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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3 山东高唐县出土的东汉多层绿釉陶楼阁（明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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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屋顶也出现了多种形式，如四坡顶、歇山顶、卷棚顶、悬山顶、四角拈尖顶等，具有丰富生动的造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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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与砖构技术，在秦汉时期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西周已出现了铺地砖与瓦，从而开辟了新的建筑材料和结构领域，对于建筑质量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战国时期出现的空心砖和小条砖，到秦汉时期已被大量用作建筑材料。由于小条砖具有制造容易，承重性强，砌筑方便，可灵活应用等优点，到西汉晚期最终取代了空心砖。秦汉时期小条砖逐渐趋向模数化，长、宽、厚的比例约为4∶2∶1，使在垒砌墙体时，可灵活搭配。为了防止砖块脱落，人们还创造了榫卯砖、企口砖、楔形砖等。这些都是人们在实践中取得的科学合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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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4 建筑屋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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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的砖砌法，砖与砖之间缺乏联系，经过不断实践与总结经验，砖墙的砌法就朝着相互拉结的方向发展，使得砖墙有较好的整体性，既稳固，又能承受压力和推力。在战国时期已出现的数种垒砌技术的基础上，秦汉时期更有式样新颖的垒砌新技术的出现，使墙体既坚固又美观。关于砖顶结构，两汉有重大的发展。西汉中叶盛行筒拱结构，用条砖，其特点是二边支承；西汉末年出现了拱壳结构，特点为四边支承，它是由拱顶平面为十字交叉、等高的两个筒拱相互贯通穿插而成，充分发挥了砖材耐压的性能。在施工技术上采用了无支模施工法。虽然当时拱壳的跨度不大，但其结构性质，仍与现代的双曲拱砖扁壳类同。东汉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砖结构形式——迭涩结构。它保持了拱壳结构的外形，采用上下砖之间的砖缝成水平的逐层出挑成顶的方法。这种砌法较之不断地改变砖缝面角度的拱结构，在施工上要简便得多。所以该结构的出现，乃是探索一种简便的砖拱结构施工方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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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道与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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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道和栈道的修建，是秦汉时期规模宏大的筑路工程，对于陆路交通的发达，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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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令筑驰道。以咸阳为中心的，计有东方大道（由咸阳出函谷关，沿黄河经山东定陶、临淄至成山角）、西北大道（由咸阳至甘肃临洮）、秦楚大道（由咸阳经陕西武关、河南南阳至湖北江陵）、川陕大道（由咸阳到巴蜀）等。还有江南新道，南通闽广，西南达广西桂林；北方大道，由九原（今包头）大致沿长城东行至河北碣石，以及与之相连的从云阳（陕西淳化）至九原的长达一千八百余里的直道，等等。1974年，在伊克昭盟发现了长约百米的直道遗迹，路面残宽约22米，断面明显可见，现存路面高1米至1.5米，用红砂岩土填筑。从直道遗迹可以看到南北四个豁口遥遥相对，连成一线，这同《史记·蒙恬传》所载“堑山堙谷，通直道”的记载正相吻合。由此可见驰道工程的庞大和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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栈道的修筑始自战国时期。公元前三世纪，秦国为了开发四川，就修筑了栈道，正如蔡泽所说“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40】。到西汉前期已有嘉陵故道、褒斜道、骆道和子午道四条通蜀的栈道。其中褒斜道长五百余里，路面宽3～5米不等。栈道盘旋于高山峡谷之间，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工程技术措施，或凿山为道，或修桥渡水，或依山傍崖构筑用木柱支撑于危岩深壑之上的木构道路，表现了在筑路工程中，适应十分复杂的地形条件的出色的技术能力。栈道是川陕间的交通干线，历代屡屡修建，在经济文化交流和战略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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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路交通的主要工具是各种车辆，大多为两轮车，其设计因不同的用途而异，有的适于载重，有的利于速行，有的轻便舒适。还有灵活适用的独轮车和稳定性强、载重量大的四轮车等。