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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7 《丹房须知》中所绘的蒸馏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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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药物和化学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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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时的炼丹方士很注意各种药物的产地,对各地所产药物特别是矿物药的性质有较详细的记述,已知道辨别药物质量的优劣,并且著有矿物药的专著。约成书于664年的《金石簿五九数诀》,指出了炼丹时“先须识金石,定其形质,知美恶所处法”。书中详列各种药物的形质和品质,以及药物的产地。如朱砂,书中说,“出辰(今湖南沅陵县)锦(今湖南麻阳县西)州,大如桃枣,光明四暎彻莹透如石榴者良,如无此者次”;又如雄黄,书中说:“出武都(今甘肃武都县),色如鸡冠,细腻红润者上,波斯国赤色者下。”818年梅彪所撰的《石药尔雅》,更是一部矿物药物的同义词典,书中列举了62种药物的335种异名,给人提供了解炼丹方士关于药物的晦涩用名的方便,李约瑟称之为“唐代炼丹术语的可靠指南”,“可与10世纪玛西亚努(Marcianus)第299号抄本,1478年巴黎第2327号抄本(贝特洛Berthelot)或1612年鲁兰德(Ruhland)《炼金术词典》(Lexicon Alchemiae)等所载各炼金用语表相媲美”【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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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炼丹中所得到的化学药物,在医学上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这是炼丹术的精华部分之一。在孙思邈的《千金翼方》中,记有“飞水银霜法”,这里的水银霜是毒性较小的汞化合物氯化亚汞(HgCl),可以治疗疥癣、湿疹等皮肤病。王焘的《外台秘要》记有另一制水银霜法,这种水银霜是氯化汞(HgCl2),有很强的杀菌防腐力,外用可以提毒、拔脓,促进疮口愈合。孙思邈还制造了一种叫“太一神精丹”的化学制剂,是由丹砂、曾青、雌黄(As2S3)、雄黄(As2S2)、磁石、金牙(主要成分是铜)等经化学反应后升华而得到的。其中含有氧化砷、氧化汞,砷和汞都是剧毒药物,可以杀灭多种原虫和细菌,外用可以治疗皮肤病,内服能够治疗回归热和疟疾,而且具有健身作用。为了防止药物中毒,孙思邈还用以枣泥和制为丸的方法,同时在治疗功效不显著时采取逐步增量的服法,这与现代服用砒霜的原则相符。《唐本草》中记有一种用白锡银箔和水银合制而成的“银膏”,类似现代齿科用的填充剂。这些,都是炼丹术对医药学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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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中医药学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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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机构与医药教育、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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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的医药机构已较为完善,其规模不但为中国此前历史所无,也是当时世界所仅见的。当时的医药机构是由门下省统尚药局,负责宫廷中的医药事务,由太常寺统太医署,掌管政府中的医政事务。隋时太医署有两百多人,唐时有三百多人,人员分工比隋时更为精细,有令、丞、监、正等主管官员,还有主药、医师、药园师、典药、针工、按摩工,以及各科博士、助教、学生等。由于鬼神迷信盛行,在尚药局和太医署还设有咒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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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教育制度,唐时已相当健全。除了传统的个人之间的传授外,国家也采取措施,在太医署设医学,分医科、针科、按摩科和咒禁科招收学生,置博士和助教进行教授。医科“以本草、甲乙、脉经分而为业”,分为体疗(相当于内科)学生10人,学期7年;疮肿(相当于外科)学生3人,学期5年;少小(相当于小儿科)学生3人,学期5年;耳目口齿(相当于五官科)学生2人,学期4年,角法(相当于拔火罐等外治法)学生2人,学期3年;针科学生20人,学习经脉孔穴;按摩科学生15人,学习“导引之法以除疾,损伤折跌者正之”【87】。学习期间还进行月考、季考、年考和毕业考等,根据成绩优劣而分别录用,有的留太医署,有的派到地方。如果毕业考试连续两年不及格的,即令退学。在各州也设置医学,设博士、助教,收录学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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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对医药较为重视。开元十一年(723年)九月,玄宗曾制《开元广济方》5卷,颁示天下。天宝五年(746年)八月,敕郡县长官就《开元广济方》选取切要者,于村坊要路处榜示宣布。贞元十二年(796年)二月,德宗制《贞元集要广利方》5卷,计586方,颁行州府,散题于大街通道上。【88】唐政府还在陵寝庙宇处储存药物,以备救灾,并建立了养病坊,收治病人。同时,唐攻府制定了严厉的医药律令,惩处医疗事故和欺诈现象。