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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通常不从这些方面思考交通拥堵问题，但是从一名司机的行为会影响到附近其他人的这个意义上讲，交通的确是一种社会现象。如果有人在你面前转弯，你就要急刹车，而你的反应可能又会引发身后一大批车急刹车，最糟的情况则是导致灾难性的连环相撞。即使在不太引人注目的环境中，每名司机也有可能对身旁的人施加影响，突然变道、危险穿行或无故鸣笛都会对其他人造成困扰。从这个意义上讲，拥挤的交通引发了在所有社会矛盾中都会出现的冲突，即自私行为和公共利益的冲突。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自私的动机——无私的司机不会很快到家。另一方面，猖獗的自私行为使得驾驶对其他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例如一些不守规矩的司机试图穿过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时被困在路口中央，挡住了路口并造成拥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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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交通流量模型，它可以预测在适当的环境下，这种普遍的自私行为可以触发一种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最理想的水晶一般的和谐状态。这种自组织的状态由德克·赫尔宾（Dirk Helbing）和伯纳多·休伯曼（Bernardo Huberman）于1998年发现。赫尔宾是交通物理学这个新兴领域的领导者，休伯曼是复杂理论学家，他们总会把自己的时间花在思考互联网上。两位研究者合作，模拟了数百辆虚拟汽车和卡车逼真地沿着双车道公路混合行驶的动力学特性。每辆车都遵守特定的合理规则：加速到最理想的安全速度；减速以保持车距，避免追尾；切换车道，并尝试超车（如果空间足够的话），等等。自动驾驶员甚至被赋予了不稳定的、类人的特点，例如切换车道后偶尔会有慢吞吞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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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宾和休伯曼计算了各种不同条件下的长期交通模式。当路上只有几辆车时，所有小轿车都会不减速地超越速度缓慢的卡车，而卡车隆隆地以它们每小时140公里的最高安全速度行驶。在中等交通密度时，一些小轿车发现自己不幸被困在卡车后面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超车或切换车道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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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处于临界交通密度，即每条车道上每公里约有35辆车时，所有的轿车和卡车都自发同步，就像一个整体一样沿着公路行进。引人注目的是，这是出于纯粹的竞争，没有协调者或中央控制，这是一个由自私的个体组成的大群体终结在了一个合作的状态，这对所有人而言都是最理想的状态。亚当·斯密或许会同意这个观点。从交通流量的意义上讲，这种状态是最佳的，因为此时的交通流量最高：即轿车和卡车通过某一特定路段的数量是最大的。这同样也是交通最安全的方式，因为司机没有机会改变车道或超车（变道和超车是大多数事故的原因）。赫尔宾和休伯曼用荷兰的一条双车道公路的数据测试了自己的模型，并发现了证实上述预测状态的数据。在临界密度时，轿车的速度是最稳定的，这是通过测量轿车速度波动得到的，另外变换车道和超车的情况也最少。但正如模型所预测的一样，水晶一般的和谐状态是脆弱的。当密度刚刚超过临界值时，水晶会融化成杂乱无章的液态，超车机会再次出现，导致了交通的不稳定，车辆走走停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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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宾和休伯曼建议，在匝道上使用由计算机控制的红绿灯有助于保持车辆的整体状态。红绿灯会响应轿车超车时电子传感器采集的瞬时数据。如果传感器检测到驶过匝道的一队车辆后面有间隔，那么灯会变成绿色，让更多的车涌入高速公路，填满间隔，让交通保持同步；如果车队有分裂成走走停停模式的趋势，那么灯会再次变红。这个策略与当前纽约长岛高速公路上使用的策略不同，长岛高速公路的红绿灯是根据预先设定的时间定时的。新方法无法解决高峰时刻的拥堵问题，但是在中等密度时，它有助于车辆更安全顺畅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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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交通同步问题，另一种不同的模式在数年前由斯图加特的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的两名物理学家鲍里斯·克纳（Boris Kerner）和休伯特·雷博恩（Hubert Rehborn）共同发现，当时，他们分析了安装在德国高速公路上的传感器所采集的数据。