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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作为一种逻辑发展和认识自然的工具，是希腊人的创造。大约公元前600年他们开始郑重其事地研究。希腊人如何、为何形成数学这一新概念并认识到数学这一新作用，关于这方面的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的文献没有保存下来。我们所有的只是历史学家的推测。其中一位叙述道，希腊人发现巴比伦人和古埃及人的著作中关于圆面积的结果互相矛盾，不得不决断哪一个是正确的。关于其他的论题有相似的不一致。另一种解释引证了希腊人的哲学兴趣，但这种建议引起的问题比它回答的问题更多。还有一种解释认为演绎数学来源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后者产生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论争。但希腊数学的产生早于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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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所有能够断言的是，自公元前6世纪以降希腊人有了一种洞察，其精义是：自然是理性地设计的，所有的自然现象都遵循一个精确不变的计划，可以说是数学计划。人类的心智有高超的能力，如果将这种能力用于研究自然，理性的数学的模式就能被辨认出，并且变得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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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希腊人是有勇气和天才对自然现象作出推理解释的第一个民族。希腊人的理解冲动具有追寻和探险的兴奋性。在探险的同时他们制作了地图，如欧几里得几何学，以便其他人能够迅速发现到达前沿的路径，帮助征服新的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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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引证说生活于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米利都的泰勒斯（约公元前640—前546）证明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几个定理时，我们有更可靠的历史根据。没有关于他的时代的文献，因而认为他根据逻辑手段证明定理，也是可疑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他和他小亚细亚的同时代人对自然的设计作了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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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更加确信的是，随着毕达哥拉斯学派（一个公元前6世纪的神秘宗教组织）的创立，确定自然的理性设计征用了数学之助。物理上多种多样的自然现象显示了相同的数学性质，这一事实触动了毕达哥拉斯学派。月亮和橡胶球具有同样的形状及球形所共有的其他性质。在多元性背后存在着数学关系，数学关系必是现象的本质，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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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数和数的关系中发现了这种本质。数是描述自然的第一原理，是宇宙的质料和形式。据称毕达哥拉斯学派相信“一切都是数”。毕达哥拉斯学派将数看成点（也许对他们来说是微粒），将点排列成图式，每一个图式可看成是代表了一真实客体。当我们考虑到这些时，它们的信念就更加可理解了。这样组合被称为三角形和正方形的数，可能被认为代表了三角形和正方形的客体。无疑，随着毕达哥拉斯学派发展和精炼了自己的教义，他们开始将数理解为抽象概念而将物理客体理解为其具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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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信，毕达哥拉斯学派将音乐还原为数之间的简单关系，这是由于他们发现了两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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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拨动一琴弦产生的声音取决于琴弦的长度；第二个，和谐的声音产生于长度可表示为整数比的琴弦。例如，拨动两条同样紧张着的琴弦，一条长度是另一条的两倍，就能产生和谐的声音。这两个乐音之间的距离现在叫作八度音程。拨动两条长度比为3比2的琴弦，就能形成另一和谐组合。在这种情形中，短弦所发的乐音叫做长弦所发音之上的第五音。的确，在每一个和谐组合中，所拨动琴弦的相对长度都可以表示为整数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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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达哥拉斯学派还将行星的运动“还原”为数的关系。他们相信在太空中运动的物体产生声音，并且运动快的物体比运动慢的发出更高的声音。也许这些观念受在绳子末端旋转的物体的嗖嗖声的启发。根据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天文学，行星离地球的距离越远，就运动得越快。