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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谋的情况下，由于买到假冒伪劣产品是预期之中的结果，并且是因为其可以给消费者本身带来效益才购买的，因此不举报的收益C为正。显然，只有当D-E＞C时，消费者才会选择举报。由于在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博弈中，很容易形成重复博弈的情况，即消费者之后会多次地找生产者购买假冒伪劣商品。因此理论上C＝∑B2。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C是无穷大的。因此，消费者举报的可能性很小。当然，在现实中，监督方可以将举报奖励提到很高，以刺激群众举报的方式来打击假冒伪劣（理论上只要高于某个消费者的C即可），但是举报奖励事实上是不可能很高的，因为其不可能高于监督方绕开消费者举报的环节进行主动监督的成本。因此，在合谋的这一情况下，很难通过消费者的举报来启动整个监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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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况能够启动监管程序，即通过利益受损的生产正常商品厂家的举报。启动该举报程序的条件依然为D-E＞-C。一般情况下，正常商品的生产者都是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而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者的规模一般都不大，因此这就决定了正常商品生产者举报后可能获得的赔付D相对于其所需投入的调查费用以及时间、精力等举报成本E来说会非常小，这就决定了只有在它受到的损失C非常大的情况下，才会采取举报的策略。例如，贵州茅台股份有限公司坚持做好茅台酒及系列产品的打假保知维权，加强与执法部门和各地整规办的沟通与配合，加大打假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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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D-E是一个较大的负值，因此假冒伪劣现象并不能通过正常商品生产者的举报得到杜绝。当正常商品生产者停止举报后，新的假冒伪劣生产者又会不断出现，使C变大，直至重新启动举报程序。实质上，正常商品生产者与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者之间处于一种动态均衡的状态，市场份额也由此被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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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商品生产者所启动的举报监督程序中，监管确实能够发挥作用，但是假冒伪劣现象依然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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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讨论假冒伪劣商品生产者与监督者的博弈（见表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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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7 假冒伪劣商品生产者与监督者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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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前面的分析，监督方是否采取治理的策略取决于P与S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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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P-S＜0时，不治理便成了监督方的优势策略。前文对该种状况的一种解释是地方保护主义，使得P值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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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考虑地方保护主义的情况下，即默认P不变，讨论是否会出现监督方不作为的情况。那么，此处如果出现该情况，就是由于S过大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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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费者与生产者合谋的情况下，消费者大都采取了不举报的策略，这就表示消费者不愿意承担一部分的治理成本，即举报成本E。定义治理的总成本S’＝∑E＋S，S为监督方接到举报进行监管的成本。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合谋的情况下，监督方的治理成本增加了，增加值为∑E。这就有可能使得监督方由于监管成本过高而放弃监管。当然举报成本也可以由正常商品的生产者承担，这就回到了上文中关于正常商品生产者是否会举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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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运用博弈论的方法讨论了假冒伪劣商品的原因，认为可能由于以下几种原因导致监管失灵，假冒伪劣商品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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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消费者举报成本过高，使得监管程序无法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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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使得监督方认为监管无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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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出现合谋的情况时，消费者没有举报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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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违法成本过低，总是会有生产者选择制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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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治理成本过高，迫使监管方放弃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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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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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你以往上学与听课的相关经历，构建一个老师和学生之间“逃课与点名”的博弈模型，并通过设定不同的模型参数来分别解释现实中存在的几种均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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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师每次点名，学生每次不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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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老师每次不点名，学生每次不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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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老师有时候点名，学生有时候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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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老师每次不点名，学生每次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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