在自由流动和完全堵塞的交通密度之间，克纳和雷博恩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高度拥挤的状态，此时，所有汽车都突然减速到相同的速度，并停留在自己的车道上，作为一个整体缓慢前进。但不同于赫尔宾和休伯曼发现的同步状态，这个状态并非是由速度缓慢的卡车导致的。它完全是自发出现的，只发生在轿车群体中。自发的减速似乎发生在匝道附近，时间是早高峰期间不寻常的一大群轿车被挤到繁忙的公路上时。瞬间的涌入在某种程度上使得邻近的交通更加拥挤，同样的原理使得一颗尘埃可以帮助水蒸气凝结成液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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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令人奇怪的是，这种状态会徘徊两个小时之久，在匝道上的涌入车流恢复正常很久之后依然如此。换句话讲，这种模式会呈现出自己的独特性质。它是自组织的，甚至会反过来向公路发起堵塞的浪潮。后来，遇到这种走走停停浪潮的司机均困惑不已。拥堵周期性出现，却没有明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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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计算机模拟表明，这种模式并不是由超负荷本身所维持的。当匝道上的突然涌入减弱之后，随后的交通本应该畅通无阻，相同的一组司机，在相同的交通密度下也是畅通无阻的。这种更令人愉快的选择应该是稳定的、自组织的，但司机们却无法集体实现它。司机们陷入了一个稳定模式，无法达到最佳状态。在这方面，交通同步就像B-Z反应中的螺旋波和卷轴波，又像造成心率失常的有害的旋转波。同步一旦建立，这些波浪便很难消失。为了紧急疏导，交通需要进行“心脏除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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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没有这样的技术存在。在收集数据的当天，那条德国高速公路上实际发生的情况是，脉动的堵塞从早高峰一直持续到了上午9：30。到了那个时候，匝道的车流量已经减小了很多，这种模式无法再自维持下去。直到同步状态自动解除，交通才重新开始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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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交通同步是无意识的，但多数大规模的人类同步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同步让我们一起唱歌、跳舞、踩鼓点、在球场上玩“人浪”时会感到格外高兴。当每个人都在尝试合作时，实际出现的群体行为能带来一些惊喜。例如，请考虑观众一起鼓掌的情形。这种现象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反复调用它作为其他类型同步的比喻。但当科学家最终四处测试鼓掌现象时，他们被自己发现的东西吓了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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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一个全部由东欧血统的物理学家组成的团队前往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音乐厅，记录了几名观众在歌剧和戏剧结束时鼓掌的情形。记录显示，一开始，观众纷乱地鼓掌，然后自发切换到雷鸣般有节奏的较慢速的掌声，然后又陷入不和谐的状态，在混沌和同步之间反复摇摆了六七次。为了探索更详细的过程，佐尔坦·内达（Zoltan Neda）和他的研究生伊丽莎白·劳沃斯（Erzsebet Ravasz）要求一群高中生分别独自站在房间里，用两种不同的方式鼓掌。首先，他们要求每一名学生在出色的演出结束后按自己的意愿鼓掌。结果，出现的掌声是快速和不规则的，平均每秒四次，但变化范围很大，无论个人还是整个群体都是如此。然后，实验者要求学生假装他们在与一名假想的观众同步鼓掌。掌声放慢到了庄严的每秒两次——只有先前的一半快，仿佛所有人都跳过了一次击掌；同时，掌声也变得更加精确，仿佛存在对正确节奏一种强大的、共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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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全体观众的行为便可以从这些方面解释了。因为文化期望，观众们都知道他们想一齐鼓掌，但每个人的固有击掌频率都或快或慢。