《唐律》规定,“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其故不如本方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即卖药不如本方杀伤人者如之”【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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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元方和《诸病源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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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在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并不断探索着疾病的起因和记述临床症候,取得不少成就。隋大业六年(610年),太医博士巢元方等受命对前人的经验进行总结,“共论众病所起之源”,编著成《诸病源候论》一书。巢元方的事迹已不可考,仅知他是隋大业中(605—616)的太医。他所撰的《诸病源候论》,全书50卷,分67门,1720论,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的病因、病理和症状,反映了我国医学理论的发展和临症实践的提高,成为我国历史上内容最丰富的探讨病因病机的一部专著。其中对一些疾病的起因有不少创见,突破了前人的定论,发现和描述了一些真正的病原。如对于疥疮等病的病因,隋以前多认为皮肤感风惑邪热所致,属于风、寒、暑、湿、燥、火等六淫致病的传统学说,巢元方等通过临床的细致观察,发现疮里“有难见”的细虫,确认疥疮是疥虫所引起的,并强调“疥疮多生于手足指间,渐渐生至于身体”,比较正确地描述了疥疮病原体、传染性、好发部位的临床表现特点。在对流行性传染病的病因方面,巢元方等在继承前人提出的气温突变等因素致病的认识外,还提出了“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的见解,虽然他们还没能认识“乖戾”是什么东西,但较前人已前进一步,并指出这类疾病“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方法以防之”。对于绦虫这类寄生虫病的感染,书中亦明确提出是由于饮食不当所致。对一些疾病的临床表现,也有较详细的描述,例如对糖尿病、漆过敏、泌尿结石、水吸血病等都有较详细而正确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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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修本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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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神农本草经集注》的作者陶弘景生活在南北对峙的时代,虽然尽了个人最大的努力,但“闻见阙于殊方”,加之个人著述,“铨释拘于独学”,难免存在着片面性和错误。隋唐以来,政权统一,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内外交通发达,用药经验不断丰富和提高,外来药物和新发现的药物日益增多,《神农本草经集注》的缺陷也日益突出。因此制定一部新的本草,不仅是社会的要求,而且也具备了可能的条件。显庆二年(657年)苏敬提议修订新本草,唐政权组织了长孙无忌、许孝崇、李淳风、孔志约、于志宁等22人与苏敬一起集体编修新本草。同时,唐政府“普颁天下,营求药物”,征集全国各地所产的药物,并令绘出实物图谱,以供编书之用。修订时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为过去的医药经典所局限,“本经虽阙,有验必书,别录虽存,无稽必正”,经过“详探秘要,博综方术”,进行编撰,于659年撰成《新修本草》颁行。【90】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由国家颁行的最早的一部药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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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本草》内容包括本草并经图目录,共54卷,分药图、药经、本草三部分,收载药物844种,其中考正过去本草经籍所载有差错的药物四百余种,增补新药百余种。书中详细记述了药物的性味、产地、功效及主治的疾病。该书颁行后,很快流行全国,在统一用药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存仅有残卷的影刻、影印本,但在后世本草和方书中保存了部分内容。由于书中收录有各地动植物的标本图录,全书文图并茂,有图经25卷,因此它不仅是一部药物学著作,而且是一部动植物形态学著作,在生物学史上也有着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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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本草》编订以后,还出现了不少医家的本草著作。较著名的有陈藏器的《本草拾遗》10卷,对《新修本草》遗漏的药物进行增补;有专门记述食物治疗和鉴定食物的《食疗本草》和《食性本草》;有主要是记述国外引进药物的《海药本草》和兄弟民族地区药物的《滇南本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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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思邈《千金方》和王焘《外台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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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期在临症医学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出现大量的方书,其中隋代所撰的《四海类聚方》达2600卷,卷帙浩瀚,为前所未有的著作,可惜早已佚亡。