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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博弈的思维看世界 二、实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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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路权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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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29日下午6时11分，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东大门前，一辆公交车在斑马线上与两名横穿马路的行人相撞。其中一人被撞出六七米远，另一人被撞倒在车边。事后，两名伤者均不幸身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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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28日傍晚，浙江金华闹市区一位怀有7个月身孕的孕妇在斑马线上被一辆疾驰而来的面包车撞飞了出去。据肇事司机说，当时自己的车子由南往北行驶，当他看到前方有人从西往东过马路，就按了一下喇叭，哪知行人听到喇叭身子往后退了一下，被撞个正着。孕妇被送到医院后，医院在“尽力抢救孕妇的同时，也要尽量保住胎儿”的医疗方案下，经过家属的同意，对孕妇实行了剖宫产。令人心碎的是，体重1.55公斤的婴儿在出生后仅仅存活了11个小时，而孕妇在深度昏迷了39天之后也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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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富家子把马路当赛道，无辜路人命丧斑马线。2009年5月7日晚，肇事者胡某驾驶三菱跑车从杭州城东开往城西，结伴同行的两人也各自驾驶跑车。20时05分左右，胡某所驾跑车在西湖区文二西路由东向西行驶至南都德嘉西区门口时，车头撞上了由南往北过斑马线的路人谭卓，致其死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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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串发生于人行横道即斑马线的交通事故，使很多人感到震惊：俗称“安全线”的斑马线，为何越来越成夺命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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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行人过斑马线时，就在与车主发生懦夫博弈，其均衡结果是行人让、车主过，或是行人过、车主让。该博弈的一个特点是，当双方都选择不让时，所预期带来的损失非常之大，行人可能将付出生命的代价，而车主则是巨大的道德谴责、财产损失，甚至牢狱之灾。那为什么还会发生如此多的惨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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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通过观察发现，与法律要求的在斑马线司机应该减速慢行相反，一些车主快到斑马线时选择的是鸣笛且加速。一方面由于时间成本太高，时间就是金钱，而且一旦让行人先过，后面可能还有源源不断的人；另一方面，鸣笛和提速可以吓一吓过马路的人，叫他们让道。而行人抢着过马路，不是不怕危险，而是车子太多，长长一串，头尾相接，如果不“见缝插针”，半天都过不去。这样一来，车主和行人大多都不会退让，最后一桩桩悲剧也就不断酿成。这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博弈双方都不确定对方会采取哪种策略，那还不如先发制人，当自己选择“强硬”后，对方的选择只能是“退后”。然而，“驴也是这么想的”，当车主和行人同时产生这种想法时，悲剧也就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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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博弈中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纳什均衡时，双方的行动也就变得进退两难，困境就会发生。这时，参与者之间就需要达成一个共识，那“共识”可以通过什么方式产生呢？不妨先看下面两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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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针对汽车过斑马线不让行人的状况，浙江杭州市拱墅区交警推出了一项交管新举措—谦让牌。记者发现，2006年11月6日下午放学时，杭州市大关小学的学生们过马路时比平时从容多了。他们手上都举着一块卡通手掌模样的红色警示牌，上面写着醒目的“慢”、“！”等字符。许多司机看到后远远减慢速度，避让学生。这些红色警示牌又叫谦让牌，是杭州交通管理部门新推出的一项人性化交管举措。谦让牌按照机动车辆慢行标志牌标准制作，被放置在人行横道两端的箱子里。过马路的行人可以手执谦让牌提醒过往车辆，保障自身安全。[3] 谦让牌的效果究竟如何？过了一周后，在2006年11月12日上午9：30到10：00时间段，记者在杭州莫干山路文三路口附近的“平安之家”观察。半个小时里，有30多名男女老少横穿马路，但是没有一个人主动取牌，对“平安之家”的箱体视而不见。记者也注意到经过的车辆对横穿马路的行人没有明显地减速。许多驾车人反而高速强行逼停正在横过马路的行人，如果行人没有反应，驾驶员就会急促地连续鸣喇叭，一副“志在必过”的样子。文三路口的协警无奈地说：“开始一共有16块牌子，三角形和手掌形的各8块。现在就只剩下7块了，小孩子用的手掌形牌子只剩下2块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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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浙江衢州交警部门也进行了谦让牌的尝试，在市中心的4个主要路口人行横道线两端，摆放了一些写着“慢”字的牌子。当司机看到有行人举着这些牌子过街时，需停车避让或减速慢行，让行人优先通行。而行人在举着牌子穿过人行横道后，则需把牌子放在另一端的盒子里，以方便后来者使用。交警部门将这个牌子称为谦让牌。然而，随后的情况却让交警部门失望：在没有交警监管的地方，机动车对谦让牌视而不见，而有的行人则为了贪图方便或者出于喜爱，将这些造型别致的谦让牌随身带走。摆在衢州市区4个主要路口的500块崭新的谦让牌，不到一周时间就全部消失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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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个案例的初衷是，让车主提前知道行人的选择，从而避免双方都先发制人，即达成“行人先行，车让路”的共识，但遗憾的是，两种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这种共识是一次性的，即只发生在行人举牌的时候，如果到了下一个路口，没有行人举牌时，车主依旧会理性地选择先发制人。同样，行人下次不举牌了，仍然很有可能会被车撞。而举牌本身的成本很高，不可能在世界上所有的斑马线前都放上足够多的谦让牌，即使实现了也不可能保证所有的路人都能用、会用或者想用这牌子。