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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山”对比《山海经·山经》具有更明确的山系概念。它所列各条山列都是自西向东伸延，而西部集中，东部分散，正确反映了我国地形西部多高山，东部多平原的特点。它从北而南顺序列出了四条东西延伸的山列。先把渭水以北和潼关以东的黄河北部诸山列为一条，包括自陕西西部的岍山、岐山开始，向东到靠近渤海的碣石山，共十二山。其次，把黄河南岸自青海的西倾山到山东的陪尾山，共八山列为一条。再把汉水流域自陕西嶓冢山到湖北、河南交界的大别山，共四山为一条。最后一条是由长江流域的岷山、衡山和敷浅原（今江西德安县境内）三山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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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水”部分，叙述了九条河流的水源、流向、流经地、所纳支流和河口等内容，是我国水文地理的先声。对各水系的叙述也从北而南，先主流后支流，井然有序，使人对“九州”之内河流水系的分布概况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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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水”首先讲到的是雍州的弱水和黑水。弱水在甘肃张掖西，是一条内陆河，北经合黎山，流入巴丹吉林沙漠，它说“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是相当正确的。但说黑水“入于南海”就很难理解了。其次讲黄河、汉水和长江，其中对江、河发源地还不甚了解。再次讲当时独流入海的济水和淮河，对于济、淮二水以及济与汶水和淮与泗、沂二水的主次关系，均做了正确的叙述。最后讲黄河的两大支流——渭水和洛水，对于渭、洛二水发源以及渭水东流入黄河所会的支流和洛水东北流入黄河所汇的支流等的描述也都很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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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的最后部分叫“五服”，其地理意义不大，但它表达了作者要求大一统的政治见解。这种大一统的思想，正是战国时期人民要求改变诸侯割据的局面、实现国家统一的愿望的反映，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而这也正是《禹贡》与《山经》的作者所以能打破当时诸侯割据的疆界，把广大地区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叙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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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地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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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地员》中有关植物学方面的知识已在本章第三节中叙述，本节拟就其中关于土壤分类方面的知识略加叙述。这也是《管子·地员》中的重要科学内容，它的地理学价值是很大的。《地员》的后半部分，专论土壤，它比《禹贡》关于土壤的论述要深入、详细得多。它根据土色、质地、结构、孔隙、有机质、盐碱性和肥力等各方面的性质，并结合地形、水文、植被等自然条件，将土壤分为“上土”、“中土”和“下土”三大等级，每一大等级又分为六类，即共计分为十八类。如被列为“群土之长”的“息土”，具有排水良好、蓄水力强的特点，即所谓“乾而不垎，湛而不泽”。它“淖（湿）而不翻（黏），刚而不觳（干而有润），不泞车轮，不污手足”，确是适于耕种的优良的土壤。又如被列为“下土”之一的“埴土”，是一种重黏土，充水才可解散，干后易裂，即所谓“甚泽以疏，离圻以臞”，这种土壤显然是贫瘠的。《地员》篇对土壤的分类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它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农业土壤知识的丰富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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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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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医学理论的初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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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学的发展和名医扁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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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医药学知识的积累和提高，兼之社会上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潮的兴起，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鬼神致病论产生了怀疑，出现了对疾病的真正原因进行朴素唯物主义说明的各种尝试。例如，春秋时期齐国国君生病，乞求神灵保佑，当时齐国的大臣晏婴认为，疾病是由生活所引起，求神是无用的。又如公元前541年，晋侯有疾，郑国的子产认为疾病是由“饮食哀乐”【52】所造成，与鬼神无关。秦国著名的医生医和则明确提出了六气致病说，对一些疾病的产生进行了广泛的说明。医和认为自然界存在的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如果失去平衡，就会分别导致寒、热、末、腹、惑、心等六类疾病。他指出：“天有六气……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菑（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53】尽管这一理论还比较原始和粗糙，但它把疾病的原因归之于自然界的因素，归之于因人体内部失去某种平衡所致，这就与鬼神致病论划清了界限，使得在诊断和治疗上采取与巫术迷信截然不同的方法，为医药学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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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医药学的发展状况，可以从名医扁鹊的活动窥其一斑。扁鹊姓秦，名越人，渤海鄚（今河北任丘县）人，约生于公元前5世纪。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为医或在齐，或在赵”，足迹遍及今河北、河南、陕西一带。他“随俗为变”，根据当地人民的实际需要，有时作“带下医”（妇科），有时作“耳目痹医”（五官科），有时又作“小儿医”（小儿科）。这一方面说明扁鹊有较全面的医术，另一方面也说明医学分科的专门化在当时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诊断方面，扁鹊采用了切脉、望色、闻声、问病的四诊法，证明当时对人体作客观检查的手段有了较大的进步。扁鹊尤擅长于望诊和切诊，《史记》有“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的记载，说明他在切脉诊断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治疗上，扁鹊研究并熟练地掌握了当时已经得到普及与发展的砭石、针灸、按摩、汤液、熨贴、手术、吹耳、导引等方法。在处理具体病案时，往往采用多种方法兼用的综合疗法。如对虢太子的“尸蹷”（类似休克、假死）之症，就先后使用了针灸、熨贴、汤液等多种疗法，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扁鹊在医疗实践中，提出“病有六不治”的原则。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信巫不信医”不治，反映了扁鹊与巫祝迷信不两立的唯物主义态度，也表明了在当时医与巫的激烈斗争中，医必定胜过巫的生气勃勃的活力和进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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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专门的医药学著作，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五十二病方》和《导引图》等篇，就是这一时期关于经脉、医方和医疗体育的专门著作。《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是已知最早的经脉学专书，也是最早的灸疗学著作，它们分别论述了十一条经脉的循行路线，以及相应的病症与疗法，是后来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经络学说的先声。《五十二病方》是我国已发现的最古医学方书，全书五十二题，每题列出治疗一类疾病的医方，少则一二方，多则二十余方。记有病名103种，方数约300个，药名247种，其中近100种药物与汉代出现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相同，表明这时的方剂学和药物学均有了较大的发展。所谓“导引”是“导气令和”和“引体令柔”的简称，是呼吸运动和躯体运动相结合的一种医疗体育。《导引图》就是这一方法的形象画图，共四十余幅。