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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关于农作物的选种和品种记载颇多。“种之黄茂”【13】意思是说，播种时要选色泽光亮美好的种子，才会长出好苗来。“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穈维芑。”【14】把“秬”、“秠”、“糜”、“芑”看做“嘉种”，说明当时已经有优良品种的概念。《诗经·鲁颂·宫》说“黍稷重穋，稙稚菽麦”。《毛传》说“后熟曰重，先熟曰穋”；“先种曰稙，后种曰稚”。这种早熟、晚熟、早播、晚播的不同品种概念，反映了我国古代农作物选种、留种技术的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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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杂草对农作物生长有很大影响。周代已重视用工具“以薅荼蓼”【15】的除草工作了。《周礼·秋官》中还提出了四种消灭杂草的方法，分春、夏、秋、冬四季进行，如全面施用，确实可收到效果。例如夏季除草，把杂草地上部分全部刈割掉。夏天是植物生长发育最旺盛、消耗养分最多的时候，其光合作用停止，根部失去营养，必然大部分死掉。这种灭草方法，近代有的地方还在使用。关于防治害虫的方法，《诗经·小雅·大田》里提到“秉畀炎火”，即用火来诱杀害虫。《周礼·秋官》也记载了用牡菊的灰烬触杀，或者用牡菊的烟薰杀害虫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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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恢复土地的肥力方面，商、周时代已有了一定的办法。除让土地休闲来恢复地力外，有人根据甲骨文的研究，认为商代人们已在地里施用粪肥，并已有贮存人粪畜粪及造厩肥的方法。又结合消除田间杂草，人们已明确知道绿肥的作用。“荼蓼朽止，黍稷茂止。”【16】正是由于肥料的施用，这时期才可能开始出现连作的“不易之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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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蚕桑和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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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业在我国开始得较早。成书于春秋以前的《夏小正》中的“囿（即园）有见韭”和“囿有见杏”，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有关园艺的文字记载。其中还有“煮梅”、“煮桃”、“剥瓜”、“剥枣”之说，这些属农产品的加工。以上韭、杏、梅、桃及瓜、枣等肯定是栽培种类了。《诗经》里记述的蔬菜种类已经不少，但很难确定哪些是采集的野菜，哪些是栽培在园圃里的。估计瓜、瓠、葵、韭是已引入栽培的种类。同样，《诗经》中也有不少果树的名称，但可以肯定经人工栽培的只有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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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蚕最早的文字记载也是出现在《夏小正》中。三月：“妾子始蚕”，“执养宫事”。“宫”字据南北朝时候的皇侃解释即指蚕室。把蚕列为要政之一，可见养蚕的规模已经较大了。养蚕就要栽桑，《夏小正》中的“摄桑，委扬”及《诗经·七月》中的“蚕月条桑，取彼斧，以伐远扬，猗彼女桑”，讲的都是桑树整枝的事。已有一种矮小的桑树——“女桑”，表明培育桑树的技术水平已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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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也较发达。早已驯养的六畜这时在数量上有较大的增加。马是奴隶主贵族在战争和狩猎时用来驾车的重要工具，受到奴隶主贵族的特别重视。因此，《夏小正》和《周礼》中关于马的饲养、管理和繁殖等技术有较多的记载。“颁马”是指在春季母畜受孕后与公畜分群牧放，以资保护。“纲恶马”，与选择良种马有关，把劣马淘汰掉，使不得畜养。“执陟”，就是当春天马发情交配的时候，把没有成年的牡驹管束起来，使它不得混于母马之间，这也是配种必用强壮牡马的意思。阉割术的发明，是畜牧兽医学上的重大成就。《夏小正》中的“攻驹”，就指的是给马去势。甲骨文字中有关于阉割过的猪的字符：、。牲畜经过阉割后就能膘肥体壮，性情驯顺，既便于饲养，又提高了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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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束缚和生产工具、生产技术水平的限制，我国奴隶社会时期的农业生产，总的来说水平仍是不高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已能用人力来干预自然，以争取农业的丰收，并为以后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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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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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手工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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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前期，铸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不仅已从农业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且在各行手工业内部也有了一定分工。到了后期，手工业更大规模地从农业中分化出来，尤其是王室贵族所掌握的手工业，生产规模大，种类多，分工越来越细。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其专业有青铜冶铸业、制陶业、兵器制造业、骨器业、玉石工艺业，还有皮革、竹木、舟车、建筑等。各种工匠见于文献记载的有陶工、酒器工、椎工、旗工、绳工、马缨工等。每个专业生产部门中还有更细的分工，如青铜冶铸工艺就有采料、配料、冶炼、制模、制范、浇铸、修整等一系列程序和分工。周代手工业在商代基础上又有进步，种类增多，分工更细致，因而号称“百工”。