因而行星产生的声音随它们离地球的距离而变化，而且这些声音都已和谐化。但是这种天体的音乐，像所有的和谐音一样，可被还原为仅仅是数的关系，从而行星的运动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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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其他特征也被还原为数。1、2、3、4，这四元特别受到推崇。据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誓言为：“我以我们灵魂所领受的四元的名义起誓。满溢的自然之根源包含于其中。”自然由四元组成，例如几何学的四元素（点、线、面、体），以及柏拉图后来所强调的四种物质元素（地、气、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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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中的四个数加起来等于十，所以十是理想的数，代表了宇宙。因为十是理想的，天空中必有十个物体。为具体说明所需要的物体的数量，毕达哥拉斯学派引入了居于中央的火，地球、太阳、月亮和当时所知的五个行星围绕着火旋转，在中央火的对面还有一个反地球。无论是中央火还是反地球都不可见，因为地球上我们居住的地区正好和它们相背。就这样毕达哥拉斯学派建立了基于数的关系的天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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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就可以理解公元前五世纪著名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菲罗劳斯的下述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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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数及其本性，存在之物无论就其自身来说还是就其与他物之间的关系来说，都不会为人明白。你会观察到数的力量不但在神魔的事务中起作用，而且在人的所有行为和思想中，在所有的技艺和音乐中，都发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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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自然哲学很难说是根基稳固的。而且，毕达哥拉斯学派并没有将物理科学的任何分枝推展得很远。公正地说，可将他们的理论称为肤浅。不过，由于巧合或凭直觉的天才，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了后来证明非常重要的两条论断：第一条是，自然是根据数学原理建立的；第二条是，数的关系居于自然秩序背后，统一、揭示自然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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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论者留基伯（Leucippus, 约公元前440）和德谟克里特（Democritus, 约公元前460—前370）也力陈数学的重要性，他们相信所有的物质都由位置、大小和形状不同的原子组成。位置、大小和形状是原子的物理上真实的性质。所有其他的性质如味道、热度和颜色都不在原子中，而在于原子在知觉者上产生的效果。这种感性知识是不可靠的，因为它随知觉者不同而变化。像毕达哥拉斯学派一样，原子论者宣称，居于物理世界常变之貌背后的实在可用数学来表达。这样，这个世界中的所发生的事件由数学定律严格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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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效地推广对自然的数学研究的希腊人是柏拉图。柏拉图接受了一些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教义，他自己就是一位大师，在意义重大的公元前四世纪主导了希腊思想。它是雅典学院的奠基者。这一学术中心吸引了那个时代的思想精英，并延续了九百年。柏拉图的观点清楚表达在其对话录《费力布篇》（Philebus）中。我们已经提到（参见《历史概观》（Historical Overview）），柏拉图认为真实世界是根据数学设计的。我们通过感官所知觉到的是真实世界不完美的再现。实在和物理世界的可理解性只有通过数学才能把握，因为“神永恒地将一切几何学化”。柏拉图比毕达哥拉斯学派走得更远，因为他不但想通过数学来理解自然，而且想超越自然来把握理想的、数学化组织的世界，他相信这才是真正的实在。感觉的、不长久的、不完美的要以抽象的、永恒的、完美的来代替。他希望几个具有穿透力的观察将提示基本的真理，然后通过理性来展开它们；这时，他就不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了。从此以后，自然将全部被数学代替。的确，他批评毕达哥拉斯学派，因为他们研究听到的和谐音的数，但从来没有达到数自身的自然和谐。对于柏拉图来说，数学不仅是理念和感觉之物之间的中介；数学秩序是实在本性的真正描述。柏拉图还奠定了公理演绎方法的原则（我们随后将讨论）。他将这种方法看成是将知识系统化并到达新知识的理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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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数学以研究和获得关于物理世界的真正的知识也受到柏拉图最主要的继承人的大力提倡。