其中有为专治某种疾病而设的动作，也有以锻炼身体为目的的运动，它生动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导引术的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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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的整体观、脏腑经络学说和阴阳五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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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无数医家的临床实践和不断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在战国晚期出现了一部内容丰富的医学理论著作——《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它既非记述一时之言，又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一个时代医学进展的总结性巨著。《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十八卷，一百六十二篇。它以论述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病因、诊断等基础理论为重点，兼述针灸、经络、卫生保健等多方面的内容，为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广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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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7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中的导引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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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认为人体器官各有不同的功能，它们既相区别，又相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种整体观的指导下，认为人体某部分发生病变，可以影响到整个身体或其他器官，而全身的状况又可以影响到局部的病理变化。《内经》又把人体放在一定的外界环境中进行考察与研究，在论及医学的几乎所有基本问题时，处处结合四时季节变化、地理水土、社会生活、思想情绪等方面的变化，从而形成了人体与外界环境相互感应的观点。这些整体观念是《内经》，也是中国传统医学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的重要思想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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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腑、经络学说是中医的基本理论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研究人身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等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内经》对此作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论述。它是从临床实践中观察得来的。如对脏腑功能的叙述时提到饮食经过胃和消化系统的吸收，其中水谷精微之气，散之于肝，精气的浓浊部分，上至于心。而“心主身之血脉”，“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内溉五脏，外濡腠理”。这是关于血液循环概念的早期描述。经络是人体运行气血的道路，其干线叫经，分支叫络。它把人体结成一个表里上下、脏腑器官相联系沟通的统一整体。脏腑发生的种种变化，往往通过经络反映到肤表腧穴上来；反过来，针灸有关腧穴，可以通过经络的传递治愈或缓和、控制脏腑的变化。这就为诊断和治疗提供了理论的说明。这一学说两千多年来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成为中医体系中辨证论治的基本理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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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应用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医对生理、病理、疾病的发生发展、临床诊断和治疗等基本问题的看法，形成自成体系的学说。它运用阴阳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消长变化的朴素的矛盾发展观点，指出人体必须保持阴阳的相对平衡，即必须“和于阴阳，调于四时”才不致生病；主张人要积极地“提挈天地，把握阴阳”，以此作为处理医学中各种问题的总纲。它提出了“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等原则。它应用五行的生、克、乘、侮等学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肌体各腑脏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既相生又相克的关系，提出了所谓“母病及子”、“子病累母”等疾病传变关系和“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等治疗准则，都是五行说的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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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将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阴阳五行学说直接应用于医疗实践，形成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是中医学成为我国古代科学中最完善的学科之一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由于阴阳五行说毕竟是思辨性的早期哲学思想，故它在医学中的应用不能不带有经验描述的性质和历史的局限性。特别是在近现代医学和生物学兴起之后，如何吸取新的科学营养，发展中医学的理论，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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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的防治思想、病因说及解剖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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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强调以防病为主的医疗思想。主张“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要人们主动地防御自然界致病因素的侵袭，提出“不治已病治未病”，即在未病之前先采取预防措施。而当得病后，《内经》提出要防止病变的传变，提倡疾病的早期治疗，“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至于如何治病，《内经》精辟地分析了“治病必求于本”的道理，以及临床上如何掌握治本、治标的问题。至于具体治疗，则运用了内服（包括药物和饮食治疗）、外治、针灸、按摩、导引等多种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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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病因，《内经》指出引起疾病的外来因素是邪气（邪是不正常的意思），主要指存在于自然界的反常的风、寒、暑、湿、燥、火，还有饮食不节、劳倦过度以及情绪不正常等等。在一般情况下，人体的正气旺盛，邪气不容易伤害人体，而“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即只有当人体的正气相对虚弱，外因才通过内因起作用引起疾病。它还指出有时邪气潜入身体，当时没有发病，后来由于某种诱因，突然发病，因为“其所从来者微，视之不见，听而不闻，故似鬼神”，其实并不是鬼神造成的。它更明确指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即凡是笃信鬼神的人，不可以同他们讲医药治病的道理，这些都是对鬼神致病论的有力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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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剖方面，《内经》指出“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府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皆有大数”。书中所记载的人体骨骼、血脉的长度、内脏器官的大小、容量等，尽管不完全正确，但基本上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它采取分段累计的方法，度量了从唇经咽以下到直肠、肛门的整个消化道的长度，数据和近代解剖学统计基本一致。这一实践加深了人们对人体结构、功能及其联系的了解，为医学理论的建立提供了客观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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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国医学史上，《内经》占据有重要的地位，它初步建立了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一直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历代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医家和不少有创见的学派，为祖国医学增添了新内容，但就其学术思想的继承性来讲，主要是在《内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直到今天，研究和学习《内经》的理论，对于继承发扬祖国医学的宝贵遗产，仍有着重要的意义。《内经》作为一部科学名著，早已引起了国外医学家和科学史家的重视，它的部分内容，已相继译成日、英、德、法等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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