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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论强调了促进合作的第一方法的重要性，即增大未来的影响。有两个基本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使相互作用更持久和使相互作用更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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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直接促进合作的方法是使相互作用更持久。例如，婚礼就是一个用来庆祝和促进持续关系的公共行为。相互作用的持久性不仅对相爱的人有用，对敌人也有用。能证明这一点的最令人吃惊的例子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堑壕战期间发展起来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系统。正如第四章所述的堑壕战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相同的小股部队要相互接触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们知道他们的相互接触将持续下去，因为没有人能到其他地方去。在更机动的战争中，一个小单位在每次战斗中可能遭遇不同的敌人单位。因此，你希望对方的个体或小单位将会在以后回报你而采取合作是没有好处的。但是在相对固定的战斗中，两个小单位之间的接触要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种持续的接触，使得基于回报的合作是值得一试的，并且使合作得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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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增大未来影响的方法是使接触更加频繁。在下一步接触很快就会发生的情况下，下一步就显然比通常更重要。这个接触速度的增加，自然反映在下一步相对于当前的重要性w的增加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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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要知道折扣系数w是以这一步和下一步的相对重要性而不是以时间间隔为基础。因此，如果认为两年后的收益只值现在相同收益值的一半，那么，促进合作的一个办法就是使他们更经常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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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两个给定的个体之间的相互接触频率的一个好方法是排除第三者。例如，当鸟类建立一个领地时就意味着它们只有少数的几个邻居。换句话说，它们将更经常地与这些邻近的个体打交道。在商业上也一样，一个有地方性基础的公司只和在同一地方的公司做买卖。同样，任何专业化公司也趋向于仅限于与少数几个公司接触以便使这种接触更加频繁。这就是为什么合作在小城镇比在大城市容易出现的一个原因。在某些行业中往往存在着限制竞争的默契，这也是为什么同类行业的公司都试图排斥那些可能扰乱这种默契的新公司。同样，一个巡回商人或打散工的人将更容易与那些定期见面的顾客建立合作关系。因此，原则总是一样的，经常接触有助于促进稳定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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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和组织在集中特殊个体之间的相互接触方面是特别有效的。官僚系统使人们的工作专业化，把做相关工作的人组织在一起。这种组织形式增加了相互接触的频度，使工作人员更容易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另外当一个问题需要不同部门之间协调时，等级结构允许把这个问题提交给更高一级的政策制定者，这些人通常只处理这类问题。通过把人们束缚在长期的和多等级的游戏中，组织机构增加了未来相互接触的次数和重要性，因而促进了那些个人之间相互接触比较困难的大群体之间的合作的出现。进而导致了处理更大更复杂的问题的组织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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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的相互接触使得每个人只与其他少数几个人经常见面。在使得合作更稳定之外还有一个好处，即有助于合作的产生。正如第三章对小群体的论述，小群体的成员之间必须有一定的相互接触的比例。尽管他们主要是与大群体成员相互接触。前面的数据例子说明了采用“一报还一报”的小群体如何容易地侵入总是背叛的群体。在标准的收益值（T=5，R=3，P=1，S=0）和中等折扣系数（w=0.90）的情况下，小群体成员只要有5%与其他小群体成员接触的机会，就能使合作在一个“小人”的世界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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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接触是使两个人更经常见面的一个方法。在协商谈判中，另一个使接触更加频繁的方法是把问题分解成若干的部分。例如，可以将军备控制和裁军条约分解成许多阶段，这样就允许双方有更多步的相遇而不只是一两个大步。这样可以使回报更有效。如果双方都知道对方的一步不合适的策略可以通过下一步的回报来补偿，那么双方对整个过程可以按所期望的进行就更有信心。当然，军备控制的主要问题在于一方如何真正知道对方上一步干了什么，他们是合作地履行了他们的义务还是采用了欺骗手段进行背叛。但是如果双方对自己识别欺骗的能力缺乏信心，那么，有许多小的步骤比只有少数大的步骤更有助于促进合作。这种促进合作的稳定的分解是通过使当前步的欺骗所得少于以后的步骤中潜在的合作的所得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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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是一个广泛使用的原则。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为了以色列在1973年战争后从西奈撤军安排了一系列的步骤，以便和埃及致力于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步骤相协调。在商业上，商人们喜欢一个大订单分别按每次发货时间付款，而不愿等到最后付总账。使得当前步的背叛相对于整个未来的接触过程来说不是那么有诱惑力，这是促进合作的好方法。还有另一个方法是改变收益值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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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收益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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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碰到“囚徒困境”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反应，即“应该有一个法律来防止这类事情的发生”。事实上，摆脱“囚徒困境”是政府的一个主要功能：即在个体没有个人激励去合作时保证他们无论如何也得做那些对社会有用的事。法律使人们交税，不偷盗，忠实履行与陌生人的合同。这每一件事都可以看作是有许多人参加的大“囚徒困境”。没有人愿意纳税。因为它的好处很难看到而代价是直接的。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纳税大家就能生活得更好，即分享学校、道路和其他公共设施的好处（Schelling 1973）。这就是卢梭所说的政府的作用就是保证每一个公民“被强迫得到自由”（Rousseau 1762/1950，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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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所做的正是改变有效的收益值。如果你逃避交税，你就可能被抓并被送进监狱。这种前景使得背叛的选择不那么吸引人了。即使半官方也能通过改变对策者的收益值而实施他们的规矩。例如，在“囚徒困境”的原始故事中，两个同案犯被逮捕并被分别审讯。如果他们同属一个帮派组织，那么他们知道告密是要受到惩罚的。这将降低背叛同伙的收益值，使得他们都不坦白并由于他们双方保持沉默的合作而得到较轻的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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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益结构上的大变化能够改变相互作用使得情况不再是一个“囚徒困境”。