辽宁辽阳西汉遗址出土有铁车（车轴承）、车锏（铁圈）等物，说明汉代已在车轴上加铁圈，使铁与铁相磨，其间加上油脂润滑，增强了车轮的牢固性，减少了车轴承的摩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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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路交通与船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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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陆路交通相并行的是水路交通的发展以及造船业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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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进一步完成统一大业，克服五岭障碍，解决运送军粮问题，派史禄领导开凿了一条灵渠。灵渠位于广西兴安县。灵渠选取湘江上游海洋河某处，用石筑成分水“铧嘴”和起溢洪作用的大小“天平”，令湘水分流入南北两条水渠，北渠仍通湘水，南渠和漓水相通。这样就连接了湘水和漓水，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南、北渠和“铧嘴”、大小“天平”等便是灵渠的主要工程。当海洋河流来的水大时，洪水由大小天平溢入湘江故道，可保证灵渠的安全。南渠长三十余里，宽约5米，合理地选在与湘、漓二水相距很近的地段，这里水位相差不大。由于地势险峻，为使水势平缓，便于行船，灵渠选取了迂回的路线，相对增加了渠道长度，从而降低了河床的比降。由此可见，灵渠的总体布局和具体设计都是很科学的，它在我国和世界航运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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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5 灵渠工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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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已有比较完整的水军体制，发展了用途不同、类型多样的船舰。它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据史籍记载，春秋战国时期较大的水战就不下十余次，它已成为各诸侯国间发生的重要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许多诸侯国纷纷建立了水军，拥有多种类型的大小船舰。据《越绝书》记载，吴国就有五种船型，“大翼者当陵军（陆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行楼车，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骠骑也”。河南汲县出土的战国水陆攻战铜鉴上的纹饰绘有两层甲板的楼船，下层有桨手多人在用力划桨，上层有战士多人，或击鼓、或射箭、或使枪，生动地反映了水战的场面。它同文献记载一起，有力地描绘了这一时期水战及船舰结构的历史状况。汉代的水战也很频繁，船队十分庞大，一次战役能出动楼船二千余艘，水军达二十万人左右，分别由“楼船将军”、“横海将军”、“戈船将军”、“下濑将军”等统领。船型有在舰队最前列的冲锋船——“先登”，有用于冲突敌船的狭长战船——“蒙冲”，有轻快如奔马的快船——“赤马”，有上下都用双层板的重武装战船——“槛”。更有多层高大的楼船，有两层的，第二层舱室叫“庐”；有三层的，第三层舱室叫“飞庐”；有四层的，第四层叫“爵室”。《后汉书·公孙述传》还有“造十层赤楼帛栏船”的记载，其高大壮观可以想见。汉代楼船等的出现是我国古代造船技术初步成熟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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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6 河南汲县出土战国早期水陆攻战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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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1974年在广州发掘的秦汉遗址，是当时船舶建造规模宏大和技术先进的说明。认为它是一造船工场，它由三个平行排列的造船台，船台和滑道相结合，滑道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外形同铁路相似。在船台造船，由滑道下水，这是一种相当先进的造船设施。而且由船台两滑板中心间距分析，还认为该工场能造3.6～8.4米宽的船舶，在滑板上平置两行木墩，共十三对，两两相对排列，用以承架船体，其高度约为1米，便于在船底进行钻孔、打钉、艌缝等作业。但是，也有人认为它并不是造船工场，而是古代水上建筑遗址。所以，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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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船舶技术的进步还表现在橹、舵和布帆等的发明和应用。东汉刘熙在《释名》中说：“在旁曰橹，橹，膂也。用膂力然后舟行也。”橹是比桨效率高的推进工具，桨只有向后拨水时才作实功，而橹在整个运动过程中都作实功，俗话说“一橹三桨”，说的正是这种情形。船尾舵的出现大概在两汉之交，它使人们能够轻便灵活地掌握特定的航向。1955年广州近郊东汉墓中出土的陶船明器，船尾有舵，它比近代的舵稍长些，装置情况也有所不同，是一种早期的船尾舵，还保持着从梢发展变化而来的迹象。它的出现是船舶技术的重大进步。此外，据《释名》说，“随风张幔曰帆，帆，汎也，使舟疾汎汎然也”。这说明东汉已经使用了布帆，它是利用风力解决船舶动力问题的重大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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