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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7 广州近郊东汉墓中出土的陶船（明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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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出土的纺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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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各种纺织品的质量和数量，都较前大为提高。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政府自民间征集的绸帛就达五百万匹，可见当时纺织业的兴盛状况。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纺织品，反映了当时纺织技术的高度水平。经鉴定，马王堆出土丝织品的丝的质量是很好的，丝缕均匀，纵面光洁，单丝的投影宽度和截面积同现代的家蚕丝极为相近，表明养蚕方法和缫、练蚕丝的工艺已相当进步。“薄如蝉翼”的素纱织物，最能反映缫丝技术的先进水平。这种轻纱从观感上来说，简直可以和现代的尼龙纱相媲美。其中有一块宽49厘米、长45厘米的纱料，重量仅2.8克。一件素纱禅衣长160厘米，两袖通长190厘米，领口、袖头都用绢缘，而总重量只有48克，纱的细韧是可想而知的。这样的丝，在缫丝工艺、设备、操作各方面没有一定水平，是根本生产不出来的。数量最多的平纹织物——绢，其经线密度大都在每厘米80～100根之间，最密的达164根，纬线密度一般都在经线密度的到之间，这说明已有了相当先进的织机。在提花织物中有素色提花的绮、罗以及用不同的彩丝织成的锦。其纹样繁多美观，有菱纹、对鸟纹、矩纹等等。对其中个别纹样的分析证明，它是用比较先进的提花机织成的。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些纺织品中还发现有起毛锦织物，它是利用较粗的经线在应该提花显纹的地方织成绒圈，使花纹处高出织物，从而有明显的立体感。经研究，它的织造要在通常的提花装置外，还得有能够织入起绒的方法才行。这种技术是我国后来的起绒织物（漳绒，即今天鹅绒或称平绒）的先声。对麻织物的分析表明：此时的麻纺织技术，在脱胶、漂白、浆碾等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染色方面，不论是植物性还是动物性染料的应用，都大有进步。经研究，其中浸染的颜色品种有29种，涂染的有7种，以绛紫、烟、香、墨绿、蓝黑和朱红等色染得最为深透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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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8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素纱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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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马王堆绚丽多彩的纺织品，表明了纺织技术无论是原料和产品的处理、织物的织造或织机性能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而由一些文献和出土文物，我们可以得知秦汉时期出现的一系列纺织机械，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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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9 汉画像石上的纺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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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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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摇纺车，《方言》称之为车。在山东滕县宏道院、江苏沛县留城镇和铜山洪楼等地出土的画像石上，所画纺纱情况，都是有关当时纺车的描绘。从这些画像可看出，汉代的纺车是由一个大绳轮和一根插置纱锭的铤子组成。绳轮和铤子分装在木架的两端，另以绳带传动。和后世所用，大致相同。纺车既可加捻，又能合绞，和纺坠比较能较大地提高制纱的速度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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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机，是一种织造一般布帛的机械。我国最初使用的布机，多半是前面提到的原始腰机。但至秦汉时期，早已超越这个阶段。在江苏泗洪等地出土的画像石上，可以看到当时布机是由经轴、怀滚、马头、综片、蹑（脚踏木）等主要部件和一个适于操作的机台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机台和蹑。由于采用了这两种设备，可以为操作者创造出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条件和用脚提综变交，腾出手来更快地投梭引纬、打纬，从而提高了织布的速度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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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花机，是从一般布机发展而来的，但比一般布机复杂得多，能织造复杂的花纹组织。据汉代王逸的《机妇赋》所载，汉代的提花机是“兔耳跧伏，若安若危。猛犬相守，窜身匿蹄。高楼双峙，下临清池。游鱼衔饵，灂其陂”。“兔耳”是控制怀滚的装置，“高楼”即花楼，“猛犬”是对于引杆行筘的迭助木的形容，“游鱼衔饵”是对于综丝的形容。它已经具有机身和装造系统的联合装置，基本上具备了我国传统提花机的各种主要部件，从性能方面来看，能够织制任何复杂变化的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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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纺织机械，在当时世界上都是很先进的工具，均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其中提花机在七八世纪和12世纪，先后两次传到欧洲，对欧洲提花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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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0 山东滕县宏道院汉画像石上的纺车与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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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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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学术思想和王充《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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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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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加强思想统制的政策，其出发点固然是为了加强中央封建集权的统治，但它使战国时期十分活跃的学术思想受到禁锢，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西汉前期，思想的统治相对减弱，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又有复苏的倾向，汉文帝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41】，这说明各家还有相当的影响，尤其是道、儒、法、阴阳、纵横各学说，又都有所抬头，学术思想呈现比较自由的景象。这种情况对于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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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为了封建“大一统”的政治需要，采纳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年—前104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和今文经学派的官学地位。董仲舒从解释儒家的经典着手，建立了一整套神学世界观，使儒学走上了宗教化的道路。他提倡“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在政治上论证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它虚构天的至高无上，以树立皇帝的最高权威，来维护和加强地上君主的统治。就对科学技术的影响而言，它排除了进行科学探索的必要性，而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说教代替了，也一劳永逸地完成了自然科学的任何研究。它认为宇宙内的一切，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的所有现象，都是照着天的意志而显现的。“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42】也，而天创造万物的目的是为了养活人，即所谓“天之生物也，以养人”【43】，天又完全依照它自身的模型塑造了人，人的形体、精神、道德品质等等，都被说成天的复制品，与天相符的。这样“天人感应”就成为必然的了。于是灾异被认为是天的谴告，“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44】。春、夏、秋、冬四季变化则是天的爱、严、乐、哀的表现，天气的暖、清、寒、暑则以帝王的好、恶、喜，怒来解释，等等。它几乎要窒息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规律进行探索的任何生机，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极大的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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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武帝时期，由于董仲舒的这一套神学世界观刚刚确立，非正统的所谓异端思想还在进行顽强的反抗。“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45】为抱负的司马迁，正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他反对在科学知识上面附上宗教迷信，使人“拘而多畏”，他批评“巫祝祥”的迷信思想，对“天人感应”的神学世界观持批判的态度。在《史记》中，司马迁在同自然科学有关的一些问题上，显示了自己广博学识和求实精神，其《天官书》是我国现存第一篇系统地描述全天星官的著作；《历书》则表达了他关于历法的主张；《律书》、《河渠书》、《货殖列传》等则有关于音律学、水利、地理知识的记述。而且司马迁所开创的在史书中记录科学技术史料的先例，为后世所遵循。他的首创之功，是不可湮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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