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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2 从单粒子到场的拉格朗日函数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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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粒子的作用量很容易推广到空间中布满了多个谐振子的情况，如图2-8-2（b）所示。图中的qa（t）表示第a个谐振子的位置函数，ma是谐振粒子的质量。这种多粒子系统的拉格朗日函数仍然是总动能减去总势能的形式，只不过对所有的粒子求和而已。势能应该包括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势能和其他外场的势能。如果不存在其他外场，相互作用的势能只与谐振子之间距离的平方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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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使用这个空间充满了谐振子的模型呢？目的是想为今后浅谈一点“场论”铺平道路。首先想想我们最熟悉的“场”，除了引力场之外，说来说去当然还是电磁场广为人知。不过，绝大多数读者，特别是非物理专业的，所熟悉的是经典电磁场。这里所谓“经典”的意思就是说与量子没有什么关系。这在麦克斯韦创立电磁理论的时代的确是这么回事，但是到了1905年爱因斯坦利用光量子来解释光电效应之后，情况就有了变化。实际上，那时候的爱因斯坦已经在物理概念上将电磁场“量子化”了，也就是说，有了电磁场是由一个一个光量子组成的概念。爱因斯坦认为，每一个光量子都具有能量E＝hν，这份能量只与频率有关，由此才成功解释了光电效应。光量子具有固定频率的事实，使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谐振子。并且，这种既是粒子又是波的“波粒二重性”，既能用到光子上，也能用到电子和其他微观粒子上。因此，从量子的角度，我们便可将弥漫于空间的“场”，想象成密密麻麻均匀布满空间的谐振子了。因为谐振子在场所在的空间中无处不在，并且互相之间的距离很小，我们又可以把它们从一个一个分离的状态，改换成用连续的函数来描述。具体过程如图2-8-2（c）所示的，首先将谐振子的分离位置函数qa（t），用连续函数q（t，x）代替，然后再按照通常表示“场”的符号，写成φ（t，x）。此外，求和符号则用时空中的积分替代。而原来的经典拉格朗日量，则变成了时空中的拉格朗日量密度。“场”，就是充满空间的谐振子的连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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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欢数学公式的读者，也不用被图2-8-2中的几个公式吓倒。写出公式的目的，只是为了说明，无论是描述单个粒子、谐振子，还是场，拉格朗日量都有看起来颇为类似的形式：动能减势能。动能部分是两个变量的微分相乘，势能部分是两个变量相乘。经典粒子和量子“场”，只不过拉氏量中的变量不同而已，经典粒子的变量是它的位置函数q（t），场的变量是场函数φ（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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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与万物之理：统一路上人和事 [:1700970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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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与万物之理：统一路上人和事 9．费曼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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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曼是一位颇具直觉的物理学家，他在中学时代得知最小作用量原理时，就像歌德描述的浮士德一样，被这“造物者灵符”的简洁和美妙所震撼。这份震撼长存于心，最后终于将它应用到量子理论中，成功铸成“费曼路径积分”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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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作用量原理的实质是“选择”，处处都存在选择。条条大路通罗马，古代聪明智慧的将军选择了那条最短的路而成功占领了罗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然选择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中心思想。另外，在人生的道路上也是如此，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面临好多抉择的关键点：求学、求职、出国、入伍、恋爱、婚姻等，不同的选择也许带给你完全不同的人生。从图2-9-1可见，不同路径的可能性很多，但人一生最终只能走其中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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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1 人生的道路上面临各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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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规律也是“选择”的结果。大自然选择作用量具有极值的那条路径。不同路径具有各种选择的可能性，正好与量子理论的概率诠释不谋而合，因而被费曼借来构造量子论。量子力学中不是已经有了薛定谔方程、狄拉克方程、克莱因—高登方程吗？费曼还要加上一个“路径积分”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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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物理规律的表达有两种方式：局部的和整体的。