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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3 唐咸通九年印《金刚经》(卷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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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版印刷术自发明之后,不断得到发展和推广使用,到9世纪时已相当普遍,成为一种新兴的重要手工业部门,对人们的经济生活和科技文化生活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五代时,我国虽处分裂战乱时期,但印刷术仍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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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4 唐乾符四年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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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阶层从民间印售书籍的过程中,了解到印刷的重要性,因而五代时在官方兴起了刻印儒家经典的活动。后唐明宗长兴二年(931年),冯道等倡议发起刻印儒家经典。次年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秩刻印板,广颁天下”【80】。自长兴三年起,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前后22年,刻成印板《九经》、《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2部,130册,并印刷出售。自此,刻印书籍成为政府的出版事业。另一方面,私家的刻印业仍很活跃,所刻印的书籍除释、道、儒三家经典外,还有文学、史学、法律、类书、历本等,五代时期印刷事业的发展,为宋代印刷术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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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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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代以后,我国的造纸技术不断革新和进步,魏晋南北朝时,纸已代替帛、简之类,成为普遍的书写材料。造纸的主要原料除原有的麻、楮等外,桑皮、藤皮也被利用来造纸。北方主要仍使用麻、楮造纸,质量和数量都有较大提高。南方的藤纸由于质地优良,也成为官方文书主要的用纸,曾经盛行于一时。其中浙江剡溪(今嵊县一带)的“剡藤”尤为驰名。西晋张华《博物志》中已说到“剡溪古藤甚多,可造纸,故即名纸为剡藤”。唐舒元舆《悲剡溪古藤文》更称“剡溪上多古藤株枿,谿中多纸工,擘剥皮肌以给其业”【81】,反映了擘剥藤皮造纸和造藤纸手工业到唐代更发展为当地普遍的手工业。在工艺技术方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使用了帘床设备捞纸,提高了工效,又使纸张有一定的规格。防止纸张虫蠹以及染色的“潢治”法,已经发明并得到推广,《齐民要术》专门记载了“染潢及治书法”一条,叙述利用黄蘖染纸的技术要领。另外还有关于利用“雌黄治书”以防虫蛀的记载。这时期的纸张质地匀细,外观洁整平滑,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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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以至宋代,我国的造纸手工业遍及全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也促进了造纸业和造纸技术的发展。传统的麻纸、楮皮纸、桑皮纸、藤纸等继续发展,新的造纸原料如竹、檀皮、麦秸、稻秆等不断被开拓利用。麻纸这时仍是主要的用纸,有白麻纸、黄麻纸、五色麻纸等多类品种,麻纸的产量相当可观,唐玄宗时,仅每月发给集贤书院四川产的麻纸数量就达五千番之多。扬州的六合纸亦是一种品质优良的麻纸,宋米芾的《十纸说》称:“唐人浆锤六合幔麻纸,写经明透,年岁久远,入水不濡。”藤纸在唐时成为一种名贵的纸张,人们相尚成风,舒元舆在《悲剡溪古藤文》中说,“人人笔下动数千万言”,用量很大,“自然残藤命易甚”,供不应求。由于藤的滋殖较慢,产地有限,在竹纸问世以后,藤纸就逐渐被竹纸取代了。中晚唐时,竹子开始在南方成为造纸的原料,并得到迅速的发展,9世纪初李肇在《国史补》中记述各类名纸时,已提到“韶之竹笺”,说明广东竹纸已具较高水平。竹子纤维较硬易断,技术处理比较困难,竹纸的问世,标志着我国造纸技术已相当精熟。北宋初,江浙一带和福建也均已以嫩竹造纸,竹纸的产量和质量都有大幅度提高。12世纪前曾以“剡藤”闻名的浙江剡溪,已是“今独竹纸名天下”。竹纸取代了藤纸,而且品种多样,单是上品就有“姚黄”、“学士”、“邵公”三种,为“工书者喜之”【82】。明代的竹纸继续发展,福建尤为突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造竹纸》中称,“凡造竹纸,事出南方,而闽省独专其盛”,并系统记述了取材、加工到焙干的生产技术过程。书法绘画的名贵用纸宣纸,唐时以“玉版宣”之名在安徽宣州(今泾县)一带问世,并被列为贡品。宣纸在唐时以檀皮为原料,到清代改用檀皮、稻草合料制造,其质地细腻、洁白、柔软,且经久而不变色,被赞为“莹润如玉”,至今仍为世所宝。唐时造纸中加矾、加胶、涂粉、洒金、染色等加工技术也有所提高,纸的品种繁多,美观幽雅,例如全国闻名的有十色笺、五色金花绫纸、薛涛深红小彩笺等,还出现了各种以花鸟禽兽为图案的模底纸(即水纹纸),深受人们喜爱和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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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炼丹术和化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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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帝王因自己姓李,便托附老子李聃为始祖,把老子封为玄元皇帝,并不断给老子加封了一系列尊号;又把道教奉为国教,不少炼丹的道士出入宫廷,成为帝王的座上客。炼丹术便在封建统治者的支持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不少著名炼丹家和炼丹著述。如孙思邈和他的弟子孟诜,既是杰出的医学家又是有名的炼丹家,又如陈少微及其著作《大洞炼真宝经修伏灵砂妙诀》、《大洞炼真宝经九还金丹妙诀》,张果及其著作《神仙得道灵药经》、《丹砂诀》等。这些对后世的炼丹化学和药物,都有很大的影响。开元年间,唐玄宗李隆基下令当时的道观搜集道教的典籍,汇编成《三洞琼纲》共三千七百多卷,是为《道藏》的开端。现存的《道藏》增收了唐、宋以来的很多著作,于明正统九年(1444年)刻版印行,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增刻《续道藏》,清道光年间又有增补。