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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该表可以看出，大多数佛罗里达人对小布什的支持度超过戈尔。事实上，在选择方案中把小布什排在首位的佛罗里达人占绝对多数。但是，根据波达的计算方法，戈尔却领先于小布什，分数比为1.47∶1.26。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无关选项”纳德参选造成的，就是这个家伙导致戈尔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与胜利失之交臂的。在本例中，纳德的参选使小布什排名第三位，因此他的分数受到了影响；而戈尔则占尽优势，因为讨厌他的人更加讨厌纳德，所以他没有排在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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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让我们回过头继续讨论多头绒泡菌的选择。别忘了，多头绒泡菌没有大脑，无法协调决策过程，原质团中包含的成千上万个多头绒泡菌，都在朝着不同方向推动原质团前进。原质团必须以某种方式把所有信息归总起来，最后做出一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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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多头绒泡菌单纯依靠食物数量做出决定，就会把5–明亮排在第一位，把3–黑暗排在第二位，把1–黑暗排在第三位。如果多头绒泡菌只考虑黑暗程度，3–黑暗与1–黑暗就会并列第一，5–明亮则排在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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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排序方法不能共存，多头绒泡菌为什么会青睐3–黑暗呢？拉迪与比克曼猜测，多头绒泡菌在这两种方案中做出选择时，通过类似于波达计算法的机制，实现了某种形式的“民主”。比如，原质团中50%的多头绒泡菌关心的是食物，而其余的50%则优先考虑光照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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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亮从关心食物的半数多头绒泡菌那里得到2分，从优先考虑光照强度的半数多头绒泡菌那里得到0分，因此总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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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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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并列第一时，我们给每个选项打1.5分，因此3–黑暗从半数多头绒泡菌那里得到1.5分，从另一半多头绒泡菌那里得到1分，总分为1.25。1–黑暗是一个比较糟糕的选择，从喜欢食物的半数多头绒泡菌（将1–黑暗排在最后一位）那里得到0分，从讨厌光亮的另一半多头绒泡菌（将1–黑暗排在并列第一的位置）那里得到1.5分，总分为0.75。根据得分，3–黑暗排在第一位，5–明亮屈居亚军，而1–黑暗排在最末，这与实验结果正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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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1–黑暗这个选择方案呢？半数多头绒泡菌就会把5–明亮排在3–黑暗前面，而另一半则会把3–黑暗排在5–明亮前面，由此形成平局。第一次实验让多头绒泡菌在黑暗中的3克燕麦与明亮处的5克燕麦中做出选择，结果也是平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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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多头绒泡菌对光线较暗的小堆燕麦与光线较亮的大堆燕麦的喜爱程度相当。但是，如果再加入更小堆的光线较暗的燕麦供多头绒泡菌选择，经过比较，光线较暗的小堆燕麦似乎更加诱人，以至于多头绒泡菌几乎每次都会放弃光线较亮的大堆燕麦，而选择光线较暗的小堆燕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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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叫作“非对称性支配效应”（asymmetric domination effect），其他生物也会受到该效应的影响。生物学家发现，松鸦、蜜蜂和蜂鸟都有类似的非理性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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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是如此，当我们把燕麦换成浪漫的伴侣时。心理学家康斯坦丁·赛迪基德斯（Constantine Sedikides）、丹·艾瑞里（Dan Ariely）和尼尔斯·奥尔森（Nils Olsen）为作为实验对象的大学生布置了一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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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为你提供几个虚构的人物，请把这几个人想象成你未来的约会对象，然后从这些人中选择一个与之约会。假定这几个未来的约会对象都满足以下条件：（1）北卡罗来纳大学（或者杜克大学）的学生；（2）与你同一个民族或种族；（3）与你年龄相当。我们会描述他们的几个特点，并就每种特点给出百分位数。这些百分位数反映了他们的某种特点在相同性别、种族与年龄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或者杜克大学）学生中的相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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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的魅力处于第81百分位数，可信度处于第51百分位数，智力处于第65百分位数；比尔的魅力处于第61百分位数、可信度处于第51百分位数，智力处于第87百分位数。与多头绒泡菌一样，这些实验对象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他们给出的答案也与多头绒泡菌一样，选择亚当和比尔作为未来约会对象的大学生各占总数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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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克里斯出现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克里斯的魅力与可信度分别处于第81百分位数和第51百分位数，但是他的智力与亚当一样，处于第54百分位数。克里斯是一个“无关选项”，因为他明显逊色于亚当和比尔。结果我们应该可以猜到：在稍有逊色的新版亚当出现之后，正版亚当似乎变得更有吸引力了。当面对亚当、比尔和克里斯这3个选项时，接近2/3的女性选择亚当作为约会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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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你是一位正在寻找真爱的单身汉，那么，在考虑与哪位朋友一起去城里赴心仪对象的约会时，应该选择条件与你相似但略微逊色于你的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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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从何而来呢？我们已经知道，完全理性的个体在集体行动中有可能扭曲真实的民意。但是经验告诉我们，个人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关于多头绒泡菌的研究表明，我们的日常行为之所以自相矛盾或不一致，可能基于某种更彻底的理由。个人之所以不理性，也许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个体。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国家，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处理各种争端、做出妥协，而最后得到的未必都是合理的结果。就像多头绒泡菌一样，我们也有可能小错不断，但却能做到大错不犯。民主必然包含各种杂音，但是的确能产生某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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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选举制度与美国选举制度，孰优孰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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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选举制度与波达计算法非常相似，选民在投票时并不是只填写他们最支持的候选人的姓名，而是按照支持度从高到低对所有候选人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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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在佛罗里达2000年大选中采用澳大利亚的选举制度，将会出现什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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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计算各位候选人排在首位的票数，然后排除票数最少的候选人。按照这种方法，在佛罗里达2000年大选中，最先被排除的候选人就是纳德。接下来，我们来看小布什与戈尔之间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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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排除了纳德，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投给他的选票也全部抛弃。（使用整头牛！）“实时复选法”（instant runoff）的确富有创造性，根据这个方法，我们先把纳德的名字从选票上划掉，然后重新计票。这样一来，戈尔就会以51%的选票排在首位：第一轮得到49%，再加上本来投给纳德的那些选票。小布什第一轮得到49%的选票，在这一轮票数没有变化。因此，戈尔成为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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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文中，我们从选择“戈尔，纳德，小布什”的选票中移走2%，加到“小布什，戈尔，纳德”的选票中，从而得到了略有不同的佛罗里达2000年选举的票数分布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什么结果呢？戈尔仍然会在波达计算法中取得胜利。可是根据澳大利亚选举规则，却会得出不同的结果。纳德仍将在第一轮被淘汰，但是，由于51%的选票会使小布什排在戈尔前面，因此小布什会赢得大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