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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科学是一门利用已经理解的事物去探索未知事物的艺术。让球沿着斜面滚下并对其计时，对钟摆的摆动进行计时，测定油滴在电场中的行为等都属于实验科学的范畴。真正了不起的是（也即科学的奇迹）收获的总是比投入的要多。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在实验室中把这些事件筹划成“御前表演”（command performance），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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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食就是这些伟大的宇宙表演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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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距离地球和月球很远的地方用高倍天文望远镜看去，两者浸没在太阳发射的光之中。地球和月球各自绕着对方旋转，并在对方表面投射出锥形的阴影。人们根据牛顿运动定律，可以对这类运动准确地加以预测。地球和月球在转动时，常常会进入对方所投射的阴影区域当中——有时候是全部进入，有时候是部分进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有时在地球上看来，月球的大小与太阳的大小恰好相等，于是月球会完全挡住太阳光，将阴影区内的物体置于一片黑暗之中，从而在白天时遮挡住恒星的光。由此形成的日食就为验证星光在经过太阳时是否会发生弯曲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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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对验证自己的理论一事既担心又激动。换作别人，心情也是一样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公式的问题——它指出了宇宙的基本结构不同于人们的已有认识，而且比人们一直以来所认为的要更加奇怪。对于前几次探险的失利，爱因斯坦很是沮丧。不过这也避免了爱因斯坦陷入对日后尚需修改的不成熟结果进行验证所带来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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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概述包含三个预测的里程碑式的论文“广义相对论”于1916年发表之后，爱因斯坦再次开始积极推动日食期间的理论验证工作。他将论文的副本寄给了荷兰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威廉·德西特（Willem de Sitter）。随后，德西特又将副本送到了皇家天文学会的秘书亚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那里。由于战争中断了通信，因此这是英国仅有的一份爱因斯坦论文的副本。身为物理学家的爱丁顿一直对水星的偏差甚为困惑。他对爱因斯坦的理论很感兴趣，之后还写了几篇这方面的综述文章。而且，作为一名贵格会教徒（Quaker）与和平主义者，爱丁顿也很想借此化解德语国家科学家和英语国家科学家之间的敌对情绪。但是，他的努力遭遇到了阻力。英国物理学家奥利弗·洛奇（Oliver Lodge）几乎与赫兹同时发现了电磁波的一种形式，而且他坚信以太是存在的，称以太漂移可以解释水星的进动。还有一个叫作托马斯·西伊（Thomas J. J. See）的美国人也反对爱因斯坦的观点。他坚持认为引力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物理力，并写道：“整个相对性学说都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的。将来总有一天，人们会发现相对性其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35］但是，爱丁顿坚信爱因斯坦是正确的，并为日食探险募集资金，来验证这一迷人的基本理论。［36］最近有些社会建构工作者开始注意到爱丁顿在使科学界、媒体和公众关注相对论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这些人把全局利益也看成是个人私利，暗指爱丁顿实际上所做的不过是操作、公共关系和自我推销。［37］但是，爱丁顿对这一工作感到兴奋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他希望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激动心情。同样地，公众和媒体积极响应这一具有潜在重大意义的消息也是很自然的。前面那些人的想法暴露了他们对科学家和公众的幼稚认识。假若爱丁顿虽然对这一预示着人类对世界认识的革命性变化的科学工作怀着激动心情，但却不想与人共享，那他可就真是有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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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日食考察的遭遇并不比之前的考察好到哪里去。由于战争原因，原定于1916年的委内瑞拉日食观测探险活动搁浅了。1918年，机会再次来临。这一年，美国发生了一次日食，但是因为天气恶劣、加利福尼亚大学Lick天文台借给1914俄国探险队的设备尚未归还以及组内成员之间存在矛盾等原因，最终考察结果未能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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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顿协助邀请到了英国皇家天文学家弗兰克·戴森（Frank Dyson）。戴森是提出要对1919年5月29日即将出现的日全食进行观测的第一人。这次日食将从巴西北部，越过大西洋，穿越非洲大陆一直到非洲北部。这次日食将在数颗明亮恒星的背景下发生。1917年11月，皇家学会的联合常设日食委员会和皇家天文学会组织了两次分别前往两个不同地点的考察，去拍摄日食照片。克罗姆林（A. C. D. Crommelin）和戴维森（C. R. Davidson）带领一队，到达巴西东北部的索布拉尔。另一队是去往普林西比岛。该岛属葡萄牙，长10英里，宽4英里，距离非洲西海岸有120英里。爱丁顿也参加了这一队的考察。但是，日食可以预测，天气却没法预测。索布拉尔的天气尤其令人担忧，5月恰好是雨季的最后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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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29日的日食不过是一次普通的日食，也是地球再次进入到月球的锥形阴影区域的时间。不过这次日食后来却成为科学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日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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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两个考察队离开英国的格林尼治，登上蒸汽船安塞姆号，在葡萄牙的里斯本短暂停留之后，到达了马德拉。之后分成了两个组。索布拉尔小组继续乘坐安塞姆号去往巴西，另一小组继续在马德拉停留4周时间，等候去往普林西比岛的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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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布拉尔考察小组到达距离沿海80英里的相对荒凉的内陆之后，在确定日食发生前没有比赛安排的前提下，开始在当地的赛马俱乐部的赛马场跑道上搭设仪器设备。巴西政府安排了搬运工、砖匠、木匠和翻译。另外还从里约热内卢购买了一辆汽车供考察使用（这也是在索布拉尔见到的第一辆车）。