如用图2-9-1中有关人生道路的选择来做类比，那就是说，人生可以局部地看，也可以整体地看。局部意义上的“抉择”，可能是根据许多当时，当地的条件和环境而做出来的，整体的眼光则包含了一定的预测成分。这个比喻用于物理不是很恰当，因为人生道路的选择参与了很多个人的、主观的、人为的因素，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每个人所处的环境、时代、个人性格、人生经验也都不同，而物理现象却是由普适的大自然规律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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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对应于物理规律的局部表述和整体表述，便也有了微分和积分数学模型之分。微分方程是从局部的观点来描述自然规律，最小作用量原理和路径积分则是用积分的方式来表达。可举牛顿力学的例子来简单地说明两种方式之区别：炮弹（从A点）被发射到空中，画出一条抛物线后击中目标B。炮弹为什么走这条路而不是另一条路？有两种方法来理解。局部地解释是（图2-9-2（a）），在运动的每个瞬间，炮弹因为受到了所在位置的重力及阻力的作用，而遵循牛顿运动的微分方程。此时此刻的位置、速度、加速度、和力，决定了下一个相邻时刻（dt）的位置（dx）。无限小间隔dt和dx之间的关系由联系力和加速度的微分方程决定。整体的观点怎么说呢？炮弹从出发点A到目标B，之所以走了这条抛物线而不是另一条抛物线或别的任何路径，是因为沿着这条抛物线，最小作用量取极值，如图2-9-2（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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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种方式用到量子力学中，便分别对应于薛定谔方程和费曼路径积分。费曼路径积分，实际上应该被称为“狄拉克—费曼路径积分”，因为这种思想最初是由狄拉克提出的，当时的狄拉克想要寻找一种能够平等对待时间和空间的量子力学表述方式，他相信最小作用量原理可以在量子力学中发挥作用。到20世纪40年代，费曼在普林斯顿大学跟着导师约翰·惠勒做博士的期间，将狄拉克1933年的文章的部分思想加以发展，并写进了他的博士论文中。不过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费曼和惠勒都参与了曼哈顿计划，直到战争结束，费曼才又继续研究和完善了路径积分的理论，并将其用于量子力学和量子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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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2 从不同角度研究物理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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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到上面所举的经典抛射体的例子。根据最小作用量原理，抛射粒子从发射点A到目标B，走的是那一条作用量最小的路线。有趣的是，当我们用整体的观点来解释物理规律时，抛射体好像被赋予了某种“灵性”，它似乎知道它该如何行为，才能走上那条作用量的极值之路。就像救生员穿过草地再游水去救援溺水之人时，他能够判断而选出一条到达目的地的最快路线一样。人类这种复杂生物体固然具有灵性，结构简单的经典粒子的“灵性”从何而来，就不知道了。那么，如果被抛射的不是宏观物体，而是微观世界中更简单、尺寸更小的粒子（比如像电子这样的基本粒子）的话，应该就没有什么灵性了吧？不妨想象这些量子力学中的粒子，没有经典粒子那么精明，不会选择作用量为极值的道路，不过它们却有一种类似“波动性”的特殊本领。这种本领使得它们不是从一条路，而是走过了从A到B所有可能的道路后到达B（图2-9-2（c））。正如费曼所说：“电子可以做任何它喜欢做的任何事”，往任何方向，前进、后退、拐弯、绕圈……甚至于时间上也可以向前或向后，最后到达B。换言之，费曼将这种想法应用到量子力学中，对电子从A到B的所有可能的“历史”求和，最后得到和薛定谔方程解出的联系A、B的波函数一样的结果。人们将这种方法叫做“费曼路径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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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费曼告诉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1923— ）他的“对历史求和”版量子力学想法时[12]，戴森说：“你疯了！”，对啊，一个电子怎么可能走所有的路呢？并且，电子路径的时间怎么可能是向后的呢？费曼哈哈大笑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啊！又风趣地说，“倒着时间运动的电子，就是顺着时间运动的正电子嘛，其实这个想法来自约翰·惠勒，是我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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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2-9-3所示，在费曼路径积分中，对于从A到B的传播子（或称“几率幅”），每条路径都有贡献。每条路径贡献的幅度大小是相同的，但相位不同，其相位与沿着该路径的作用量有关，即等于eiS（A，路径，B）/ℏ，其中S（A，路径，B）是该路径的作用量值。总的几率幅为所有路径所贡献的几率幅之和。这与经典力学的情况不同。在经典力学中粒子是按确定的经典轨道运动的，这个轨道上的作用量S0有极值，即（δS）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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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3 费曼路径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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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提到的弗里曼·戴森和约翰·惠勒，两位都是理论物理界的大师级人物，但都没有得到诺贝尔奖。惠勒是费曼的老师，戴森和费曼同为量子电动力学作出了重要的奠基性的贡献，戴森涉猎的研究范围很广，从粒子物理、天体物理，到生命起源都有所研究，他是没有获得博士学位却成为了数学物理中大师级人物的典型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