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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消费有甄别之功用，它帮助店家筛选出真正需要服务的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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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想起前不久网上吵得沸沸扬扬的“史上最牛保安”一事。说是重庆一家商场保安殴打一位在商场门口乘凉的“棒棒”（重庆人对搬运工的俚称）。对于事情本身我不予置评，只是其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那就是报道提到近年来很多银行、商场都开始拒绝“棒棒”乘凉，所以常发生保安和“棒棒”的冲突。虽然有些网友指责商场、银行的做法不人道，但是我个人倒觉得商场拒绝“棒棒”乘凉并无不对之处，因为商场也要筛选它的顾客。有些富有“爱”心的读者可能会指责我没有同情心，或者指出某些问题，比如“棒棒”要去商场购买东西难道也不许他进去？事实上，商场似乎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它们允许“棒棒”不带扁担进入商场游走，但不允许在门前逗留乘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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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贫困生到艰苦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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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同意上面我对重庆“棒棒”一事的评论，那么我估计读者也就不会同意这一节的标题：让贫困生到艰苦的地方去。其实我想说的道理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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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生没有经济能力完成学业，尤其是大学教育。很多人认为政府应该对此承担责任，政府有义务帮助贫困生来完成大学教育。对于政府是不是有这样的义务我存而不论，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不主张也不相信政府可以大包大揽；现在姑且假设政府确实愿意并且有财务能力为贫困生提供困难补助。但是，有财务能力并不等于有实施能力。政府资助贫困生的最大问题是：不知道申请贫困补助的学生中，哪些是真正的贫困生。我作为一个大学教师，见到的拿着贫困补助而大肆挥霍的“贫困生”也不少。尽管学校在确定贫困补助发放的时候也会要求学生提供相应的证明，但是这些证明似乎很容易被伪造和模仿，而且主管这些工作的同志也存在被学生收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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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想，有没有一种可以令贫困生自我选择显示其类型的机制呢？或许，政府可以对接受贫困补助的学生提出一项要求：到艰苦的地方服务一定年限（比如三年）。一般来说，具有经济实力的家庭，寻求大学教育是为了更好地发展，那些学生并不愿意去艰苦的地方服务这样长的时间。但是贫困生若一定需要得到补助才能完成学业，他就不得不为完成学业接受这样一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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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读者可能会立即指责我的建议强化了对贫困生的不公平。是的，这确实不公平，但是在无法识别出真正的贫困生和伪装的贫困生时，贫困生就只有通过承担额外的代价来表明他是贫困生，这样才能使贫困补助具有经济效率。换句话说，要求贫困生到艰苦的地方服务一定年限，是一个甄别机制。这个机制看似不公平，但这正是信息不对称的代价。如果一眼就可以判断出谁是贫困生，谁最需要困难补助，那么这种机制确实就没有必要。反之，这种机制就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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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生就只有通过承担额外的代价来表明他是贫困生，这样才能使贫困补助具有经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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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道理可以扩展，比如，一般有经济实力的家庭，往往不愿意让孩子就读差学校和差专业。那么，要补助贫困生，就可以在差学校和差专业多设立奖学金和助学金。因为富裕家庭的孩子看重学校品牌和专业，他们不愿意为一点奖学金或助学金而选择差学校和差专业；而贫困家庭的孩子，他们更需要经济上的补助来完成教育，他们更看重奖学金和助学金，即使学校和专业不那么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的奖学金、助学金其实不应放在好学校和好专业上，而应放在差学校和差专业上。尤其是助学金的配置更应如此；奖学金毕竟目的不在于扶持贫困生，而在于刺激深入钻研，放在好学校、好专业倒也有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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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穷人住破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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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问题现在也是我国经济中的一个大问题，很多人因为房贷不堪重负，被称为“房奴”。有资格成为“房奴”还算是幸运的，毕竟买上了房；还有很多人连成为“房奴”的资格都没有。这个问题也成为政府关心的大事。很多地方，政府都把“让穷人有房可住”作为施政的重要目标之一，大搞经济适用房建设，严格要求发展商开发小户型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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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并不是好方法。我所在的广州，是全国房价比较高的城市之一，政府也大力搞经济适用房，一定要让穷人安居。我个人对政府这套做法评价不高。你要让穷人安居，结果一定是穷人安不了居。为什么呢？一是你给穷人修的房子不错，廉价出售，就会有富人冒充穷人；二是即便一个穷人以低价得到房子（比如以20万元得到市价40万元的房子），那么富人可以拿30万从穷人手中买过来，穷人多得了10万元钱，但还是没房子。当然，第二个问题还比较好限制，比如规定经济适用房不能出售，只能由政府回购就可以解决。但是还有第三个问题呢，富人朋友多，其中不乏当官的，说不定就有人刚好掌握审核穷人购买安居房的标准，谁能保证这当中不会发生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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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们可以找到一种机制，让富人对穷人住的房子不感兴趣，那么上述问题就不会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给穷人提供条件差一点的廉租房倒是不错的政策选择。