为了避风，考察队为两台望远镜搭建了支撑结构。其后突然来了一阵旋风，掀翻了支撑结构。不过木匠们很快就从别的地方找来了梁，对结构进行了修复。5月25日大雨倾盆，提示考察队员们现在尚是雨季。更添乱的是两个望远镜中较大的那个的驱动装置运行不正常，而且两台望远镜都有聚焦问题。5月29日，月亮的影子开始横扫地球表面。当天早上，索布拉尔的考察队员醒来发现是阴天。日食开始时，太阳还躲在云层后面。但在出现日全食的前一分钟，太阳跳出了云层。在短短的6分钟内，克罗姆林和戴姆森不停地拍摄照片，每5～6秒就曝光一张底片。“日食很棒。”他们在发回的电报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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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考察队在普林西比岛登陆后，在西北部的大农场搭了一个棚子。时常出现的阴天令队员们不安起来。5月29日，队员们醒来发现大雨倾盆、雷电交加，完全看不到太阳。在出现日全食前半小时，队员们看到了彼时呈弯月形的太阳，才增添了些信心。但是乌云始终未能褪去，爱丁顿和同事科廷汉只能无助地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拍些乌云和短短一瞥的恒星。“希望透过乌云能得到点有用的信息吧。”他们在发回的电报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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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两个小组在考虑了各种可能误差来源的基础上，开始计算光线的偏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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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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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爱因斯坦焦虑地写了一封信给洛伦兹，问他是否已听说英国人的结果。9月27日，洛伦兹发回了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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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顿在太阳外缘发现了恒星位移，初步测量结果显示位移大小在0.9秒到1.8秒之间。致以美好的祝愿。洛伦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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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接到电报很快就给母亲玻琳送去了一个明信片。她病得很重，仅能维持几个月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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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母亲，今天有好消息。洛伦兹给我来了电报，说英国人的探险已经表明了太阳附近光线的弯曲。［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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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还向《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en）发去了一封短信，表达自己的激动心情。［39］不过现在焦虑已经涣然冰释，他可以镇定下来，更加沉着地应对一切。爱因斯坦的学生伊森·罗森塔尔-施奈德（Ilse Rosenthal-Schneider）来拜访他的时候，他把电报拿给她看，说：“看这个，或许你会感兴趣。”她后来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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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我看的是爱丁顿的电报。电报的内容是日食探险的测量结果。当我高兴地说结果与他的计算正好吻合的时候，他却很平静地说：“可我早知道理论是正确的。”当我问如果没有事实能够证明他的预测怎么办时，他答道：“那我可得为亲爱的主感到遗憾啦——理论就是正确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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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1月6日，伦敦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的联合会议由汤姆逊爵士主持。25年前，汤姆逊发现了电子。他在开幕词上说：“我提议请皇家天文学家向大家报告一下五月日食探险的结果。”［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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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森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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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的目的是为了确定太阳的引力场是否会引起光线的位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位移的大小是多少。爱因斯坦的理论预测位移的大小与光线离太阳中心的距离成反比。对掠过太阳的恒星来说，位移可达1.75秒。爱因斯坦的理论或引力定律已经解释了水星的进动问题。这一直是天体力学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人们希望能藉此对爱因斯坦的理论进一步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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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森又继续说，任何弯曲都会产生“将恒星抛离太阳”的效应——使恒星看上去离太阳更远。他简要回顾了探险中发生的事件，提到了在较大设备上所发现的不足。戴森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他知道数据质量并不是等同的，有些仪器的数据会好一些。因此不能单独对结果进行分析评价。他侧重于小设备的测量结果，得出结论：“已经得出确切的结论，表明光是按照爱因斯坦的引力定律发生偏折的。”克罗姆林随后也认可了这一观点，并针对较大设备的不足给出了一个简明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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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顿的能力有点不如戴森，数据质量也不如克罗姆林。回忆探险的历程，他把失败归结于恶劣的天气。他竭尽全力从正面去描述自己的结果，去劣存优，指出普林西比岛的乌云和均一的温度有利于减少面镜失真。而面镜失真已经对大索布拉尔镜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爱丁顿坦言自己“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仅有的一小点材料”。他发现太阳附近1.6秒的位移值“支持在索布拉尔拍摄的照片”。他抛弃了太阳周围存在星云折射物质的解释，得出结论——结果支持爱因斯坦的定律，即光线弯曲的描述。这一定律未必可以完全确定爱因斯坦理论，不过它却是时空弯曲背后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