为了实现同步，每个人都会将各自鼓掌的速度降低一半，频率的散布减小（就像高中生实验中发现的那样）。正如温弗里和藏本由纪的耦合振子模型预测的那样，当频率的散布充分减小时，系统突然跨越了相变，同步自动爆发。同步是附带心理上的代价的。虽然集体鼓掌是雷鸣般的，但是只有当鼓掌速度是平常一半时才会发生，而且集体鼓掌是一种更喧闹的掌声，必然的后果是，整段时间内总的噪声量要少于混乱鼓掌的噪声量。不知为何，观众们感觉累积的噪声水平并没有充分传达他们的兴奋，因而他们唯一的方法是制造更多的噪音——加快鼓掌速度。但现在他们的频率分布也变宽了（测量结果表明，快速鼓掌本质上更松散）。因此，相变越过了相反方向，群体重新陷入混乱。在某种意义上说，观众因最佳同步与最佳噪声强度之间的权衡而感到沮丧，他们无法同时二者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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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鼓掌这种毫无意识的群体行为，人类的心理也会进入微妙的模式。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所有模型都忽略了人类意志的变幻莫测。他们故意假定人类的行为如机器人一般，以观察有多少现象可以单独依据基础解释。在邓肯·瓦茨的流行模型中，一旦超过了阈值，人们就会发疯。在交通模型中，司机们随着局部情况的需要加速或减速，仿佛受到了人类版本的机器的支配。当联合国维和部队出现时，集体屠杀部落成员的事件就不会出现，但是，当部队撤出后，疯狂杀戮便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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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恰恰是因为模型过于简化，使得它们的准确性与稳定性有些令人担忧。在很多形式的群体行为中，人们不依赖更高级的认知能力。“对个人而言，精神错乱是罕见的，”尼采说，“但在团体、政党、国家以及时代中，这却是规则。”“他，愉快地在军队中伴着音乐前进，已经让我鄙视，”爱因斯坦说，“由于失误，他得到了一个大脑，其实对他来说，脊髓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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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步是人类美丽表达形式的一部分。在芭蕾舞中、在音乐中，甚至当人们分享爱意的时候，他们的心跳也是同步的。不同的是，这些都是更加灵活的同步形式，它们不盲目、不呆板、不野蛮、不单调。它们体现了我们乐于认同的人类所独有的品质——智能、感受性以及只有最高级别的同步才会出现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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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人类彼此之间的同步以外，我们有时会觉得我们与周围的世界同步。最明显的例子是，我们与地球自转相牵连，与每日黑暗与光明的周期循环牵连。但除了昼夜节律以外，我们并没有发现更多证据充分的人类与环境同步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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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幽灵般的效力都被归因于月相。根据民间传说，某些罪行在月圆之夜发生的频率更高（同样也有更多的自杀、精神病发作、药物过量以及被狗咬伤事件）。甚至有一些科学论文宣称为“月球效应”提供统计学上的证据。但当用正确方法重新进行统计时，各种效应与月相的相关性总是不复存在。这里列举一个该领域的虚假研究的例子：一些作者声称，满月时会有更多的交通事故发生，但他们却忘记了控制事故率的周别或季度别变化。事故更频繁地出现于星期五晚、星期六晚、新年前夕和其他假期期间，以及夏季（一切都有明显的原因）。因此，在研究的时间段中，如果上述任何一种情形出现，统计结果也会随之改变。调整了这些日历效应的统计学家发现，满月不会造成显著差异。无论是生育率还是杀人率，暗杀还是天灾，一次又一次的严谨研究显示，满月对于所有人类事件都没有重要影响。然而许多明智的人——包括警员和急救室工作人员，却依然不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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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效应是我们寻找宇宙秩序的强烈欲望所导致轻信的典型，特别是我们希望把自己的生命节律与宇宙节律相联系。同样的冲动驱使着占星术和“生物节律”的江湖观念，这些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流行一时，现在已被遗忘的伪科学。回到那时，你可以买到一块装备有精密生物节律计算器的卡西欧手表，以便了解自己是否将会面对糟糕的一天。这类理论宣称，我们的身体被体能、情绪状态以及智力水平可预测的潮汐推来搡去，按照精确的23天、28天以及33天的周期呈现消长变化，据推测，每个人都一样，无论年龄、性别、健康状况以及遗传变异。