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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政府对书籍的搜集整理工作比较重视，甚至不惜高价收购和组织人员抄录。由于兵火之灾，隋朝建立时，所收的书籍仅一万五千余卷，“部帙之间，仍有殊缺”，“至于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10】。隋文帝和隋炀帝都曾大规模组织抄书，使国家掌握有大量的图书典籍，藏书至30万卷。这些书籍在隋末又大量损失，至唐朝建立时仅余8万卷。唐自太宗至玄宗开元时，也两次组织人力抄书，并设立了修书院。因而开元时藏书充实，其中有前人所著录的53915卷，唐人著作28469卷。安史之乱，旧籍又“亡散殆尽”。770年左右，元载奏“以千钱购书一卷”。文宗时（829—840）“四库之书复完”【11】，藏书达56476卷。隋唐时期藏书之盛，反映了当时文化发达的情况，也促进了社会文明的发展。在《二十四史》中，就有《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等八史是唐初撰修的，其中李淳风所撰《晋书》中的天文志为各史天文志中最精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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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末期，门阀制度已受到致命的打击。入隋后废除了九品中正制，采取科举取士的方法，设立了进士科，并建立起较完整的教育制度。唐朝又把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备，使庶族地主中一些较为精干的人才，得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参与政事。尽管科举制度存在很多弊病，但它较豪强门阀把持取士的制度有所进步，对扩大知识分子的数量，对当时的政治、文化、科技以及后世的取士制度有很大的影响。唐代科举曾设有明算科，医学教育也建立有严格的制度。雕版印刷术发明后，更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推广和传播。加之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需要，在这个封建盛世时期，科学技术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在天文历法和医药等方面都超越了前代，并为宋元时期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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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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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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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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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长期的分裂状态进入到一个统一和比较安定的环境，这本身就对农业生产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隋、唐初期所实行的土地政策，检括人口，减轻徭役等措施，也在客观上为农业生产的兴盛创造了一定的社会条件。隋唐统治者还鼓励垦殖，把增加人口，发展农业生产作为考核地方官吏的标准。武则天时曾规定在州县境内，如“田畴垦辟，家有余粮”，则予升奖，如“为政苛滥，户口流移”，则加惩罚。【12】因此，农民尽管遭受着沉重的经济剥削，但仍有一定的生产积极性，在生产斗争中，把农业经济推上了空前兴盛的阶段，创造了封建社会盛世的物质基础。隋朝建立仅十二年时，就已“库藏皆满”【13】。“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今山西太原）库布帛各数千万”【14】。唐朝建立二十年后，隋朝所留库藏尚未用尽。唐时，农业生产继续得到发展，到开元、天宝“盛世”时，“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校量”【15】。天宝八年（749年），政府仓储粮食约达一万万石。唐政府因而不断修筑和扩大隋代所兴建的仓窖。从1971年起，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和探查隋唐含嘉仓时，陆续探出该仓的粮窖259个之多。最大的窖，窖口直径达18米左右，深12米左右；最小的窖窖口直径亦有8米左右，深6米左右。在已发掘的6个窖中，其中一个尚留存有大量炭化的谷子，说明当时防潮防腐技术已相当高明。据这些炭化谷子推测，此窖储粮在250吨左右。由这些可看出含嘉仓所储藏的粮食之多，也反映了隋、唐农业生产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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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南方的社会较为安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从隋灭陈到宋朝统一南方，不到四个世纪中，户数增加了四倍多。劳动力的大最增加，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大规模兴修水利，使得南方农业生产水平大幅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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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水田整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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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北方一样，首先表现在整地技术的提高。耕地的主要工具——犁的结构，发展到唐代已相当完备。陆龟蒙《耒耜经》中所记唐后期的江东犁，系由11个部件构成：犁镵——切开土块和切断草根，并把切下的土块送到犁壁上；犁壁——翻转犁镵犁起的土垡，使杂草残株等埋覆在下面，同时也有破碎土垡的作用（以上两部件为铁质，以下部件均为木质）；犁底——用以稳定犁镵的位置并稳定犁体；压镵——协助犁底稳定犁镵，兼有固定犁壁位置的功用；策额——固定犁壁位置并防止犁壁的摆动；犁箭——即犁柱，贯穿在策额、压镵、犁底的孔中，把它们固结在一起，上端贯穿犁辕，并把犁辕的位置固定起来；犁辕——是承受牵引作用的主要部分；犁评——主要用于控制耕地的深浅；犁建——功用在限制犁辕、犁评，不至于从犁箭的上端滑脱；犁梢——耕地时，耕者手扶犁梢，以掌握犁身行进时的方向和平衡；犁槃——其作用是便于犁身的摆动和行进时掉转方向。用江东犁耕地，欲深欲浅均可，运用自如。