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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作家认为康托尔实际上是一种双极性情感疾病(躁郁症)的患者。他在数学上所遭遇的挫折以及艰难的人际关系,特别是与克罗内克的关系,很可能在他的精神疾病影响下被夸大了,但这不是引起他精神疾病的原因。据可靠证据,我们还掌握了这样的事实:“对于他感觉到的来自他(大学)同事的迫害”,他不时显示出“一种无疑的夸大感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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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从精神诊所出来后,某些事使他认为他还是可以解决与克罗内克的矛盾的。在他出来后,他也确实联系过克罗内克,试图与后者和解。克罗内克不带怨恨地回复了他。在第二封信里,康托尔竭力对他正在做的研究做进一步详细的解释。在信中,他措词尽量委婉地写道:“我认为,我在最近几年所做的最主要科学工作(我把它们都归在集合论这个大题目下),与在你看起来很确定的‘实在’数学中的要求并不是很冲突。也许表述有错误(也许不够完备、清楚),相比我研究的其他方面,也就是哲学方面的内容,我的研究中实在的数学方面你关注得比较少。”(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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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10月,他们甚至聚会了一次,在一起谈了一个晚上。但他们之间的分歧太大了,这次会面效果甚微。后来,康托尔在一封给米塔格-列夫勒的信中描述这次会面说:“因为我研究工作的成功,他(克罗内克)和他的先入之见从攻势转为守势,对我来说,这不是小事。正如他告诉我的,他想很快就发表他关于算术和函数理论方面的观点。我祝他好运!”(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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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内克对康托尔的真实感情如何?1885年,在给米塔格-列夫勒的信中,索菲娅·柯瓦列夫斯基(Sophie Kowalevsky)说,克罗内克“很恨康托尔”。(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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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康托尔遭受了又一个打击。这一次是来自他自己的朋友和支持者米塔格-列夫勒。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康托尔寄了两封说明他最新工作的信给《数学学报》以供发表。3月,米塔格-列夫勒回信说,鉴于这两封信没有对任何有意义的结论作出证明,在康托尔能够解释这些结论前发表这些东西会损害他的名誉。米塔格-列夫勒认为,相对于当时的数学发展水平来说,发表这些东西早了大约100年!——如果现在就发表,没有人会懂它,它背后的理论在100年后的将会被人再次发现,人们也许会认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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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生这种转折,对康托尔打击很大。米塔格-列夫勒试图做一件好事,但这显示出:即使是他,也没有完全理解康托尔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和将会发挥出的能量。康托尔认为,他已经被这个唯一能支持他艰难探索的重要数学家抛弃了。那么,这就正好中了克罗内克的下怀。康托尔要求《数学学报》把他的论文都退回来,以后再也不在那里发表了。米塔格-列夫勒没想到要抛弃康托尔,但不管动机如何,最后的结果却是他真的抛弃了康托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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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自己在数学上的前途就这样黯淡下去——实际上看起来是没有希望了,康托尔的反应没法不激烈。他开始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其他追求上去,包括哲学和神学。他还发现,对比数学家,从罗马天主教会的神学家那里他获得了多得多的支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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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他暴发神经病的间歇期越来越短,他在神经诊所呆的时间越来越长。1896年他母亲的死,1899年他弟弟和小儿子的死,都给康托尔增添了更多的情感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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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恩仇录:数学家的十大论战 邀请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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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彻底征服连续统假设,一直不能真正安于他在数学界的地位,在个人问题和数学研究中的失望又引起了很多不快甚至痛苦,康托尔也许有时把发病当作是一种舒缓。这些年有很多时候,他不遗余力地想证明英国哲学家兼政客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是莎士比亚戏剧的作者。作家纳萨里尔·查劳德(Nathalie Charraud)偏激地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康托尔试图向世界揭示莎士比亚的真相,与他希望向世界揭穿克罗内克的真面目有关(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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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思维也转向了宗教。在这段时期,康托尔把连续统假设上升到了教条的高度——因此它无需证明——并宣称:“从我开始,基督教哲学将第一次用来为无穷这个真理服务。”(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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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些因发病而封闭起来的时期,他的思维一直保持活跃。实际上,康托尔的精神疾患也不全是一个负面因素。双极性情感疾病的一个普遍的特征是痴迷或激动,在这种“亢奋”的状态中,对某些病人来说,容易爆发出创造力,也能把注意力更集中到工作上。这种状况在康托尔的身上,是再明显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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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般来说,在晚年他把更多的精力花在了哲学上,他甚至能够和很多学者讨论这方面的问题。他还长期热衷鼓励年轻人,在早些时候,他实现了建立德国数学学会(Deutsche Mathematiker-Vereinigung,即DMV,或者 German Mathematicians’ Union)的梦想。这是一个官方的数学机构。他认为,这个机构首先可以为年轻的数学家提供一个论坛,使他们可以不再遭受他经历过的曲折。另外他相信,年轻人可以因此更好地理解和发展他所开拓的新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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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9月,德国数学学会第一届年会在康托尔所在的哈勒大学召开,他担任会议主席,并担任该机构的主席直到1893年。在第一届年会上,他还打算宣读一篇论文——实际上,这是他5年多来在新数学研究上的第一篇论文——展示不可数集合存在的一个新证明。在论文中,他引入了一个方法来说明:给定任意集合,它所有子集组成的集合都会比这个母集合本身高一次幂。这项成果的核心是一个方法,即后来著名的对角化方法。虽然这个对角化方法是一项很可靠的成就,但他把集合和子集的势进行对比,在后来还是给他带来了很多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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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和克罗内克之间有争端,他还是邀请克罗内克到这次开幕会上做演讲。当然,作出这样的邀请有很多理由——主要是因为克罗内克的地位和崇高的声誉,人们很难忽视他。但这样做还有一个更深、更微妙的目的。克罗内克对康托尔的抨击经常藏在幕后,在讨论会和演讲中也经常出现,但从来没有写成论文。康托尔希望在这样一个论坛里,克罗内克应该会被逼得在公众面前说出他对集合论的真实感受,这样他的偏见就在数学界公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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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康托尔13年前在《克列尔杂志》的一篇论文里所做的那样,为了避开克罗内克的耳目,他用特别的方法将他的论文改头换面了一番。这一次他把论文取名为《关于集合论的一个基本性质》(On an Elementary Property of Set Theory)。他认为无理数依然存在争议,但用他的新方法,他不再需要依赖它们,甚或也无需依赖无穷集合的一般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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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内克是否会中圈套,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了。克罗内克的妻子在一次登山事故中受了伤,他送话来说他祝愿大会成功,但不能到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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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康托尔向米塔格-列夫勒透露说,克罗内克不出席可能是最好不过的事了,因为这给同行了解克罗内克在幕后诋毁康托尔一个的绝佳机会。可是,克罗内克本人在这一年的12月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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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很成功,会后,康托尔的论文发表在德国数学学会的《年度报告》(Jahresbericht)上。康托尔表明:给定任意集合,它所有子集组成的集合总是比它的母集合高一次幂(高一个基数)。在论文中,他对有限和无穷基数做了新的强调,这又说明了它们各自恰好是集合的有限和无限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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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康托尔对德国和德国数学家越来越反感,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于是,他很快就积极参与筹划1897年将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athematicians)。与成立德国数学学会一样,他希望为新思想的发展创立一个更鼓舞人心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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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第一次感到逃离了克罗内克恶毒的眼睛,没有什么顾忌,康托尔拿出了一份对他的无穷集合理论新的详细说明。在1885年和1887年,这份说明分两次刊登在《数学年鉴》(Mathematische Annalen)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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