社会生产分工的发展，为手工业生产者不断提高生产技术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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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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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手工业技术的进步给建筑业以新的技术武装。青铜工具斧、凿、锥、锯等用于建筑工程，陶制水道管和瓦的发明与应用，青铜建筑构件和各种雕刻品、丝织品用于建筑装饰，都自商、周以来开始盛行。初具规模的都邑和相当宽敞的宫殿，是奴隶主贵族据以显示威严及享受生活的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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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湖北黄陂盘龙城宫殿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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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加强防御，古史传说夏禹之父鲧已开始筑城。近年，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和山西夏县东下冯村发现了时间相当于夏代的城堡遗址。墙体是用夯土修筑的，与以后商代的夯筑技术相比，较为原始。商代城址已发现的有河南郑州和湖北黄陂盘龙城两处。两处的城墙主体都是夯土版筑而成，版筑办法是将两侧壁和一个横头用木板堵住，在这一段内分层夯筑，夯成后拆除横堵板和两侧壁板，然后逐段上筑。这种分段版筑法，可以在同一时间里集中较多劳动力，按一定的要求标准施工，既加速了筑城的进度，也保证了质量。位于现在洛阳的周代王城，城墙墙体采用方块夯筑的方法，即夯筑时用木板隔成方块，在这个方块内分层夯筑到相当于木板的高度，然后拆板向一方或向上移动，另组方块，上下夯块交错叠压，层次分明。这种成方块的夯打和交错叠放，增强了城墙的坚固性，类似后来的砖墙把砖交错叠砌一样。这方法一直为后世所沿用，成为我国传统建筑技术的特点之一。城墙的上部建筑没有遗存，但从甲骨文字的形象来看，商代城墙四门之上应该已有门楼建筑了。郑州商城遗址规模很大，有一定的规划布局。城内北中部高地上有大面积的夯土台基，是宫殿和宗庙的遗址。城的四周分布有各种手工业作坊和半穴居式居宅遗址及墓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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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桀作琼宫瑶台，殚百姓之财。”【17】说明夏代在广大奴隶创造的物质财富基础上，已经开始兴建相当规模的宫室。从商代早期、中期的二里头宫殿宗庙遗址和盘龙城宫室建筑基址来看，已有比较成熟的营造设计。以夯土筑成的高台为殿基，台基上有大型木骨泥墙构成的堂、庑、门、庭等建筑物。有的地方在地下还铺设有排水用的陶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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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安阳附近小屯村殷墟遗址为商代晚期的都城，是当时最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这里曾发现过几十座宫殿遗址。根据其基址的情况来看，建筑群的规划布局采用东西南北屋两两相对，中为广庭的四合院组织的布局。这种四合院房基已发现好几组，以长方形的基址比较多。最大基址长约46.7米，宽约10.7米。房基上整齐地排列着许多扁圆的大砾石柱础，有的砾石上还加垫了一块扁圆的铜片。在安阳小屯遗址一个为王室磨制玉石器的处所内，还发现一块涂有彩绘的白灰面墙皮，上绘有红色花纹和黑圆点，纹饰似由对称的图案组成。这一发现，说明了商代建筑物已用壁画来装饰室内墙壁。河北藁城台西村晚商居住遗存中发现了用夯土和土坯混筑的墙。土坯是以后烧砖出现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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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的建筑，现已发掘的有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早期的宫殿（或宗庙）和扶风县召陈村西周晚期大型建筑群遗址。从建筑技术上看，和商代的建筑大致相同。一些古文献中描述的周代宫殿、建筑是很宏大的。《尚书·顾命》中有一段记载康王即位仪式的文字，其中提及了当时的宫殿建筑有“五宫三门”、“堂”、“室”、“东房”、“西房”、“庭”、“东序”，“西序”、“东垂”、“西垂”等繁多的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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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的使用是从西周开始的。凤雏村遗址里瓦的数量不多，大概只用于重要部位或部分屋面上。而召陈村遗址三座房屋周围都有大量倒塌下来的瓦片堆积。瓦的种类、大小、形制、纹饰各不相同，有板瓦、筒瓦等。西安客省庄遗址还发现有专用于屋脊的人字形瓦。瓦上都有瓦钉和瓦环，有的在顶面，有的在底面，用来固定瓦的位置。瓦的使用，解决了屋顶的防水问题，延长了房屋的使用年限。但这时建筑上用瓦大概还只限于奴隶主贵族的房屋。春秋以后，瓦的使用才开始普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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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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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各个王朝差不多都设有管理织造的官员，这大概是从商周时期开始的。据《周礼》记载：周代专门设立有典丝、典枲、典妇功和掌画缋之事的官吏。《周礼》中所记官名，虽多有出于后人附会推测者，但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即使不能肯定说周代已有这些专管纺织的官吏，至少也能说明进行纺织品生产的组织和分工等已经逐渐健全。当时的纺织业，以麻纺、丝纺为主，也有少量毛纺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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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没有棉花，所谓的布指的都是麻布，是大多数人的衣着原料。在麻纺织技术上，这时有明显的进步。所使用的纺织原料种类相当多，有麻、苎、葛、苘、楮、、菅、蒯等植物。但已逐渐趋向于优选定型。“虽有丝麻，无弃菅、蒯。”【18】说明人们已认识到麻纤维的长度和韧性等纺织效能较优于菅、蒯等野生植物。麻和葛的纤维必须经过脱胶才能利用。对于麻，主要是浸沤，经过一定时间的发酵，使麻皮腐蚀柔软，所以《诗经》中有“可以沤麻”、“可以沤苎”的说法。对于葛，则要用沸水烹煮，因为葛纤维的胶质不易脱解，非使用高温不可。所以，《诗经》中有“是刈是濩”之说，“濩”就是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