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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伦字敬仲,桂阳(今湖南省耒阳市)人,是汉和帝时的太监,曾负责监制御用器物。他总结了西汉以来造纸的经验,进行了大胆的试验和革新。在原料上,除采用破布、旧渔网等废旧麻类材料外,同时还采用了树皮,从而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原料领域。在技术工艺上,也较前完备和精细。除淘洗、碎切、泡沤原料之外还可能已经开始用石灰进行碱液烹煮。这是一项重要的工艺革新,它既加快了纤维的离解速度,又使植物纤维分解得更细更散,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纸张的质量,为纸的推广和普及开辟了广阔的道路。105年蔡伦把他用树皮、麻头和破布、旧渔网制成的纸,献给汉和帝,很受人们的欢迎,“天下咸称‘蔡侯纸’”【33】。蔡侯纸的出现,在造纸术的发展史上是一件大事,它标志着纸张开始取代竹帛的关键性的转折。20世纪以来,2世纪的纸不断在新疆、甘肃、内蒙等地出土,正反映着这一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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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术的发明和发展,可以大大推动文化知识的迅速传播和提高,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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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器的发展与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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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器在我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和卓越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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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流漆墨其上……舜禅天下而传入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34】。这说明在很早以前,人们就已使用在漆中加进红或黑色颜料的色漆修饰食器或祭器了。1960年前后,江苏吴江县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出土有绘漆黑陶罐,这就印证了文献记载的可靠性。其实漆的使用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发掘到一件器壁外有朱红涂料,微有光泽的木碗,经鉴定涂料的光谱与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的光谱相同,这说明距今约七千年前,人们已经开始用漆了。而舜、禹时代的漆器工艺已经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自此以后的漆器遗物也间有发现,1972年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中出土有色泽仍十分鲜艳的漆器残片,上有精美花纹并镶有绿松石,说明当时的漆器已相当精美。前此在安阳殷墟中也出土有红色雕花木器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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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漆器日渐兴盛。这一时期出土的大量漆器,大都质胎坚致,花纹细腻,形象精美,色彩调和鲜艳,反映了漆器技术的高度水平。1957年、1958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漆器可为代表,其中漆木鼓架,堪称精绝。据分析,战国时期的一些漆器,可能是用桐油加色漆配成的油彩来绘饰各种纤细的花纹图案的。漆的产量比桐油少,成本比桐油高,把桐油作为稀释剂填入漆中,既可改善性能,又可降低成本。这表明人们大概已经初步认识到漆和桐油的性能,使两者合用,兼收其美。战国漆器彩绘中包括红、黄、蓝、白、黑五色和各种复色,所用颜料大概是丹砂、石黄、雄黄、雌黄、红土、白土等矿物性颜料和蓝靛等植物性染料。就其胎型而言,有木胎、竹胎、皮胎和夹纻胎(用麻布)等,为后世漆器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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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漆器工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漆器手工业的规模和范围更加扩大。设有漆器工官的就有十个郡县,其中以蜀郡和广汉郡的金银饰漆器最为著名。“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35】,可见规模之大。“陈、夏千亩漆”,其富“与千户侯等”,更有“木器髹者千枚”、“漆千斗”的“通都大邑”,足见当时漆器业的发达。【36】两汉出土的漆器种类繁多,质量优良,其中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批精美的漆器,则是漆器工艺提高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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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漆器的制作有相当细致的分工。“一杯卷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37】,说的就是这种情形。从出土汉代漆器的铭文,我们看到当时油漆技术的工序有:素工(做内胎)、髹工和上工(上油漆)、黄涂工(在铜制附饰品上鎏金)、画工(描绘油彩纹饰)、工(雕刻铭文等)、清工(最后修整)等,开始于素工,完成于清工,井然有序。此外还有供工(负责供料)、造工(管全面的工师)以及护工卒史、长、丞、椽、令史、佐、啬夫等监造工官,组织十分严密。各工种的工人各尽所长,分工合作,使漆器生产工艺日臻完善,盛极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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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后,由于瓷器的发展,漆器日用品如杯、壶、盘等渐为瓷器所替代,但漆器技术仍有发展。