江东犁的出现是我国耕地用的铁农具已经成熟定型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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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江东犁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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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耕地工具的改进，唐代水田地区农民除能熟练地掌握深浅耕外，还进一步要求犁地的宽度、深度保持一致，耕起的土垡整齐均匀，即要达到所谓“行必端，履必深”【16】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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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犁外，还有一种新的整地工具铁在这时出现，用它掘土，比牛耕还深些，且可随手耙碎土块，很适合于缺牛少耙的小农使用。又，《耒耜经》里提到破碎土块平整地面的工具有爬（耙）和。耙除破碎土块的作用外，还能利用耙齿铲除一部分杂草或作物的残株。是唐代才出现的工具，其作用据《耒耜经》说：在土壤耕翻、耙碎后，为了使土壤更细碎，地面更平整，适合水稻插秧的要求，于是“爬而后有焉”，用以“破块滓，混泥涂也”【17】。到宋代，在耙和两道工序之间，又加上一次耖的工作，使土壤更加细熟。于是，水田的土壤耕作，形成了耕——耙——耖一套技术措施。它与北方旱作地区的耕——耙——礳技术可两相媲美，这是南方水稻生产精耕细作化的又一个标志，它对水稻生产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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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水利和灌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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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以前，农田水利工程大都在北方，东汉时开始向南方推进，南北朝时，南方进一步发展，到隋、唐时期，则南北同时大举兴修，达到全面发展的兴盛时期。据粗略的统计，唐代兴修的水利工程约二百六七十处。北方，关中农田水利继续发展。重要的有黄河、汾河河曲地带的水利开发和在龙门下引黄灌田工程等；南方，江浙海塘、太湖湖堤、长江堤防都在这一时期相继完成。福建的福州、长乐沿海也开始兴筑海堤，建立斗门，控制咸潮浸灌，开辟良田。五代时，江南的吴越国在唐代的基础上又大加发展，在太湖地区开始出现圩田制度和水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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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已从治水中得到启发，利用堤防来治洼地。吴国在固城湖畔“筑圩”，越国在淀泖湖滨“围田”，这是人们利用、改造低洼地的重要尝试。圩田的出现，使人们进入主动改造低洼地的新阶段。唐中叶以前，圩田的发展还较缓慢，中唐以后才在南方迅速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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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宋水利学家郏亶《吴门水利书》及其他历史资料记载，当时的太湖圩田有着相当周密的规划和科学的布置。首先在太湖平原上兴修了大量水利工程，五里、七里开一纵浦，七里、十里修一横塘，浦塘之间开垦为圩田。有的圩田的规模相当大，“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为了保证圩田的安全，塘浦都修得既深又宽，宽十余丈至三十余丈，深二至三丈；堤岸高厚，高至二丈，低亦不下一丈，使太湖洪水迂回于塘浦之间，辗转出海。沿江、滨海之处筑有江堤、海塘，通江入海的重要港浦，设置堰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高地、低地之间，也都设有斗门堰闸，实行分级、分区控制，使高地不受旱，低地不患涝。圩内则沟渠四通八达，以备灌、排水及运输之用，圩岸遍植杨柳，堤下种植菱苇，用以护堤防浪。这样，整个圩田形成了圩堤、河渠、堰闸三者相结合的一个有机整体。塘浦圩田系统的建成，使太湖低洼地区逐步变成“苏湖熟，天下足”的全国最重要的粮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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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量兴修农田水利工程的同时，唐政府还加强了对农田水利的管理。唐朝中央尚书省下，设有水部郎中和员外郎，“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总而举之”【18】。又设有都水监，由都水使者掌管京畿地区的河渠修理和灌溉事宜。唐朝还制定了关于水利的法律《水部式》，规定关于河渠、灌溉、舟楫、桥梁以及水运等法令。《唐律》中对水利也有明文规定，如在“失时不修堤防”条中规定，“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罪三等”；在“盗决堤防”条中规定，“诸盗决堤防者，杖一百（谓盗水以供私用，若为官检校虽供官用亦是），若毁害人家及漂失财物赃重者，坐赃论。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罪一等。若通水入人家，致毁害者亦如之”。【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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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灌溉技术比以前有很大进步，特别是水车得到推广。太和二年（828年），唐文宗令人作水车样，“并令京兆府造水车，散给缘郑、白渠百姓，以溉水田”【20】。至于灌溉工具的发明，在北方有“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的水车；长江流域出现半机械化的筒车。筒车形似纺车，四周缚有竹筒，利用水流冲力，冲击轮子而旋转，把水由低处提到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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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树栽培和茶叶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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