20世纪70年代，由军事和航空工业开展的数十项严谨独立的研究中，没有发现任何支持这些生物节律的证据，也没有发现任何卡尔·荣格（Carl Jung）“同步性”（synchronicity）思想的证据，荣格的“同步性”思想声称，我们生活中有意义的巧合发生的次数远多于可以单独用“偶然”解释的事情。然而，相信这样的事情是很有趣的。在我的生活中，我常想，是什么让我在英国的那个雨天走进赫弗书店，去看一本题目特别的书——《生物时间的几何学》，仅仅一年前，我撰写的毕业论文副标题与之惊人的类似：“有关几何生物学的论文”。如果没有与阿瑟·温弗里的书不期而遇，以及幸运地选择了相同的词语，我可能永远不会遇到他，不会对同步产生兴趣，也不会写作你面前的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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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这类争议的问题是，当我们遇到需要评估罕见事件的概率时，所有人（包括专业数学家）都很容易犯糊涂，甚至很难提出正确的问题。在一篇关于巧合的论文中，统计学家佩尔西·戴康尼斯（Persi Diaconis）和弗雷德里克·莫斯特勒（Frederick Mosteller）讨论了一位女士的惊人故事，这位女士中了两次新泽西彩票。《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这个赌注的概率是一千七百万亿分之一，但这个概率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这个数字假设，这位女士只买了两张彩票，两张都中奖了；事实上，她经常玩彩票，而且通常买好几张。更中肯的问题是，对数以百万计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买彩票的广大彩民而言，某人在一生中能中两次大奖的概率是多少？当这个问题以这种方式构建时，一个似乎是天文数字般不可能的事件被揭露为一个实际存在的事实：仅仅需要7年时间，美国某地的某人中两次彩票的概率就超过了50%。公平地讲，新泽西那位女士甚至比这更走运，她在4个月内中了两次奖。即便如此，这种概率发生在某地某人身上的概率也高于1/30：这不一定会发生，但绝非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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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类同步到环境的绝佳例子（除了昼夜节律以外）都与大脑中的电节律被外部信号影响的可能性有关。例如，诺伯特·维纳描述了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德国一个令人惊讶的实验，在这个实验中，科学家试图通过向人类受试者发射大功率电磁辐射来同步这个人的脑电波。维纳描述到，一张锡片被悬挂在天花板上，连接到一个400伏发电机的终端，发电机的运行频率为10赫兹，与阿尔法脑波频率相同。维纳写到，该装置“可以与房间中的任何物体产生静电感应”，而且“它的确可以驱动大脑，引起受试者一种很不愉快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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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感觉可能有点儿像1997年12月16日夜晚，成百上千的日本小朋友看《口袋妖怪》时发生的意外。《口袋妖怪》是一部十分刺激的动画片，是18：30晚间档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其中的一幕是，一个字符通过引爆“疫苗炸弹”摧毁了一个计算机病毒。电视观众看到了一个明亮的白色爆炸，随后是灿烂的红色、白色和蓝色的光，像频闪的闪光灯一样闪烁，每秒12次，持续5秒。日本各地的孩子们立即开始感到恶心。有些孩子出现呕吐，有些孩子癫痫病发作，有几个孩子瞬间停止了呼吸。惊恐的父母们打爆了日本各地的应急服务电话，超过600名儿童被救护车送往急诊室。或许，许多日本家庭看电视的条件加重了这次袭击的伤害，很多家庭的房间很小，使用的却是大屏幕电视机：在日本公寓里看电视就像坐在电影院的前排。一名坐在大屏幕电视机前不到1米的14岁男孩昏迷了半个多小时。当晚，当日本新闻节目不负责任地重播令人作呕的场景时，更多的孩子受到了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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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变万化的脉动光引发了强烈的光刺激，由此触发了光敏性癫痫的发作，这是一种罕见的疾病，随着电视和视频游戏的激增，它变得越来越普遍。光敏性癫痫的确切原因尚不清楚，但它被认为是一种同步性障碍，脑电波被闪烁光所牵制，导致大脑中的神经元无法发射，引发癫痫。这一假设与临床观察是一致的，最危险的频率处在在15～20赫兹之间，只比大脑的阿尔法脑波稍快。这是一个例子，来自外部环境快速的、周期性的信号对人体生物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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