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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参见《魏书·司马楚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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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王弼：《老子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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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邢昺：《论语正义》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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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郭象：《庄子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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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抱朴子·畅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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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抱朴子内篇·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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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昙济：《七宗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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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参见《神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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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梁书》卷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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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弘明集》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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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晋书·天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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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晋书·天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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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晋书·天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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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第六章 古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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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 58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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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经济和科技文化繁荣的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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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年，杨坚篡夺北周王朝，建立了隋朝。589年，隋灭陈，统一全国。隋文帝创立的一些制度，为唐代所遵循。所以，隋朝年代虽然短促，仅有38年，却不能忽视它在历史上的作用。继隋之后的唐朝，堪称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盛唐”之誉驰名于世界。隋、唐两代是在长江、黄河两大经济区相结合的基础上，在比前代广阔、深厚得多的经济基地上建立起来的，因此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中外交通等方面都得到空前的发展，其繁荣程度远远超过两汉。唐中期以后，黄河流域战火连绵，朝廷主要依赖长江流域和江南财富来支撑，反映出这时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唐晚期的藩镇割据和后来的五代十国，虽给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但在长江流域和江南地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一些领域仍有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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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以及他们的辅臣，都亲眼看到隋末政治的腐败和隋政权的覆亡，亲身体验到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他们认识到大乱之后，亟须休养生息，安定秩序，发展生产，缓和阶级矛盾，方能维护和巩固封建政权。为此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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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政权很重视法制的建设，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来保证政令的施行。尽管《唐律》的目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但在制律时确也考虑了“审慎法令”，“宽简刑政”【1】等政策的需要。其中关于土地制度、户口、手工业、商业和中外交通的规定，对于造成唐代的经济繁荣和科技发展，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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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经济的根本是农业。唐前期的经济繁荣，主要也反映在农业生产的发展上。土地政策方面，唐代承袭和发展了隋代的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并制定了一套检校人口的制度，规定每年一造计帐，每三年一造户籍。唐政权控制的户口数不断上升，贞观时户数不到三百万，而天宝时已达九百万户，五千多万人。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加上政治、经济的改革措施，使唐朝前期社会经济迅速上升，到开元时（713—741）进入了全盛期。后世士大夫赞颂开元、天宝年间是“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数。四方丰稔，百姓殷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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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生产发达的基础上，手工业生产也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唐政府设有专门的手工业管理机构，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如据《唐六典·少府监》记载，唐政府规定官府工匠要接受技术工艺的训练或学习，时间按不同的工种长短不一，其中金、银、铜、铁等金属的凿镂错镞等工学四年，车辂、乐器等制作学三年，平漫刀矟等工学两年，矢镞、竹、漆、屈柳等工学一年，还有学几个月乃至几十天的。这种对工匠的培训措施，无疑提高了工匠的技术工艺水平。这时期，传统的纺织、造船、矿冶、陶瓷、造纸等手工业技艺都达到新的水平。唐前期，丝织业的中心仍在河南、河北，但南方的丝织业已相当发达，到后期则已超过北方；镂版印染的夹缬法在唐前期已经被推广，“遍于天下”【3】，涂蜡印染的﨟缬法，也很是流行。唐代的铜镜、金银器皿，以精致美观，巧夺天工而著称于世，武则天在洛阳用铜铁铸天枢，又铸九州鼎等，这些都说明当时冶铸业的巨大规模和金属加工工艺的高超。陶瓷中釉下彩工艺的发明，唐三彩的问世，为我国陶瓷史增添了新的瑰宝。造船和制盐等手工业都有较大的发展。种茶和制茶也迅速兴起，到唐德宗时，茶税已成为唐政府中一项举足轻重的重要税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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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导致商业的繁荣。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以及扬州、益州、杭州等地成为重要的商业都市，汇聚着四方的物产和珍宝。沿海的外贸港口，除广州外，福建泉州、浙江明州也迅速发展起来，通航于东海、南海和印度洋上，与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非洲东海岸各国交往贸易日益频繁。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贸易也日趋发达。交通贸易的发展，对沟通和交流国内外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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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关系更加密切。隋朝就是以汉族为主联合鲜卑等族建立的。唐太宗采取了对各少数民族较为平等的政策，《资治通鉴》称他对各族“爱之如一”【4】。各少数民族在唐政府中担任文武大臣的，据新、旧《唐书》记载就有几十人之多。汉族也有不少人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如文成公主到吐蕃，太和公主到回纥，都带有许多随从人员。随着各族之间人员的来往，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交流也更加频繁。唐初时突厥就以马羊等畜牧产品和汉人交换锦绢。武则天时，唐廷给予突厥“种子四万余石，农器三千事以上”【5】。回纥与汉族经常开展马绢和马茶交易，“大驱名马，市茶而归”【6】。汉族生产的丝绸织品和金银器、铁器大批运到高昌，或由此再往西运。高昌的酿葡萄酒法，在唐太宗时传到长安，唐廷“收马乳蒲桃种于苑，并得酒法，仍自损益之，造酒成绿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长安始识其味也”【7】。高昌和南方少数民族所产的棉布这时都已输入内地，对后来棉花种植和棉布纺织在内地的推广有着重要的意义。南诏的兵器、药物相继运到内地，汉族的丝织、农耕和建筑等技术也传入了南诏。吐蕃的金银器物、纺织品、畜牧产品和药材等都大量输入内地，内地的养蚕、纺织、耕稼、酿造、造纸、制墨等生产技术也传入了吐蕃。文成公主曾说“世间诸工巧，妆饰与烹饪，耕稼纺织等，技艺亦相敌”，她还由内地“召致甚多木匠、塑匠，建甲达惹毛切殿”【8】。唐高宗时，松赞干布派使者向唐廷“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并许焉”【9】。汉族的历书，医学以及特产茶叶，也是唐时传入吐蕃。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融合，反映了隋唐时期的高度文明是各族人民共同造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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