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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萨尼对博弈论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在不完全信息问题上的突破。古典经济模型几乎无一例外地假设，个人（或厂商）的资源与偏好情况不仅为自己，也为他们的竞争对手所知，即完全信息假设。这显然不符合实际。不过，这并非模型建立者本身所希望的，而只是因为缺乏解决不完全信息问题的工具而不得不作出的简化。博弈论的发展也遇到同样问题。由于对不完全信息问题一度苦无良策，博弈论曾受到严厉批评，因为局中人事实上不可能清楚关于对手决策的所有信息，由此导致博弈理论的应用范围受到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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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萨尼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将不完全信息建模为自然完成的一种抽彩。这种抽彩决定局中人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是局中人偏好与经验的总和。其中，每个局中人清楚自己的特征，但不知道别人的真实特征，即他对整个博弈局势只有不完全信息。据其特征，局中人可分为一些“类型”。每个局中人知道自己的类型，不知道别人的类型，但知道类型上的联合分布，从而能对其他局中人的类型作出先验分布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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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信息的这种博弈局势把千变万化的不完全信息都归结为局中人对他人的主观判断。这种方法成功地将不易建模的不完全信息转化为数学上可处理的不完善信息，即局中人根据经验与知识对对手的类型得出关于可能性大小的主观判断，即数学上的一种先验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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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信息博弈的解是由纳什均衡概念推广而来的。其均衡点（贝叶斯均衡点）是一个n重策略，每个局中人的个人策略均是对其他局中人的（n-1）重策略的某种类型的最佳应对。以类型为基础的不完全信息博弈是海萨尼（1967—1968年）提出的。他运用这种方法来克服将局中人的信息与偏好以及他对其他局中人信息与偏好的了解进行建模时所遇到的复杂性。这一思路极富创造性，使不完全信息博弈成为解决经济问题的一个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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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海萨尼还对混合策略进行了拓展。对混合策略概念的传统解释是，局中人应用一种随机方法来决定所选择的纯策略。这种解释在理论与实际上均不能令人满意。海萨尼对此提出了更确切的解释方法。他说明每一真实的博弈形势，总受一些微小的随机波动因素影响。在一标准型博弈模型中，这些影响表现为微小的独立连续随机变量，每个局中人的每一策略均对应一个变量。这些随机变量的具体取值仅为相关局中人所知，这种知识即成为私有信息，而联合分布则是博弈者的共有信息。这被称为变动收益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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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收益博弈适用海萨尼的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各随机变量的取值类型影响着每一个博弈者的收益。在适当的技术条件下，变动收益博弈所形成的纯策略组合与对应的无随机影响的标准型博弈的混合策略组合恰好一致。海萨尼证明，当随机变量趋于零时，变动收益博弈的纯策略均衡点转化为对应无随机影响的标准型博弈的混合策略均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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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萨尼的变动收益博弈理论提供了对混合策略均衡点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局中人只是表面上以混合策略博弈，实际上他们是在各种略为不同的博弈情形中以纯策略博弈。这种解释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概念创新，是海萨尼对博弈论所采用的贝叶斯研究方法奠定的一块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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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海萨尼关于博弈论的第一篇论文（1956年）把纳什的合作理论与Zeuthen的议价模型结合，这是他建立n人合作博弈的通用议价模型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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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合作解概念是基于具有或不具有旁支付的特征方程型博弈。而他的通用议价模型是第一个适用于标准型博弈问题的n人合作理论。通过对均衡时效用权重与联盟对局中人分红具有独创性的构造，他成功地定义了一种议价解法，与非合作博弈的一种均衡点非常相似。直至现在，他的n人议价模型仍是合作博弈理论中最为重要的理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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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种观点已被广泛接受，即有关一种博弈形势的充分详细的模型必为一个非合作博弈理论。而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一般观点认为，合作理论比非合作理论更为重要，因为合作有利可图，人们怎会放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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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萨尼是促使这种观念变迁产生的博弈论研究者之一。他首先认识到将合作机会以非合作博弈形式建模的必要性。由此观点，合作理论可被视为一个简化形式，需要建立具有更多细节的非合作模型。以这种思路，海萨尼为特征方程型博弈中一个重要的合作理论—冯•诺依曼—摩根斯坦稳定集—进行了创造性的非合作形式重建。海萨尼在议价模型中为一个具有可转移效用的零和特征方程型博弈设计了一个收益向量序列，以其序列递推过程描述联盟的选择过程。其理论利用非直接优势概念形成了修正的稳定集概念。海萨尼对稳定集概念的非合作重建为考察联盟形成的非合作模型构造提供了方法上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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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海萨尼在他所面临的博弈论几个前沿热点上均取得了突出成就。他的某些思想已成为博弈论的基石，有些思想现在仍然处在研究之中。