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脱胎工艺(先借木骨泥模塑造底胎,再往外面粘贴几层麻布,于麻布上髹漆彩绘,然后除去泥模,遂成中空漆器的工艺)和唐代创制的剔红技术(把朱漆层层涂在木或金属胎上,每上一道漆就用刀剔出深浅花纹图案,显示有立体感的图像的技术)等,都为漆器的发展开创了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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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漆案及杯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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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漆器和髹漆技术先后传到朝鲜、日本、东南亚,以及中亚、西亚各国,并传到欧洲,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和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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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建筑、交通及纺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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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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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城是世界建筑奇迹之一,它以雄伟壮观、工程浩大闻名于世。长城的修筑是从战国时期开始的,它是为防御北部游牧民族南侵和各诸侯国之间进行自卫而兴建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为了防范匈奴的突然袭击,把燕、赵、魏等诸侯国的长城连接起来。用三十万人力连续十多年,筑成了西起甘肃临洮(今岷县),沿黄河到内蒙古临河,北达阴山,南到山西雁门关、代县、河北蔚县,经张家口东达燕山、玉田、辽宁锦州并延至辽东的万里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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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除重建了秦长城外,又修筑朔方长城(内蒙古河套南)和凉州西段长城。后者包括北起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海,沿额济纳河到甘肃金塔县北的北长城;从金塔县经破城子、桥湾城到安西县的中长城和从安西县经敦煌城北直达大方盘城、玉门关进入新疆的南长城。它们是汉武帝时期开始修筑的。据居延出土的汉简记载,长城的修筑“五里一燧,十里一墩,卅里一堡,百里一城”,这同实地考察的结果大体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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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长城的遗迹至今仍历历可寻。据考察,秦长城多就地取材,用夯土筑成。从敦煌西南玉门关一带汉长城看,墙身残高4米,下部宽3.5米,上部宽1.1米,也是用土夯成,距地面50厘米开始铺纵横交错的一层芦苇,厚6厘米,作为防碱夹层,可使墙身坚固,不易倒塌。在金塔县和额济纳旗,还存留烽火台二百多座,台平面呈正方形,每边17米,高25米左右,蔚为壮观。它也是由夯土或土坯筑成,施工中亦采用芦苇。至今仍有许多烽火台除四角剥蚀外,其余部分都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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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长城雄踞于我同北部河山,绵延万余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防御体系,无论对抵御匈奴等游牧民族的侵扰,还是为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都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而在如此辽阔的地域,在崇山峻岭、流沙、溪谷之间,构筑如此庞大、艰巨的工程,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磅礴气概和聪明才智,也反映了当时测量、规划设计、建筑和工程管理等的高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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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结构与砖结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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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已经盛行的高台建筑,仍是秦和西汉时期宫殿建筑的主要形式。所谓高台建筑是一种夯土和木结构相结合的建筑形式,它把许多单体建筑聚合在一个阶梯形夯土台上。如秦代建成的咸阳新宫、朝宫等都是在夯土台群上修建的庞大宫室殿屋群,周围修筑高架的道路(“阁道”)同其他的“离宫别馆”相通,极其华丽壮观。秦于公元前230年开始兴建新宫,前后经十年的时间,先建成信宫,作为咸阳各宫室的中心,随后又建成甘泉宫、北宫等,构成了一组大建筑群。“秦每破诸侯,写仿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之上”【38】,所以,咸阳新宫吸取了六国建筑的不同形式特征,可视为战国以来宫殿建筑的集大成的产物。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又兴建一组规模更为庞大的建筑群——朝宫,其前殿即著名的阿房宫,“先作前殿阿房……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达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39】。这些宫殿大都采用了高台建筑的形式,西汉时期在长安城先后修建许多宫殿的形式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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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汉时已出现的多层建筑,到东汉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从出土的明器、画像砖和铜器上,用木架构成的多层楼阁和封建坞壁的门楼、望楼等,就是这一建筑形式的生动说明。这是在梁柱上再加梁柱的迭架技术的应用,表明了木结构技术的重大发展,奠定了后世木构高层建筑技术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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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斗拱”结构(“斗”是斜方形垫木,“拱”是弯长形拱木),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在汉代又有很大发展。其形式多样,有直拱、人字拱以及单层拱、多层拱等。四川乐山汉代崖墓的斗拱就有六七种式样的曲拱。斗拱与挑梁、斜撑同时发展,既用以承托屋檐,也用以承托平座,是建筑结构本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斗拱”结构的出现,说明已有了关于合力、分力等经验性力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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