭遇了深刻的困扰。欧洲物理学家中的重要人物们苦苦思考着电子物理学的意义，这一点在1921年索尔维物理学会议的探讨中展露无遗。会上德哈斯就自己的最新实验做了报告，洛伦兹、理查森和拉莫尔亦参与到了讨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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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巴奈特一样，德哈斯也屈服于这一诱惑：重新拿出了早先的非可信数据，同他的最终数据一起提出。谈及同爱因斯坦的实验时，德哈斯这样回忆道：“我们在实验中得到的2m/e值是g=1.4和1.0。1.0几乎完全等同于标准值g=1.00，由此我们相信，1.4这一值的‘过大’是由实验误差引起的。”[9]德哈斯报告中的前一个值1.4是爱因斯坦和德哈斯在1915年论文中曾明确舍弃的实验组中的数据。在展示了计算和观察到的光标记的双重挠度后，二人有充分理由不再对实验的2m/e值进行计算。正如他们所清楚记载的一样，为了满足理论计算中指定的条件，有必要对磁化作用进行瞬间换向。在他们的首次实验中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二人实验之所以重复进行确实主要是由这一因子引起的。在将1.0和1.4这两个g值数据片段置于同样位置时，德哈斯并未对他的早期实验进行如实阐述。他的这一平等对待可能正反映了这一说服性的增强：斯图尔特、贝克和阿维德森可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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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的讨论并未能解决问题。理查森辩称，可以通过重提庞加莱（Poincaré）的陈旧观点来解释g=2：电子的真实结构为环状物体的自转，而非绕轨运动。据拉莫尔推测，正核可能是凭借着某种未知的原理来应对这一问题，德哈斯认为这一说法是“强迫性的”。基于洛伦兹正直的性格特点，他承认即使由效应得出的g值为1，同理论预期完全一致，但鉴于并无“令人满意的（铁）磁性理论”，因此若欲阐明铁制物体中发生现象背后的机理，仍然具有相当的难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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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索尔维物理学会议会后，德哈斯又发表了两组新的数据集，其中g值的平均数分别为1.55（1921年3月）和1.11（1921年7月）。他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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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中引用的其他作者发现的e/m值是标准值的双倍（g因子的2倍）。于我而言，我认为效应的准确值本身仍然有待确定。即便如此，所有观察者所发现的e/m值都是过大的。因此，部分的转矩消失了，并未被观察到。报告中呈现了这样的看法：高速旋转的正核可以消减部分的转矩。但是我认为这样的假设有些牵强，可能性较低；相反，我认为，若理论的基础是无懈可击的，则其他隐藏的运动也必须纳入到考虑中。[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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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举行的学会讨论中，爱因斯坦复述了德哈斯对接受性越来越广泛的g值2的不满，敦促这些伟大的测量者们解决这一问题：“难道我们不能在这里对于旋磁效应进行研究吗？g因子的值仍然没有得到确定的答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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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0年10月，斯图尔特、贝克和阿维德森的实验结果均已发表后，巴奈特完成了一篇简短的报告，解释了其早期研究工作不完善的原因。在这一事后分析中，使用铜质样本代替了早前实验中使用的铁棒。由于铜并非铁磁体，因此任何磁场均不可能是由“真正的”旋磁效应引起。虽然如此，巴奈特仍发现铜确实会产生磁场，他将这一现象归因于涡电流（由施加的磁场变化而产生的物体中电流感应）产生的特有磁场。若将涡电流添加到旋磁磁场中，则g值将显得更小。“两种方法（1915年的电流计方法和1917年的磁力计方法）得到的结果之所以不一致，其中至少有部分原因很可能就在于此（涡电流）。”[13]基于目前对背景的控制，一切都得到了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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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测试棒均给出了g值2，而非1或其他值。由此再次表明了正电的效应，或者表明了效应中仅仅涉及到负电，但是对于引发磁性的运动而言，m/e的值较已知实验中确定的值更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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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晚些时候，巴奈特又重复表达了这些主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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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巴奈特准备将新研究的相关文章投稿给《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会刊》（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在文章中他着重强调了1915年获得的研究结论（g=2.3和2.0）。在修正主义史的另一方面，巴奈特1917年的研究结果很快就消失了，“1917年我们使用磁力计完成了对钢、钴和镍的研究，和以前一样获得的g值为负，其平均值处于之前获得的钢的g值与该值的二倍之间”。[16]简而言之，g值在1和2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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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2这一新的（毋宁说是旧的）g值结果，巴奈特搁置了爱因斯坦的绕轨电子理论，而援引了沃尔德马尔·福格特（Woldemar Voigt）和马克斯·亚伯拉罕（Max Abraham）的理论。亚伯拉罕认为，若使电子携带的电荷均匀分布与球体表面上，而后仅从电动力学角度计算质量，则L/M这一比值与直径相当于g=2条件下旋转运动中的m/e相等。