现存著名的有《千金方》和《外台秘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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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金方》是《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的简称,作者是唐代杰出的医学家孙思邈(581—682)。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他一生从事医学实践和医学研究,治学态度非常严谨。他认为一个好医生,必须精勤不倦地努力学习前人留下的大量医药典籍,博通医学源流,吸取前人的经验,具备坚实的医学知识基础。他反对那种读了几年方书,就认为天下无病不可治的轻浮态度。他自己非常勤学苦钻,“青衿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他谦虚好学,对于诊断和医疗方面有“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91】。因此,他精通医学,有很深的造诣。他反对那种借医术以追求名利的行为,主张医生必须有高尚的品德。认为医师治病,应没有贪求财物的私念,对患者要有同情和爱护之心,不论贫富、贵贱、亲疏都应一视同仁,精心诊治。他后来曾总结行医的经验,提出“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作为行医准则,把“不为利回,不为义疚”【92】,作为行为方正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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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思邈提倡人人都应懂得医术,借之“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他看到当时的方书,“部帙浩博”,如遇到急病,求检非常困难,等到寻得医方,“疾已不救”的状况,因此立意编著成两部简易实用的方书,各30卷,并取“人命至重,有贵千金”【93】之义,取名《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这两部方书是孙思邈一生心血的结晶,在中国医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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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金要方》是孙思邈积五十多年的临症经验,结合历代医学典籍而著成的,书中内容包括中医基础理论和临症各科的诊断、治疗、针灸、食治、预防、卫生等,并把妇科病和小儿护理放在重要的地位。《千金翼方》是他集晚年近三十年的经验而写成,作为对《千金要方》的补充,内容以本草、伤寒、中风、杂病,疮痈等记述最为突出。书中共收载当时所用药物八百多种,对其中两百多种药物的采集和炮制,作了详细记述,还补充了许多治疗方法,对外来医药知识也有记载,其中都凝聚着他长年采集、观察和应用药物的经验。由于他在药物方面的成就,被后世尊为“药王”。更为可贵的是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改变了以往那种论病、用方、用药都本古代医经的做法,他兼取各家医说和成就,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加以发展。如他改变过去每方用药不过五六味,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病不能用此方的传统;又如他改变张仲景《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以医方之主治为纲等。孙思邈敢于冲破传统,大胆创新,开了中医学史上的一代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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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台秘要》成书于752年,全书共40卷,分1104门,是一部综合性的医学著作,其内容包括各科疾病和医方。作者王焘虽不是一个专业医师,但他因“幼多疾病,长好医术”,加上他在唐廷做官数十年,“久知弘文馆图籍方书等”,研读了大量的医书,因而完成了这部著作。他自己也称在编撰这部著作时,“凡古方纂得五六十家,所撰者向数千百卷,皆研其总领,核其指归……伏念旬岁,上自炎昊,迄于盛唐,括囊遗阙,稽考隐秘,不愧尽心焉”。【94】由于唐以前方书已大多佚亡,因此《外台秘要》为后世保存了很多已佚方书的内容,在医药史上具有相当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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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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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代在外科治疗方面有着较大的进步,《诸病源候论》中有关于肠吻合手术和如何护理这一复杂的腹部手术的记载,还记有结扎血管的方法等。成书于841年的《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治疗骨折和脱臼的专著。书中对骨折和脱臼的整复手法、治疗技术等,提出了清洁伤部的“煎洗”,检查诊断的“相度损处”,手法牵引的“拔伸”,使移位的断骨复位的“收入骨”,使骨折的两断端正确复位并防止再位移的“捺正”和夹板固定,使用通经活络药等十大治疗步骤。孙思邈关于下颌骨脱臼的整复术完全符合现代解剖生理学的要求,一直沿用到现在。其他关于眼科的白内障手术和镶牙技术,也都在唐代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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