廉租房当然应该要确实发挥住房的功能，能够住人，能够生活，但是它的条件不能太好，至少不能好得让中产阶级或富人阶层对它也感兴趣。我个人认为，政府现在提供给穷人的房子太好了，质量和环境太好了，提供的数量就会下降，住房难以落入真正需要的人手中的逆向选择也就会发生。相反，如果政府改变一下思路，提供条件并不好的廉租房，质量下降，一方面可使政府以一定的资源提供更多的住房数量，另一方面因为中产阶级和富人阶级对此不感兴趣，结果穷人才能真的住上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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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述建议给人的感觉是更歧视穷人，但实际上恰好是帮助穷人的有效方法。政府要帮助穷人之所以需要使其住宿条件差一点，也正是信息不对称迫使穷人必须付出代价向政府显示自己最需要住房，哪怕是并不好的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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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款博弈中的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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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部门工作或有过相关工作经历的人们，已经见惯这样一种现象：上级部门在一些项目上的经费拨款迟迟不到位，或者上级略有拖延但很快就接受了下级申请（或拒绝了下级申请）；而有些下级会积极地自筹资金去实施其项目，另一些却坚持“等、靠、要”而不收回向上级伸出的讨钱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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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拨款过程中的拖延和等靠行为，通常被人们归因为上级部门工作效率低下或缺乏财力，以及下级懈怠懒惰。不过，效率低下或财力缺乏而导致拖延，以及懈怠懒惰而导致“等、靠、要”，其道理显而易见。相比之下，如果上级追求工作效率且财力充足，而下级也不懈怠懒惰，此种情况下出现的拖延和等靠就比较令人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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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即使上级追求效率且有财力，而下级也并不懈怠，但是拖延和等靠仍然是有可能形成的。[4]道理很可能是这样的──上级愿意为下级的某些重要项目给予财力支持，但问题是上级常常不清楚下级是不是有财力实施其项目。如果下级有钱，上级就最好不要拨款给下级；如果下级没有钱，上级就最好拨款给下级。可不管有钱没钱的下级，总是希望由上级拨款支持其项目，因为这样可以减轻下级的财政压力或降低其筹资的成本。面对讨钱之手，上级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就可能一直拖延拨款，通过拖延拨款甄别出哪个下级有钱，哪个下级没有钱，再决定拨给谁。拖延拨款，实际上也是一个甄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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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拖延拨款可以成为甄别机制呢？原因在于，官员都有一定的任期，并且他们都希望在任期内做出一定的政绩（毕竟政绩是未来升迁的资本），而政绩是要靠实施一些项目来支持的。对于没有钱的下级，上级拖延拨款他也只好耐心等待，上级什么时候拨款就什么时候上马项目，此外没有别的办法。而对于有钱的下级，他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自己立即筹资上马项目，虽然耗费了筹资成本或加大了财政压力，但是项目上马早，因此在其任期内形成了较高的政绩；另一种选择是等待上级拨款，拿到拨款才上马项目，这样做虽然节约了筹资成本或减轻了财政压力，但是却可能损失掉一些政绩，因为上马时间的拖延导致项目的政绩有可能在其任期内不能完全体现出来，时间拖得越久，项目在任期内体现的政绩就越小；极端地，如果明天就任期已满而今天才上马项目，那么项目的政绩基本上就是拱手送给下一届官员了。也就是说，有钱的下级将在筹资成本节约与项目政绩体现之间进行权衡，如果拨款拖延时间很短，他等待拨款来上马项目可能是值得的；但如果拨款拖延超过一定的时间长度，则与其等待拨款来上马项目就不如自己筹资来上马项目。换句话说，只要上级拨款拖延超过一定时限，那么没钱的下级始终只有等待，而有钱的下级最好早日自己筹钱上马项目。拖延就达到了甄别下级财务能力的目的。当然，有专业兴趣的读者还可参见我的论文中对某些问题更细致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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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上级拨款拖延超过一定时限，那么没钱的下级始终只有等待，而有钱的下级最好早日自己筹钱上马项目。拖延就达到了甄别下级财务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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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说明的是，上述思想有一个真实案例。大约五年前，重庆市曾指令各县级政府对中小学基础设施进行建设、改造和完善，并承诺对建设困难予以拨款资助。但是拨款却迟迟不到位。一些稍有财力的县便自己筹资完成了任务，然后向上级讨拨款，结果上级拒绝了拨款。这些县以为上级取消了先前承诺的拨款，但是不久却获悉那些根本没有动手改造中小学设施的县现在得到了上级的全额拨款资助。这个例子就体现了前文中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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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促进“垄断”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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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读到山城重庆的一个现象及其解释。[5]在重庆，那时很流行吃田鸡（即青蛙）肉；政府为保护青蛙，对那些提供田鸡肉的餐馆进行罚款。大多数餐馆不再提供田鸡肉，但是仍有一些提供田鸡肉的馆子，它们的生意还很火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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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政府罚款媒体曝光，只相当于给违规提供田鸡肉的餐馆打了广告，告诉人们“这里有田鸡肉吃”，罚款权做广告费；其二，罚款提高了商家的成本，于是提供田鸡的餐馆数量大减，但是极少数能够承受该成本的餐馆却因此而增加了市场势力，反而使得它们的生意更红火。当然，还有个原因，政府罚款如果足够高，本也可以让田鸡肉餐馆销声匿迹，但是为什么政府没有进行那么高的罚款，文章说因为罚款是政府有关部门的收入，如果罚款让这些田鸡餐馆都不提供田鸡，那么那些部门也就没有罚款可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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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也有类似甄别机制的作用，把一些更不怕风险的企业给筛选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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