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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在英国内地，有的郡人们靠左行驶，另外的郡则靠右驶。在意大利，甚至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还未形成全国统一的交通惯例，在一些城市中人们靠左行，在乡村中人们则主要靠右行。在法国大革命前，即使在城市中，交通惯例也不一样。那些贵族们所乘的马车靠左驾驶，而行人则靠右行。只是在法国大革命后，靠左行则变成“政治上”违法的了。因为靠左行是贵族的习俗，靠右行则是人民大众的习俗，因而后者被认为是“民主的”。与法国在大革命中靠革命机构的命令来统一全国的交通规则（靠右）形成鲜明对照，从整体上来看，英国靠左驾车的交通惯例则是从各地的交通习俗中逐渐演变而成的，即在英国，靠左驾车的惯例，从一个地区自发地传播蔓延到另一个地区，从而在全国形成一个靠左行驶的交通惯例。因此，可以说，英国统一靠左驾车的交通惯例，是一种经由前例逐渐增生的结果（the gradual accreditation of prece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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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和史学家发现的一个令人吃惊的史实是，到18世纪末，在绝大部分欧洲国家均成了车辆（主要是马车）靠左行驶的交通惯例，其中包括大不列颠、法国、瑞典、葡萄牙、奥地利、匈牙利、波黑尼亚，以及部分意大利和德国。在有些欧洲大陆国家，靠左开的交通惯例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但是，为什么在欧洲大陆绝大部分国家在今天均采取靠右驾驶的交通规则？Young（1996）发现，这主要是因为在惯例的驻存、演进与变迁过程中的第三种效应，即由于一些随机的外部冲击而造成的断续均衡效应在起作用。具体来说，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出于其象征性的考虑（贵族马车驾驶靠左，人民大众步行靠右），而由革命机构通过法令的形式规定所有交通一律靠右。拿破仑率军横扫欧洲大陆后，又在其占领国强制推行法国的靠右行驶的交通规则，从而在法军占领国中逐渐实行并沿革下来靠右行驶的交通惯例。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只是在德国占领期间才被德军强制推行而改变靠左为靠右驾驶的交通规则的。瑞典到20世纪60年代仍然采用靠左驾驶的交通规则。直到1967年，由于考虑到欧洲大陆国家全通行靠右驾驶，瑞典政府才通过法令改全国靠左为靠右驾驶的交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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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今的交通法规明确规定行人和车辆一律靠右行走（驶）。但是在民国时期却不是这样的。《金陵晚报》记者薛莲曾经以“旧中国的汽车曾靠左行驶 改成右行源于美国援助”为题做过一个报道，文中介绍了规则的演变过程。[3] 以下为该报道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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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藏家刘志刚从大学时代就热爱收集交通收藏品。2012年的一天，他照例去逛收藏品网站，看到网站上在拍卖一套民国时期中国华成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印发的“民国交通安全宣传烟片”，也就是放在香烟盒里宣传交通法规的一组卡片，共30张。刘志刚很兴奋，立刻参与了抢拍。他是铁了心要收藏这套烟片，随着报价的不断攀高，他最后以1000元价格把该套烟片拍到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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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刚拿到烟片后，仔细观摩，看到这套民国时期中国华成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印发的《公路交通安全须知》，第一条须知便是“靠左边走”，其背面用文字作了详细说明：“靠左边走当然系交通上最重要的规律。尤其是在开着慢车的时候，更需要将车子靠到最左边行驶，留去空余地位。因为你所需要的，不过系一辆车的行驶地位，不是道路的一半呵。”这种交规让他大呼“雷人”。原来，民国时期汽车真是靠左行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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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刚专门去查阅了史料，发现汉代长安城实行“右为入，左为出，中为御道”的右侧通行制。唐代也有车辆靠右行驶的规定，“以鼓城门入由左，出由右，皆周法也”。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规则的产生，是在汽车出现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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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刚说，靠右行还是靠左行，并非一开始就固定，而是长期演变的结果。以英国为首的岛派国家的行驶原则，源于欧洲中世纪人们骑马步行的风俗习惯。当初，上马石都设在道路的左侧。1841年鸦片战争后，英国殖民势力把左行制传入香港和上海等英租界，浙江、广东等地由于受到英国的影响，采用左行制。伪满洲国、蒙疆政府和日本占领区也采取左行规则。而山东、直隶（今北京、天津一带）等北方省份，由于德国、美国等国的影响，则采用右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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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刚告诉记者，中国最早的全国性交通法规是1934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的《陆上交通管理规则》，当时实行的是左行通行制。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受了大批美援，美国汽车大量进入中国，而这些车都是左驾车。美国的车辆到中国后，必须对方向盘及灯光进行改装，这就需要大量改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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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2月31日的《申报》称：“改装费须达车价百分之十二。统计全国车辆因改装而支出之费用，殊为浩大，故节省改装费用，亦为改靠右边行驶理由之一。”与此同时，为适应此项改革，政府还绘制了全国公路行车路线示意图，其中包括行车靠右示意图、超越前车示意图、岔路口顺右拐弯示意图等涉及行车安全与文明的一系列图文结合的资料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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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路上的行人，国民政府最初设想是“行人仍靠左走”，其理由一是民众已有靠左走的习惯，二是政府认为车与人相对进行，则人早望见，易于避让。但后来有人提出意见：车辆靠右，行人靠左，如车与人相对而行，易增加肇事情况。因此此项规定作了调整，规定如有人行道，行人须走人行道，不得走行车道；如无人行道，“行人靠边走”。收藏家丰富的实物资料揭示了当时的道路交通情况。