尽管关于数学和真实世界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及其追随者与柏拉图主义者有些不同，其学派也阐述和主张自然的数学图式（design of nature）。亚里士多德断言数学抽象是从物质世界中得出的；然而其著作中没有任何段落主张将数学作为感性知识的校正或扩展。他的确相信天体的运动是数学化设计的，但是，从根本上说，数学规律只是事件的描述。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事件的终极因或者说事件的目的，即目的论教义，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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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356—前323）开始征服世界时，他将希腊世界的中心从雅典转移到一个埃及城市，他谦虚地为其命名为亚历山大城。正是在亚历山大城欧几里得写下了第一部值得纪念的数学知识文献，经典性的《几何原本》（Elements）。这里证明这一形式做了第一次普遍认可的登场。欧几里得还写了力学、光学和音乐论文，其中数学是核心。数学是为人所知的物理世界所包含之物的理想描述。他的一些定理确实提供了几何形状和整数性质的新知识。然而，由于我们没有欧几里得的原始手稿，我们不知道究竟新知识是他的目标呢，还是他主要关注感性知识的可靠性。不管怎么说他是其他数学创造者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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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里亚时期（约公元前300—公元600）的希腊人对数学的发展几乎是不可估量的。就我们目前的目的来说，我们只需要提及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 公元前262—前190）的巨著，《圆锥曲面》（Conic Sections）；阿基米德关于数学和力学许多领域的各种一流著作；希帕库斯、麦乃劳斯和托勒密（Ptolemy, 公元85—165）的三角几何著作以及在后期（公元250）狄奥范图斯的算术著作。像欧几里得的著作一样，所有这些著作都对物理世界的客体、关系和现象给予了理想描述，扩展了我们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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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文明为罗马人和伊斯兰教徒的征服所摧毁，随着它的终结欧洲进入了中世纪，后者从大约公元500年到公元1500年延续了一千年。这种文化由天主教会统治，教会将尘世的生活放在从属地位，以便为天国中的来生作准备。结果，无论是用数学或其他任何手段研究自然，都受到贬低。不过，一些个人或团体（罗伯特·格罗塞泰斯特、罗杰·培根、约翰·派坎以及牛津的默顿学派——其成员包括奥康姆的威廉、托马斯·布劳德沃丁、巴斯的阿布拉德、查特斯的斯里和康彻斯的威廉）的确做了一些努力继续数学和物理研究。特别是他们相信，数学为物理现象的真实描述；还有一些，如阿布拉德和斯里因坚持实验技巧而知名。所有这些思想家都相信宇宙从根本上说是合理性的，数学推理能够产生关于它的知识。我们也不应忽视这个时期印度和阿拉伯的贡献，这些成果逐渐被吸收到数学知识的主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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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主要关注的近代时期，可看作始于公元1500年。十六世纪作为文艺复兴即希腊思想的再生而常常引人注目。究竟希腊手稿如何到达文艺复兴的中心意大利，与我们的论述无关。我们只是说希腊观点迷住了欧洲人，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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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说欧洲人对于新的力量和影响并没有立刻产生反应。在经常被称作是“人文”的时期，对希腊著作的研究比主动追求希腊人的目标更典型。到大约公元1500年，欧洲人的头脑注满了希腊人的目标——利用理性研究自然，探求作为其基础的数学图式，开始活跃。然而他们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希腊人的目标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相冲突。希腊人相信自然的数学图式的存在，自然永远不变地遵循理想的蓝图；而中世纪后期的思想家将所有的计划和行动归结到基督教上帝。他是设计者和创造者，自然的一切行为都遵循他定下的蓝图。宇宙是上帝一手造成的，受制于他的意志。文艺复兴时期和随后几个世纪的数学家和科学家是正统的基督教徒，因而接受了这一教义。但天主教教理决不包括自然的数学图式的希腊教义。那么理解上帝之宇宙的企图是如何与探求自然的数学规律相协调呢？答案是增加一条新的教义——基督教上帝根据数学设计了宇宙。这样，“企图理解上帝的意志及其创造物是最重要的”这一天主教教义，变成了探求上帝对自然的数学设计。正如我们随后将见到的，16、17和多数18世纪的数学家的工作是一种宗教追求。探求自然的数学规律是一种献身行为，会揭示上帝的创造物的荣耀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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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数学知识，即关于上帝的宇宙设计的真理，变得和圣经的任何一行一样神圣不可侵犯。人类不能希冀像上帝自己同样清楚地理解神圣的计划。但人至少可以怀着谦卑和谦逊寻求接近上帝的心智，从而理解上帝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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