对于体积中分布着电荷的自旋电子而言，g=5/14。根据这些启发性的数据，巴奈特做出了这样的推论：①正电子或“磁子”处在旋转状态中；②亚伯拉罕提出的两种旋转电子中的一种是这一效应的原因；或③元凶是一种与绕轨电子不同的新型磁子。虽然巴奈特的报告中并无自己的研究结论，但他完全确信自己最初的（与斯图尔特、阿维德森和贝克一致的）研究结果是正确的，而1917年的研究结果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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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巴奈特开始工作于卡内基研究所地磁学研究室，1922年起他与研究室负责人路易斯·鲍尔（Louis Bauer）陷入了不和。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巴奈特全心投入于对自己之前实验的细微改进，这触怒了鲍尔。鲍尔向研究所负责人约翰·C.梅里安姆（John C.Merriam）报告称，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巴奈特一直对尽早完成实验抱有希望”，但是“很明显，他的心绪和身体状况不佳，以至于单凭自己……无法确定是否应该结束实验，并对已获得的结果感到满意”。[17]与此同时，巴奈特的实验室助手也抱怨说，巴奈特仅仅将机械操作性和日常性的事务交予他处理，或者“在实验进行中，不让他参与任何观察或归纳处理的工作”。[18]仪器制造者也开始因为难以满足巴奈特改进装置的要求而感到绝望。直到1922年11月，仪器制造者将七分之一的时间都用在了巴奈特的实验上。最终，实验室副主管约翰·亚当·弗莱明（John Adam Fleming）写信给鲍尔，建议仪器制造商不再支持巴奈特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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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在当下使用的装置中，巴奈特博士试图攻克的那些机械困难是由根本的机械缺陷引起的……即便对它们进行暂时改进……调节的效果很可能也不是永久性的，在扩展型、具有可靠性的系列观察中可能也是无法保持长久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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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巴奈特离开了卡内基的实验室，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种压力的结果。他来到了加州理工学院，使用之前旧的装置仪器继续进行研究（见图2.14）。当年5月，巴奈特和他的夫人莱利娅·杰弗逊·哈维·巴奈特（Lelia Jefferson Harvie Barnett）通过对实验误差的详尽探讨，完成了对巴奈特效应的大量研究。从研究文章中的部分标题可以看到他们对系统误差的谨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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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 20世纪20年代早期巴奈特的装置。巴奈特使用并改进了这一装置，用于测试旋转引起的磁力效应，由此，他开始了在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所的工作，后来在1923至1925年间他又在加州理工学院继续进行研究。来源：Barnett and Barnett，“New Researches，”Proc.Am.Acad.Arts Sci.60（192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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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磁力较低磁体的涡电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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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气流对底座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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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磁力计热效应的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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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轴颈摩擦热效应引起的磁化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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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转子轴向位移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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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汤姆逊推斥效应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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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机械干扰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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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顺时针和逆时针速度不等引起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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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奈特夫妇不愿再次被错误的结果蒙骗。在进行了159组观察后，他们给出了最准确的g值1.89，精确到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