如果对背叛的惩罚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不管对方如何选择，从短期来说合作都是最好的选择的话，那么就不再有困境。可是，收益值的改变没有必要如此激烈才能奏效，即使相当小的一点改变就可以有助于基于回报的合作的稳定，尽管这相互作用的情况仍然是“囚徒困境”。这是因为合作稳定的条件反映在折扣系数w和四个收益参数T、R、S和P的关系上[3]，需要的是w相对于这四个系数要足够大。如果收益值改变了，情况就可能从不稳定的合作转变成稳定的合作。所以，通过改变收益值来促进合作没有必要去消除背叛的短期激励与合作的长期激励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只要使对双方合作的长期激励大于对背叛的短期激励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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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们相互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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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中，一个促进合作的极好的方法是教育人们关心他人的利益。家长和学校花了很大的努力去教育年轻人关心其他人的幸福。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这意味着这些长辈试图使孩子们形成这样的价值观念，即这些新一代的公民的偏好中，不仅有他们自己个人的利益，还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结合了他人的利益。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关心他人的社会里，即使遇到“囚徒困境”，成员之间也容易达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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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主义就是描述这样一个现象，一个人的利益效用是与另一个人的福利相联系的。[4]因此利他主义是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但是必须认识到，有一些看起来是宽宏大量的行为可能有其他各种原因而不是利他主义。例如，慈善行为往往不是出于对不幸者的关心而是为了它所能带来的社会赞赏。在传统和现代社会中赠送礼物可能是交换过程的一部分。它的动机更多的是使受惠者承担某种义务而不在于改善受惠者的福利（Blau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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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物进化的遗传学观点来看，利他主义能在亲属之间维持。冒着生命危险去抢救下一代的母亲能够增加她的基因拷贝的生存机会。这是遗传亲缘理论的基础，如第五章所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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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之间的利他主义也可以通过社会化来维持。但是，这里有一个严重的问题。一个自私者可以从其他人的利他行为中得到好处而不给以任何回报。我们都遇见过一些令人讨厌的人，他期望其他人宽宏大量，只考虑自己的需要而不考虑别人的利益。必须把这种人与其他关心他人的人区别对待，免得被他占便宜。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利他主义的代价可以通过首先对每一个人采用利他行为，然后只对那些有相同感情的人采取利他行为来控制。但是，这很快就使你回到以合作为基础的回报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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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们要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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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还一报”可能是一个自私者可以使用的有效的策略。但是，它是一个人或国家要遵循的道德策略吗？当然，答案取决于什么是一个人的道德标准。也许最广泛接受的道德标准是以下这条金科玉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囚徒困境”的情况下，这条金科玉律似乎意味着你应该总是合作，因为合作是你希望从对方得到的。这种解释说明，从道德的观点看，最好的策略是无条件合作，而不是“一报还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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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的问题在于人家打你一巴掌你还把另一边脸转过去鼓励对方再占你的便宜。无条件的合作不仅伤害你自己而且伤害了这个成功的剥削者接着要相遇的无辜的旁观者。无条件合作将会宠坏对方，并为社会留下了改造被宠坏者的负担。这说明回报是比无条件合作更好的道德基础。当然，如果你真正希望对方做的是让你背叛之后不受惩罚，那么按金科玉律你就得无条件合作，即让对方背叛后也能脱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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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基于回报的策略似乎没有达到道德的高度，至少按照我们日常的直觉是没有。回报当然不是道德的一个好的基础，但它不只是自私自利者的道德。它确实不仅帮助自己，而且帮助了别人。它是通过使剥削性策略难以生存来帮助别人。并且它不仅帮助他人，而且它对自己的要求只不过就是愿意向他人作出一些让步。一个基于回报的策略能让对方从双方合作中得到奖励，这也是当双方做得最好时它自己所能得到的同样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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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公平是许多基于回报的规则的基本特征，这从“一报还一报”在“囚徒困境”竞赛中的表现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报还一报”赢得两轮竞赛，但是在任何一局中它从来没有得到比对方多的分数！确实，它不可能在一局中比对方得分更多，因为它总是让对方先背叛，并且它从来不会比对方的背叛次数多。它的胜利，不是靠比对方做得好，而是靠引导出对方的合作。用这个方式，“一报还一报”靠促进双方的利益而不是靠剥削对方的弱点来取得胜利。一个有道德的人也就不过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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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一报还一报”有点令人不舒服的是它坚持“以牙还牙”。这确实只是大致公平的，但问题在于是否还有其他选择。在人们可以依赖于集权推行公共标准的情况下，其他选择是存在的。对于罪行的惩罚可以不必和罪行本身一样痛苦。当没有集权的时候，参与者必须依靠他们自己相互给予激励来引导合作而不是引导背叛。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问题是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诱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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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还一报”的麻烦在于一旦结下仇恨，它就会无休止地继续下去。确实，许多仇恨似乎都有这种性质。例如，在阿尔巴尼亚和中东，家族之间的仇恨有时持续了几十年。一个伤害由另一个伤害来偿还，并且每一次报复都引起了新一轮的报复。这种伤害来回反射直到最初的暴行消失在遥远的过去中（Black-Michaud 1975）。这是“一报还一报”的严重问题，一个更好的策略可能是一报还十分之九报。这样既能够减弱冲突的振荡，又能提供一个激励使对方不敢尝试无缘无故的背叛。它是一个基于回报的但又比“一报还一报”多一点宽容的策略。它也是大致公平的。但是在一个自私自利的没有集权的世界里，它确实不仅促进它自己的福利，而且增加其他人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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