正续《道藏》计收有著作1476种,合计5485卷,分订为1120册,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丛书。《道藏》内容很庞杂,包括有很多与道教无关的书籍,其中与炼丹有关的有一百多种,是我们研究炼丹术中化学知识的珍贵资料。人们取得这些化学知识是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走过极其曲折的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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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统治者以及士大夫欲图借助于神丹企求长生不老,结果却屡屡招致严重的病痛以至死亡,共有6位唐代皇帝因服食丹药而死。【83】事实教育了人们,使人们对于炼丹的骗局不断有所觉悟。如长庆元年(821年),一名叫张皋的处士上疏给爱好金石之药的唐穆宗,说:“先朝暮年,颇好方士,征集非一,尝试亦多,累致危疾,闻于中外,足为殷鉴。”【84】炼丹术所企求的长生不老的欲望不断破灭,导致炼丹术由盛至衰的演变。宋代炼丹虽仍流行,但已渐渐转入强调内丹,即强调自身的修炼,所谓“诚则灵”,把能否得道成仙说成是修炼者自身的功果了。到了明代,炼丹术便趋于没落了。这说明伪科学虽亦能盛行于一定的时间,但经不住实践的考验,最终必将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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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丹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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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时在炼丹实验中一个显著的进步,就是用药趋向小数量按比例,向定量化发展,而不像以往用药量的盲目性,或即使有一定比例,也非常粗略的情况。例如在《抱朴子·内篇》里提到的炼丹用药,往往是“各数十斤”,甚至有用到“百斤”的。虽然由于炼丹家的保密,这种数字并不可靠,但也足以反映那时的炼丹技术是较粗率的。唐时的炼丹用药一般已用“两”作单位,比前代的用药量大大减少。至宋代用药量又进一步减少,用“两”和“钱”来作为用药的数量单位。这说明炼丹家在长期的炼丹、制药实践中,已经积累了更加丰富的化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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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5 西安唐邠王府出土的炼丹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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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汞和硫黄制造丹砂的技术唐时已相当成熟,一般是用汞1斤、硫黄3两,相当于100∶19。根据硫化汞中汞和硫的原子量计算,汞与硫的比例是100∶16,炼丹过程中用硫量较硫化汞的分子组成所需的硫大,这是合理的。因为硫黄在燃烧过程中容易损失,只有加大硫的分量,才能与汞充分反应。此外,利用汞和硫制成硫汞,再与食盐反应,然后升华,从而炼制出水银霜(亦称升汞,即HgCl2)的技术也已相当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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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炼丹方士还开始利用朴硝(硫酸钠)和芒硝(硝酸钾)的水溶液来提取硫酸钾的结晶,利用汞和锡制造锡汞齐,并对铁矿也有一定的认识。在炼丹药物中还利用波斯产的石棉和密陀僧,张果的《张真人金石灵砂论》中,就提到铅“可作黄丹、胡粉、密陀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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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法炼丹过程中,火候的控制是很重要的。当时虽还没有测量温度的仪器,但在长期的炼丹实验中,已掌握了利用调节炭量和燃烧时间来控制温度的丰富经验。特别是在煅、伏易燃物质时,经常引起失火事故,使炼丹家积累了不少教训。在八九世纪左右,炼丹家已经知道了“以硫黄、雄黄合硝石,并密烧之”,则会发生“焰起,烧手面及屋宇”【85】的现象。据研究,这里的“密”字应是“蜜”字之误,蜜加热分解出炭,因而实际上是硫黄、硝石与炭混合在一起。这三种东西的混合物就是初始的黑火药,对近代世界起重大作用的火药就是由此发明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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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丹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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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丹方士所使用的工具和设备,现存唐以前的文字记载较为简略隐晦,而且不附插图,但根据宋以后的文字记载和插图,仍可以了解大概的情况。1970年10月,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唐邠王府遗址出土的唐代医药文物中,有银制石榴罐4个,研药器玛瑙臼1个,玉杵1枚等,为我们提供了唐代炼丹工具的实物证据。关于炼丹用的工具和设备,概括起来有十多种,即丹炉、丹鼎、水海、石榴罐、甘埚子、抽汞器、华池、研磨器、绢筛、马尾罗等。丹鼎是火法炼丹中的反应室,水海为降温用。石榴罐是一种简单的蒸馏器,下置甘埚子,加热后石榴罐中的水银蒸气在甘埚子的冷水中冷却成为液态水银。成书于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的《丹房须知》载的蒸馏器图,已比较复杂,图中可以看到下部是加热的炉,上部是盛药物的密闭容器,旁通一管,可使水银蒸气流入旁边的冷凝罐中,蒸馏设备已是相当完善。这种蒸馏器是我国古代炼丹家在长期炼丹实践中的一项发明。华池是水法炼丹中的重要工具,是用来盛浓醋酸的溶解槽,醋中投入硝石和其他药物,硝石在酸性溶液中提供硝酸根离子,起类似稀硝酸的作用,可使许多金属和矿物溶解。这种把酸碱反应与氧化还原反应统一起来的方法,是我国古代炼丹化学上的一大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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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6 西安唐邠王府出土的炼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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