于是国民政府下令从1946年1月1日零时起，汽车一律靠右行。当年颁布的《公路汽车监理实施办法》也开始改为右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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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刚说，以当时情况论，世界各国靠右行驶确为多数。因此，中国后来改为靠右行驶，也是为了适应世界趋势。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继续维持这一交通规则。1955年8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颁布的《城市交通规则》第五条规定：“驾驶车辆，赶、骑牲畜，都必须在道路的右边行进。”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靠右行的通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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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麦琪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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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别战中，一起看足球赛或者一起看偶像剧是两个均衡的结果（见表11.1）。但是，如果双方都选择迁就对方，那么就变成了男的选择看偶像剧，女的选择看足球赛，这个结果恰恰是最差的。亨利的小说《麦琪的礼物》说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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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狠心剪去了她的秀发，终于有钱可以为吉姆买礼物了。她终于找到了，那准是专为吉姆特制的，决非为别人。她找遍了各家商店，哪儿也没有这样的东西，一条朴素的白金表链，镂刻着花纹。正如一切优质东西那样，它只以货色论长短，不以装潢来炫耀。而且它正配得上那只金表。她一见这条表链，就知道一定属于吉姆所有。它就像吉姆本人，文静而有价值—这一形容对两者都恰如其分。她花去二十一美元买下了，匆匆赶回家，只剩下八角七分钱。金表匹配这条链子，无论在任何场合，吉姆都可以毫无愧色地看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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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扔在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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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对我产生误会，德尔，”他说，“无论剪发、修面，还是洗头，我以为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减低一点点我对妻子的爱情。不过，你只消打开那包东西，就会明白刚才是什么使我愣头愣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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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皙的手指灵巧地解开绳子，打开纸包，紧接着是欣喜若狂的尖叫，哎呀！突然变成了女性神经质的泪水和哭泣，急需男主人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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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因为摆在桌上的梳子—全套梳子，包括两鬓用的，后面的，样样俱全。那是很久以前德拉在百老汇的一个橱窗里见过并羡慕得要死的东西。这些美妙的发梳，纯玳瑁做的，边上镶着珠宝—其色彩正好同她失去的美发相匹配。她明白，这套梳子实在太昂贵，对此，她仅仅是羡慕渴望，但从未想到过据为己有。现在，这一切居然属于她了，可惜那有资格佩戴这垂涎已久的装饰品的美丽长发已无影无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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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故事估计大家已是耳熟能详，故事的结尾令人感动，但男女主人公彼此间的“错过”更令人惋惜。其实，这就是典型的信息不完全下的性别战，在缺乏信息沟通的情况下，当双方都只为对方考虑时，就出现了总收益最差的结局。其实，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也比比皆是，譬如周末你有一份的重要文件要交到同事手里，但情急之下忘记约定在哪里会面，这时双方又都无法马上联系到对方。在此情况下，如果都为对方考虑，你亲自到同事家去送文件，同事却又亲自来你家拿文件，那结局就是彼此错过，事情未能办成，两人都是“好心办了坏事”。因此，在这类博弈中，即在缺乏信息沟通的情况下，都为自己着想反而比都为别人着想要好。试想，如果你和同事都待在家里等对方，虽然任务未能完成，但双方至少没有白费精力各跑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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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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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看来，市场经济更多地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还是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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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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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调戏貂蝉被吕布发现，布约备子时在城东白家庄肉店决斗。亥时，备叫上两位兄弟直奔城西黑家庄菜店。张飞：大哥，不是城东吗？备：蠢材！我们是靠嘴吃饭的，SB才决斗！到了城西菜店却发现吕布早在那等候了，于是悲剧发生了！三英战吕布……后来布回忆此事：我以为丫会去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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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节内容选自2003年10月28日《21世纪人才报》的调查文章“中国英语考试毒瘤”（记者：杨艾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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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引自：韦森.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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