因此，该措施的制定本身都存在很多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斑马线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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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共识”达成的最好方式还是通过制度措施的建立，只有普及性强、具有强制力的制度保障，才能使“共识”发挥实效。一个较好的例子是，杭州的公交车斑马线前礼让措施的设立。当前，杭州公交车在斑马线前礼让现象已经在全国声名鹊起，杭州的行人常常能感受到公交车给予的温暖。这其实应当归功于杭州公交集团采取的严格、严密的制度，它要求司机在斑马线前见人必让，让必彻底。同时，还加大了检查考核力度。该措施颁布以来，每天有多辆巡视车以及数百位一线管理人员在各主要路段现场检查。公交司机不让行，一旦在检查中被发现，就意味着拿不到每月300元的安全行车奖励，还要扣3分。公交车司机之所以愿意遵守这个规定，也和礼让行人所带来的时间损失更多地由乘客承担有关。乘客从心理上愿意承担时间损失又和公交车的乘客下车后就是成为被礼让的行人有关（公交车的乘客与行人的重合度会比较高）。该措施至少达成了一个共识：行人与公交车进行懦夫博弈时，均衡点是“公交车让行，行人过路”。公交车让行还给私家车主带来一种榜样的力量，带动了绝大多数车主选择了主动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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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粗暴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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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在通用食品公司与宝洁公司的斗争中，通用食品公司就凭借其鲁莽和粗暴而获得了斗争的胜利。当时美国通用食品公司和宝洁公司都生产非速溶性咖啡，通用食品公司的Maxwell House咖啡占据了美国东部43%的市场，宝洁公司的Floger咖啡的销售额则在西部领先。1971年，宝洁公司在俄亥俄州打广告试图扩大东部市场，通用食品公司就立即增加了俄亥俄地区的广告投入并大幅度降价，Maxwell House咖啡的价格甚至低过了成本，通用食品公司在该地区的利润率从降价前的30%降到了降价后的-30%。在宝洁公司放弃在该地区的努力后，通用食品公司也就降低了在该地区的广告投入并提升了价格，将利润恢复到了降价前的水平。后来，宝洁公司在两家公司共同占领市场的中西城市杨斯顿增加广告并降价，试图将通用食品公司逼出该地区市场。作为报复，通用食品公司则在堪萨斯地区降价。几个回合后，通用公司树立了一个粗暴的报复者形象，这实际上向其他企业传递了一个信号：谁要跟我争夺市场，我就跟谁同归于尽。于是在以后的岁月中，几乎没有公司再试图与通用食品公司争夺市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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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通用公司一直在用这种自杀式的报复行为树立粗暴者的形象，在懦夫博弈中一直表现出强者的姿态，先发制人，从而使对手感到害怕而退避三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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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讯逼供一直被人们所批评，殊不知很多时候警察建立起一种粗暴的形象，会让其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变得相对容易。因为一个犯罪嫌疑人如果预期警察在审讯中会胡作非为，甚至会因为他的不招供置其于死地，那么，犯罪嫌疑人选择招供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从某种意义上说，审讯就是比谁更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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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谁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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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电话打了一半忽然断线了，这时谁应该先打电话过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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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正在和女友通话，电话忽然断了，而话还没说完。这时双方都有两个选择，马上打给对方，或等待对方打来。如果你和女友都马上再给对方打电话，这时只能听到忙音，设此时双方的收益都为0。如果你在等待她打电话，而她也在等待，那么你们的聊天就没有机会继续下去，而且心里都会埋怨对方为何不主动打电话过来，甚至怀疑对方是否早就想结束这次聊天了，从而心里纠结不堪，设此时双方的收益均为-2。而如果一方马上打电话，另一方等待，那么聊天将继续，设此时不打电话的一方获得了4个单位的收益，打电话的一方由于付出电话费等获得2个单位的收益（见表10.2）。由表10.2可知，这里存在两个均衡结果：一个是你打电话而她等待，另一个则恰好相反。不难看出，这时你们正在进行一场懦夫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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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2 谁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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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谁应该先打电话呢？这时，“共识”非常重要。很多时候，“共识”就是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譬如，一般来说，原来打电话的一方再次负责打电话，而原来接电话的一方则继续等待电话铃响。这么做的好处是原来打电话的一方知道另一方的电话号码，反过来却未必是这样。另一种约定是，假如一方可以免费打电话，而另一方不可以，那么，拥有免费电话的一方应该负责第二次打电话。还有一种比较通常的约定是，由较热切的一方来打电话，如恋爱中的男女遇到这种情况，通常是由主动追求者来打电话。公司员工给客户打电话时遇到这种情况，通常是员工主动打给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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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不考虑以上因素，那么打这个电话又得用到“混合策略”（关于混合策略的详细介绍见第十三章）了：设想双方都投硬币决定自己是不是应该给对方打电话，根据前面给出的条件，两人这种随机行动的组合成为第三个均衡。假如我打算给你打电话，我有一半机会可以打通（因为这时你恰巧在等我打电话），还有一半机会发现电话占线；假如我等你打电话，那么，我同样会有一半机会接到你的电话，因为你有一半机会主动给我打电话。每一个回合双方完全不知道对方将会采取什么行动，他们的做法实际上对彼此都最理想。因为我们只有一半机会重新开始被打断的电话聊天，我们知道我们（平均来说）要尝试两次才能成功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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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责任分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