他的工作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博弈论的发展，而且以其新颖与创造性激发了后人的进一步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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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博弈的思维看世界 四、托马斯•克罗姆比•谢林（Thomas Crombie Schelling，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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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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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克罗姆比•谢林于1921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市。由于他的父亲在海军供职，因而谢林的童年曾经在巴拿马地区度过，这也是谢林与美国军队的首次结缘。1944年，他顺利获得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学士学位，并在美国国家预算部门工作了一年半之后进入哈佛大学学习。1948年，谢林顺利完成了博士阶段的课程学习，成了哈佛大学学者学会的一员。此后的两年时间里，他参加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分别在哥本哈根和巴黎工作。回国以后，谢林辞去了学会的工作。1950年，他成了美国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供职于白宫。一年后，他顺利升任共同防务办公室主管。但谢林并没有满足于此，为了进行自己所喜爱的博弈论研究，他再次辞去了待遇优厚的政府工作，开启了属于他自己的真正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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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谢林正式加入耶鲁大学，开始了系统的研究工作。1956年，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议价理论》，之后一年又在《冲突缓解期刊》上发表了《议价、沟通与有限战争》。由于极大地加深了人们对于“合作与冲突”的认识，这两篇文章成为了谢林获得诺贝尔奖的重要依据。谢林风趣地说道：“其实在发表这两篇文章的时候，我还没有形成对于博弈论的正式的、系统的认识，直到我花了上百小时的时间连续钻研《游戏和决策》一书后，我才对博弈论有了全新且完整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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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重返哈佛大学之前，谢林在美国空军智库兰德公司得到了12个月的工作机会。在此期间发生了一次偶然事件，华盛顿的美国政府官员需要起草一份关于防止突然核打击的日内瓦公约的文件，这项任务便交给了谢林。他撰写了《先发核打击与裁军》一文，并指出：先发核打击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占优博弈的问题，在战争这个例子当中，指的也就是谁先发起战争。军事力量控制必须以使双方均具备先发打击力量为目标，这样不仅可以达到有效保护人民、资产的目的，还可以尽最大可能消除核武器对人类永续发展的威胁。同时，谢林还发展了“可能性威胁”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谢林点”，即唯一可行的控制核武器的方法是“零武器”，而并非数量或者质量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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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他终于重返母校，首先是在经济学系和国际事务中心担任教授，随后在1969年加入了新成立的享誉世界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在国际事务中心的十年间，谢林得以自由写作，并为政府提供大量的政策建议与决策支持。时势造英雄，美国接下来的两任总统：肯尼迪和卡特，均或多或少地给谢林的研究提供了不小的帮助。谢林来到哈佛大学后，很快便与麻省理工学院的许多教授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拓展有关“合作与冲突”的问题研究。1961年，《策略和军事控制》一书完成并公开发行，这距离新任总统肯尼迪上台仅差数个星期，时机把握得非常恰当。肯尼迪就职以后，他任命了哈佛大学一名教授作为国家安全顾问，任命一名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作为白宫科技顾问，两者均与谢林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凭借着这些“关系”，谢林担任了数个协调委员会的主席，专门负责研究和处理有关核武器的事务。其中一个委员会负责了美苏之间的克里姆林宫与白宫的对话“热线”。1980年，卡特总统参加了在威尼斯举办的一次峰会。此次峰会上，德国总理首次将“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提上日程。白宫随即召集智囊团讨论如何处理这项全新的议题，谢林也参与其中。他自信地告诉白宫方面的负责人：“虽然此前我对环境问题并不了解，但只要给我四个星期，我就可以给出令你满意的决策。”于是在谢林的带领下，智囊团在规定的时间内圆满地完成了工作。他原本以为这项有趣的工作就此结束，但数月之后，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拨付专门基金支持关于环境问题的研究。鉴于谢林在上次事件中的优异表现，他得以入选新成立的国家二氧化碳评估分析委员会。在随后两年的研究过程中，谢林进一步利用博弈论的观点分析全球变暖问题，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解决方案，而这也成为其获得诺贝尔奖的重要依据。就这样，谢林在哈佛度过了31年，直至退休。这31年间，谢林的研究生涯随着世界主题的变化而发展，从核武器控制到全球变暖，他都牢牢地把握住了时代的主旋律，唯一没有改变的则是精彩的博弈论方法与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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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将其评为“杰出资深会员”，用以表彰他在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包括军事策略和军备控制、能源和环境政策、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团体犯罪、外交援助和国际贸易、冲突和讨价还价理论、种族隔离和种族融合、军事计划、健康政策、烟草制品和毒品走私政策，以及与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相关的伦理学问题等。1990年，退休后的谢林成了马里兰大学经济与公共政策系的荣誉教授，1992年他当选为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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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谢林与奥曼共同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谦虚地说：“我一切工作的成功都源于一生的好运气和诸多朋友的帮助。”当然，谢林所称的好运气不只是命运所定，更多地表达了他对自身丰富经历的一种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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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著作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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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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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收入行为》（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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